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撒切尔夫人推测，“假如绝食者一个接一个死去，而我们不做任何反应”，那么共和军领导层或许不会让绝食行动继续下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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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可不是什么好事。”阿特金斯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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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撒切尔夫人认同道，“绝非好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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杜洛尔丝·普赖斯密切关注着绝食抗议的消息。但自从玛丽安离开阿马监狱，她的情绪开始逐渐崩溃。[50]“失去玛丽安以后，我变得失魂落魄。”她回忆道。她的体重开始迅速下降，性格也似乎越来越孤僻反常。1980年5月的一天，她吞下了十几片安眠药。[51]这是杜洛尔丝真的想自寻短见还是她发出的求救呼喊已不得而知，但她的确在监狱医院接受了洗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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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的行动就像发条娃娃。”她在给芬纳·布罗克韦的信中写道，在空虚麻木的日子里，睡觉是她唯一的庇护。随着30岁生日的临近，她回想起自己将近整个20岁的光阴都“荒废”在了监狱里。[52]她想过要一个孩子，并指出这种“天性”可能永远无法满足。“这令我难过不已，”她写道，“也将使我抱憾终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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出狱之后，玛丽安·普赖斯只去探望过杜洛尔丝几次。[53]每次当她在探视结束准备离开时，杜洛尔丝都会抓着她不愿放手。[54]多年以前她曾承诺，只要能回到北爱尔兰，她将毫无怨言地服刑，而如今她却感到愤愤不平。她在给布罗克韦的去信中写道：“这不公平，到3月份我的刑期就满八年了。就算杀人犯也不会蹲这么久的监狱，我却因为制造一场爆炸案被判了无期徒刑。”[55]作为“无名氏”的成员，普赖斯曾经参与过其他实实在在的致命行动。但她没有因此而遭到指控，现在她也没有提及这些行动。相反她指出，她甚至不再向共和军做出“空口承诺”，并且“感觉自己被抛弃了，我因为宣布退出组织而被当成了共和军事业的叛徒”。尽管如此，她誓言忠于朗·凯什的绝食抗议者。“我会（尽一个厌食症患者所能！）吃东西，但精神上我将在活着的每一天和他们一起挨饿。”她写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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布罗克韦被这些信件深深打动，于是他直接向撒切尔夫人请愿，辩称普赖斯姐妹犯下伦敦爆炸案是因为“陷入了青春期的冲动”，而且她们向他保证，她们是在“不伤及任何人”的前提下加入此次行动的。布罗克韦自称“算得上她们的精神导师”，并表示两姐妹“已经坚信暴力是错误之举”。[56]他向撒切尔夫人保证，如果杜洛尔丝被释放，她将“不顾危险”，致力于“敦促她的天主教同胞不要使用暴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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说服撒切尔夫人并非易事。“看得出来你相信杜洛尔丝已经摒弃了暴力。”她写道，并委婉地暗示，布罗克韦对于狡猾的普赖斯姐妹的话可能太过轻信。[57]撒切尔夫人说，她已经询问过杜洛尔丝目前的健康状况，“医生认为她比她的妹妹坚强得多”。有一件事令撒切尔夫人感到困惑，她在布罗克韦的一封来信边上草草写道：“玛丽安去看她的次数少得惊人，作为双胞胎之一，她肯定感到很不安。”[58]普赖斯姐妹的亲密程度让撒切尔夫人误以为她们是双胞胎。但即便如此，撒切尔夫人仍然指出，杜洛尔丝似乎对共和党怀有“同情”，就算她出狱了，“我怀疑她的老朋友们并不会让她清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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博比·桑兹竞选期间，杜洛尔丝·普赖斯的健康状况急转直下。作家蒂姆·帕特·库根去阿马监狱的C区探望了她，并被她的智慧所打动。但他认为杜洛尔丝给人一种“狐猴般的感觉”。她“穿着优雅，精心打理头发和指甲，以此来抵消疾病带来的影响”。[59]库根如是指出，但她已经疲惫不堪，几乎什么也做不了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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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81年4月3日，一位爱尔兰枢机主教托马斯·奥·菲奥赫致信撒切尔夫人。[60]他说自己去看望过普赖斯，过去一个月她一直被关在医务室里。“她无精打采，无人陪伴，几乎无法走路，而且需要有人帮忙才能上楼。”这位枢机主教曾在杜洛尔丝的情况恶化之前探望过她，他记得那时的她生气勃勃。他指出，她已经变成了“一个憔悴的幽灵，未老先衰，毫无求生的意志可言”。他要求撒切尔夫人认识到“这个姑娘危在旦夕的鲜明事实”。他还指出，一旦她死去，可能会立刻引爆一场相互指责的暴力冲突。枢机主教请求撒切尔夫人释放普赖斯，并表示“就算下周也可能为时已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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尽管如此，撒切尔夫人仍不愿让步。她给奥·菲奥赫回信称，她明白普赖斯一家人的“忧虑”，但她无意释放杜洛尔丝。“普赖斯女士的情况会继续得到密切关注。”[61]她说。4月中旬，普赖斯从阿马被紧急送往贝尔法斯特马斯格雷夫公园医院的拘留病房。[62]入院的时候，她的体重是34公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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医院外，北爱尔兰再次陷入骚乱，贝尔法斯特和德里爆发了激烈的巷战。[63]医院的人每天都说，博比·桑兹很快会被送到那里。[64]有一段时间，普赖斯似乎有望和跟她如此类同的这位年轻绝食者在拘留区相遇。尽管她苍白憔悴，但这仍是一件值得期待的事。她希望自己能向桑兹表达最后的敬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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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一直没来。1981年5月5日，博比·桑兹去世。[65]那是他绝食的第66天，正如60年前特伦斯·马克斯威尼的死一样，桑兹的去世成了世界各地的头条新闻。格里·亚当斯后来回忆道，桑兹的死“比爱尔兰的其他任何事件所带来的国际影响都要巨大”。[66]数十万人涌上贝尔法斯特街头，目睹他的灵柩被送往墓地。[67]爱尔兰南北双方对共和党事业的支持出现了压倒性的激增。撒切尔夫人对采取强硬立场并不后悔。“桑兹先生是一名罪犯，”她在他死后宣称，“他选择结束自己的生命，这是他的组织并未让许多其他受害者做出的选择。”[6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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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就在世界聚焦于她和博比·桑兹之间生死攸关的意志较量时，撒切尔夫人不动声色地表现出了对杜洛尔丝·普赖斯的仁慈。[69]桑兹去世的两周前，普赖斯“基于医疗原因”被释放出狱，其20年刑期的剩余徒刑得以免除。官方对于这一决定的解释是，她的“健康状况岌岌可危，随时可能突然晕倒，乃至去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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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之后的许多年里，每当普赖斯想起博比·桑兹去世而自己重获自由的那一刻时，她都会落泪。[70]普赖斯姐妹两次傲视英国政府，并且在两次事件中，她们给自己的身体造成的伤害足以令她们获胜。桑兹的死或许让他显得不那么幸运。但在某种意义上，他又是幸运的，因为他在殉难中获得了比他活着时更大的成就。并且汉弗莱·阿特金斯和撒切尔夫人推测错了，他们以为十个绝食者中肯定至少会有一个薄弱环节。然而桑兹去世后，另外九人紧随其后，他们在那个夏天一个接一个绝食而死。[7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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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杜洛尔丝·普赖斯感受到的和博比·桑兹之间的联系还有更深层的原因。“我们被‘强制进食’了很长一段时间，这意味着我们死不了，”她多年后写道，“在英国医疗委员会拒绝对囚犯实施‘强制进食’后，英国议会立刻通过了一项法案……令监狱无法用往囚犯喉咙里塞管子的方式让他们活下来！”[72]普赖斯姐妹结束绝食后不久，世界医学协会宣布了一项具有里程碑意义的声明，称强制进食是不道德的行为。[73]在做出停止对杜洛尔丝和玛丽安实施强制进食的决定后，英国的政策确实很快发生了改变。彼时罗伊·詹金斯宣布，英国监狱的绝食抗议者将不再遭受强制进食的措施。[74]当杜洛尔丝在1974年以这种特殊方式获胜时，她不知道自己所造成的环境将在七年之后使得十名抗议者绝食而死。[75]在后来的岁月中，她常自问，难道这没有在某种程度上使她成为整件事的帮凶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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什么也别说：一桩北爱尔兰谋杀案 十七 有为剧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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杜洛尔丝·普赖斯出狱的消息公开后，引发了一场愤怒的抗议。伊恩·佩斯利，也就是那位狂热的保皇派教士兼政客，将其刑期的免除形容为“骇人的丑闻”。[1]他辩论称，普赖斯依然对社会构成了非常现实的威胁，因为她“骨子里是个凶手”。有些观察人士提出，汉弗莱·阿特金斯受到了普赖斯姐妹的“蒙骗”——杜洛尔丝和玛丽安是不思悔改的恐怖分子，她们为了确保自己出狱而蓄意发展了饮食失调的病症。[2]厌食症在那个年代并不为人熟知，人们将之形容为“减肥病”，仿佛引发痛苦的不是绝食或者强制进食，而是虚荣心。佩斯利和其他一些人阴暗地猜测，杜洛尔丝或许是在和博比·桑兹以及朗·凯什的其他绝食者的秘密协议中被释放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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多年以后，杜洛尔丝描述道：“对于一个服刑多年的人而言，你出狱后进入的是一个新世界，一个截然不同的世界。你必须在这个世界里重新开始学会生活。”[3]在监狱里被关了八年后，她回到家人身边开始恢复，体重也逐渐开始增加。严格说来，她是被“许可”释放的，这意味着她的自由有附加条件。[4]一旦违反了这些条件，她随时可能重返监狱。其中一项条件就是，她不能离开北爱尔兰。但在出狱几个月后，她请求政府的准许，到爱尔兰共和国度过一个月的暑假。[5]撒切尔夫人亲自审阅了这一请求，并最终给予批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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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而，普赖斯想要的不只是到南部度假，而是彻底搬到都柏林。和贝尔法斯特相比，都柏林的氛围一向更加自由，不那么紧张，从文化而言也更富活力。城里的咖啡馆和运河让人感觉北部的冲突那么遥远，这里似乎是普赖斯追求新抱负的理想之地：她想成为一名作家。她很快就找到了工作，为报纸自由撰稿。从某些方面而言，这对她是一个很自然的职业。她一直有一种牛虻的特质，而这份工作能让她间接接触政治，同时远离准军事前线。1982年12月，出狱一年半以后，她在《爱尔兰日报》发表了一篇有关厌食症的报道。[6]她在其中指出，厌食症作为一种疾病其实完全在于控制，诸如戴安娜王妃和简·方达这样的著名女性也经历过这种痛苦。她错误地提出，厌食症通常发生在“高于平均智商”的人身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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搬到爱尔兰共和国前后，普赖斯都受到了英国情报部门的监视。这些监视报告表明，没有证据显示她仍在参与“任何非法组织或任何恐怖活动”。[7]事实上，一份监视报告指出，在她出狱后不久，曾经的共和军战友找过她，要求她参与一项任务，结果被她断然拒绝。[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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普赖斯一直对人文感兴趣，而现在她正利用白天的时间写一本书，内容和她在布里克斯顿的经历有关。[9]她谈过有关出版的事。根据1982年《爱尔兰日报》的一则短消息，这本书将阐述“她从一名共和军成员到支持和平主义（并最终在阿马监狱退出共和军运动）的心路历程”。也许普赖斯确实乐意将非暴力当作个人哲学，但她是否彻底摒弃了武装抵抗的共和党传统，对这一点保持怀疑并非没有道理。这种小心翼翼见诸报端的新闻，很可能是特意给那些英国官员看的，因为他们将决定普赖斯狱后生活的自由程度。杜洛尔丝把书的手稿给埃蒙·麦卡恩过目，他觉得有些枯燥——都是些她在监狱的流水账。不过她成功地在戈尔韦的一本文学杂志上发表了一篇节选，其中不乏抒情之笔。[10]文中描写道，夏日的阳光晒暖了临终病房的地板，她能感觉到“赤着的脚上太阳的余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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普赖斯和斯蒂芬·雷的重逢是她出狱之后的事。[11]雷是那个来自贝尔法斯特的演员，她在学生时代初次和他相识，后来又于爆炸案前夕在伦敦看过他的舞台演出。雷比普赖斯大五岁，他体形消瘦，满脸皱纹，举止文雅。他有一种沉默寡言的气质，不过他和普赖斯一样，狡黠尖刻，才思敏捷。他会在漫不经心地酝酿笑话时移开视线，然后突然在抖出包袱时定定地看着你。[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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