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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而，正当里德靠近布雷迪的家人时，出现了一阵骚动。[29]一辆不起眼的银色大众汽车出现在人群边缘的路上。这辆车不知从哪儿冒了出来，接着又突然停下，被引领送葬队伍的黑色计程车方阵拦住了去路。[30]人群中骤然涌起一阵焦虑。这又是一场袭击吗？突然，大众汽车急速后退掉头。然而，它还未来得及启动，便被人群迅速包围。车上坐着两个人。数百名送葬者朝小车蜂拥而上，这时车内有人亮出了一样东西。[31]“他有枪！”有人大喊。“他们是警察！”——又有人喊道。[32]其中一人确实挥舞过一把手枪，并在惊慌之下朝空中开了一枪。[33]然而，即使人群将车堵死，有几个人爬上车顶，还有人踢开了车窗，乃至送葬者开始把两人从车里拖出来，并对他们拳打脚踢，撕扯他们的衣服，他们也始终没有朝人群开枪。[3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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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们不是警察。他们是士兵[35]：两名英国下士，德里克·伍德和戴维·豪斯。当时他们正在那片区域开车，结果误将方向盘转向了死亡之路。在意识到自己开进了送殡的路线后，豪斯和伍德惊慌失措，并试图逃跑。但那时，他们已经被黑色计程车包围，被人群吞噬。[3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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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人拿来一个卡锁扳手砸碎了车窗。[37]里德神父看见两人从车里被拽了出来，接着连拖带推地被带到了附近的公园。[38]在那里，人群扯下了他们的衣服，两名下士身上最后只剩内裤和袜子，然后他们被强行摁在地上挨打。空气里弥漫着一种疯狂——你能感觉得到——里德向施暴地点跑去，心里明白这两个人即将被枪毙。[39]他爬到两个士兵中间，分别用两只手臂搂住他们。[40]他趴在那儿，希望以这种方式阻止攻击者扣动扳机。“快叫救护车！”[41]他大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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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一个声音在上面咆哮道：“快起来！否则我他妈连你也毙了！”[42]随后，一双粗暴的手把里德从地上拉了起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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两个士兵被扔进了一辆黑色计程车，接着被带至彭尼巷附近的一块空地上，那里将近200米远。[43]里德赶过去的时候，听到了几声枪响。[44]戴维·豪斯23岁，刚刚抵达北爱尔兰开始服役。[45]德里克·伍德24岁，原本计划不久就回家。[46]两个人被扔在那儿，四肢摊开躺在碎石之间，脸色苍白，像搁浅的鲸鱼。[47]头顶的天空上，一架直升机正在慢慢盘旋。但是，所有人都无动于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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里德神父跑到了两人身边。其中一个显然已经死了，但另一个稍微有点动静。里德俯下身去时，能听到呼吸声。里德抬起头，发疯似地望向周围站立的人群，问是否有人知道怎么让一个人复苏。谁也没有回答。他们就站在那儿，看着。里德蹲伏在那个士兵身上，用自己的嘴对准他的嘴，试图把生命重新注入他的体内。但是，呼吸最终停止了。有人说道：“神父，那个人死了。”[4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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里德抬起头，就在这时，不远处的一名摄影师拍下了一张照片。这张照片记录的，或许是北爱尔兰问题中最令人难以忘怀的场景：身着一袭黑衣的牧师跪在地上，料理一个刚刚死去的人，他双臂张开，就像耶稣一样，躺在牧师面前。里德的视线正对相机，镜头见证了这一惨状，他薄薄的嘴唇上沾着死者的血。[49]里德不清楚两名士兵是不是天主教徒，但正如他数天前为死于弥尔顿公墓的哀悼者所做的那样，他给他们都抹了圣油，并进行了最后的祈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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亚力克·里德神父为戴维·豪斯下士进行最后的仪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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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年前，自暴动于20世纪60年代末开始以来，所有的杀戮流血一直沉重地背负在里德身上。“人们已经受够了，”他在枪杀案的数小时后接受采访时说道，“人们必须互相倾听，但人们一直没有这么做。”[50]他补充道：“动用武力是不幸者绝望的表现。”[51]然而，尽管当天里德公然违背人群，料理被杀害的两名士兵，但他却仍在幕后忙于一件事。他在酝酿一个计划：一个秘密而大胆的计划，以结束这场冲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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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天早上，里德神父在离开圣艾格尼丝教堂的追思弥撒之前，拿到了一份秘密文件。[52]多年来，他一直试图阻止教派分裂双方的准军事组织和普通民众诉诸暴力。[53]但他逐渐认为，结束冲突最可靠的办法，是说服共和军停止斗争。[54]里德开始跟格里·亚当斯谈论这个问题，并发现他愿意考虑这一提议。或许亚当斯对未来有了不同的展望；或许他发现选票和子弹非但不能互补，反而南辕北辙；又或许他只是倦怠了。不管怎样，里德发现，当他最初向亚当斯发出呼吁时，他是在“推开一扇打开的门”。[55]后来，里德受到了人们的称赞，因为他哄劝亚当斯走上了和平之路。但是，在跟两人私交甚密的布伦丹·休斯眼里，似乎从来不是亚当斯被神父操控。[56]相反，休斯回忆道：“我相信，自始至终，一直是格里在操控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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亚当斯认为，里德是无懈可击的召集人。“唯一能发挥作用的机构就是教堂。”他告诉里德。只有教堂具备必要的地位、可靠性和跟相关党派的联络渠道来实现和平。[57]唯有一个共同的和平策略，将共和党人、社会民主工党（SDLP）的非暴力民族主义者，以及爱尔兰共和国政府联合起来，才能让共和军甘愿放下武器。[5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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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在理论上或许听起来很诱人，但在实践中会带来重大挑战。社会民主工党的领袖是约翰·休姆，他是一个不修边幅但很精明的德里政客，比亚当斯年长11岁。休姆是温和派天主教徒心目中的英雄，曾多次谴责共和军的暴行。“他们炸毁工厂，却又抱怨失业，”他在1985年说道，“他们在教室里枪杀老师，杀死校车司机，在校园里杀人，却又跟我们讲教育。他们将人们致死致伤致残，还对医院发动袭击，却又告诉我们要保护国民医疗服务体系。他们抢劫邮局，导致人们无法领取救济金，却又跟我们宣扬要保护穷人。”[59]在休姆看来，共和党运动的伪善——只顾自己不顾他人的选票配子弹的骗局——是那么处心积虑。“他们真实的战略和目标一目了然，”他说，“那就是，让军事羽翼尽可能制造不满和损失，失业的人越多越好。然后，让政治羽翼迎合人们的不满。总有一天，新芬党会在自相矛盾中自取灭亡。”[6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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休姆做出这些评论的六个月后，里德神父坐下来给休姆写了一封长信。[61]他表示：“我唯一的目的，是在当前局势延续的情况下，帮助那些可能被杀害的人。”里德指出，由于他在共和党群体内默默服务多年，他享有共和军的信任。“我确信，只要目前的局势能得到恰当处理，就能说服共和军结束他们的运动。”他写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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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里德寄出这封信的时候，休姆已经公开表态，只要共和军继续暴力运动，他绝不会接受与新芬党对话。[62]休姆一直表示，他向所有人敞开对话之门，只要目标指向和平。[63]但是，共和军的行为无法激发这种慷慨。1987年秋天，共和军在恩尼斯基林镇的荣军纪念日引爆了一枚威力巨大的炸弹，炸死了十个平民和一名英国士兵，并造成60多人受伤。[64]事后共和军宣布，这次爆炸是一次失误：其原定目标实际上是附近英国士兵参加的一个仪式。亚当斯为袭击进行了道歉，并撇清了自己的责任。[65]然而，爆炸受到了广泛谴责，它凸显了临时共和军被社会遗弃的处境。休姆批判这是一次“惨无人道”的袭击。[66]用这种方式激怒临时共和军可能不无危险：几个月前，共和军用燃烧弹袭击了休姆的住宅。[67]他当时不在家，但他的妻子和小女儿在，最后她们死里逃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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尽管如此，1988年1月11日，休姆和格里·亚当斯在克隆纳德修道院会面。[68]他们此前曾多次交谈——不过都是暗中进行。[69]对休姆而言，如果被人发现他和亚当斯有来往，这将会给他带来政治上的危险。[70]但对亚当斯而言，倘若有人看见他和休姆这样的温和派对话，他将会面临同样——甚至更为严重——的危险。一直以来，亚当斯都在临时共和军的队伍里小心行事，他的角色是运筹帷幄，而非冲锋陷阵。倘若有人怀疑他在发起某种停火谈判，人们可能认为他背叛了武装斗争。在1988年，这种判定可能会带来杀身之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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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而，里德神父对于对话的信心是正确的。两个对手相谈甚欢。休姆体验了英国谈判方在1972年感受到的认知落差：他们听过无数有关格里·亚当斯的骇人故事，可当他真实地走进房间后，却看起来完全不似传说中面目狰狞的怪物。[71]他英俊潇洒，一副乡绅派头，言辞坦率，并不是个一意孤行的人。他具备一个政客应有的品质。最初，亚当斯和休姆同意交换文件，其中将列出各自组织的立场，为可能达成的和平协议设定参照范围。在幽闭恐怖的贝尔法斯特，需要一定程度的间谍活动来为此次交换行动保密。[72]在两名英国下士被杀的当天，里德神父得到通知，让他参加凯文·布雷迪的葬礼弥撒——有人会在那里悄悄塞给他一份文件。在追思弥撒上，他拿到了一个棕色信封，里面装有新芬党的意见书。里德怀揣这份意见书离开了教堂，当他料理两名被杀的士兵时，意见书正装在他的口袋里。里德为其中一人做人工呼吸时，双手沾染了鲜血，随后血迹弄脏了信封。[73]离开士兵的遗体后，里德回到了克隆纳德修道院。[74]他把文件装入一个干净的信封，然后带着这颗脆弱而珍贵的和平种子抵达德里，亲手把它交给了约翰·休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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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83年，亚当斯最初入选议会时，英国政府解除了禁止其踏足英国大陆的禁令，以便他能在威斯敏斯特任职。然而，亚当斯无意在任何情况下现身议会。[75]整个20世纪80年代，亚当斯都在玩一个微妙的游戏。他于1983年当选新芬党主席。不过，他开始相信，他们最终必须实现和平：爱尔兰的统一无法单靠武力完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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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不能直接向共和军的普通士兵突然提出这个新论点，因为一旦志愿军知道了他的意图，他们可能将他从党内革职，或者直接将他灭口。与此同时，随着亚当斯对这场斗争的政治方面投入越来越多，他还面临着另一个挑战：共和军仍然是一个非法组织。一直以来，当志愿军被问到他们是不是共和军成员时，他们会拒绝回答，因为承认加入共和军足以被关进监狱。然而，随着亚当斯将自己的角色从游击队领袖重新塑造为政治家，他把这个策略向前推进了一步：他开始告诉人们，他一直都是一个纯粹的政治人物，一个积极的共和党人和新芬党领袖——但他不是志愿军，从未以任何直接或间接的方式参与过武装斗争。“我不是共和军成员，也从未加入过共和军。”[76]他会这样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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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然，对任何关注共和军的人而言，这都是一个荒谬的声明。亚当斯很早便被认为不仅是共和军的成员，更是最重要的领袖之一。他年轻时在葬礼上被拍过照片，头戴一顶共和军的黑色贝雷帽正立在侧。1972年，他从朗·凯什出狱。随后他前往伦敦，作为共和军代表团的成员同英国政府谈判。（多年后，当西恩·马克·斯蒂奥芬被问到，代表团所代表的是新芬党还是共和军时，他回答他们是共和军。被追问到其中是否包括亚当斯时，马克·斯蒂奥芬咆哮道：“包括他们所有人！”[77]）早在20世纪70年代，媒体就将亚当斯定位为共和军成员。[78]英国安全与情报部门也早已将他视为共和军的重要人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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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76年，复活节起义六十周年纪念日，亚当斯在《共和党新闻》上发表了一篇文章。他用笔名“布朗尼”叙述了一位牧师到监狱看望他的经历。亚当斯向牧师辩护了暴力涉及的道德问题，提出准军事主义并不是共和军成员主动寻求的角色，而是外界所强加的无奈之举。[79]“对也好，错也好，我是一名共和军志愿军，”亚当斯写道，“我采取的行动涉及武力的使用，但只有实现民族真正繁荣昌盛的局面，我才会认为自己的做法是正当之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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写下这些话的几年之后，亚当斯便开始声称他从未加入过共和军。[80]因此，即便当他在北爱尔兰武装斗争中占据越来越举足轻重的地位，他仍然否认自己参与过斗争。新芬党的总部位于福尔斯路一栋破败不堪的楼房里。这个地方发挥了政治办公室的效用，亚当斯可以在这里接受媒体采访，也可以会见选民。有反对者开玩笑说，这个自命不凡的新贵政党在全国每家银行都有账户，他们经常拿着枪到银行取钱。[81]面对这种指控，亚当斯抗议道，新芬党社区活动和竞选活动的资金并非来自准军事行动，而是源于抽彩、捐款和“蛋糕展销会”。然而，总部的外墙上，却是以举着冲锋枪的共和军枪手为主的彩色壁画。[82]这种矛盾将成为亚当斯新形象的标志：朴素的奇想混合武装叛乱，蛋糕展销会连带一抹杀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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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种矛盾或许只是权宜之计。[83]皇家阿尔斯特警队认为，亚当斯是共和军暴行的发动者，并且对其的怨恨由来已久。如果亚当斯承认自己是共和军成员，他们将毫不犹豫地逮捕他。事实上，1978年，英国政府曾试图以所谓的成员罪名起诉亚当斯，因为他所用的语言似乎承认了自己的共和军身份。但他对指控进行了反驳，最终案件被撤销。[84]“当今社会，像临时共和军这样的非法组织却有着合法的政治羽翼，这使得像格里·亚当斯这样的活跃分子扮演着神秘的角色。”[85]1982年《爱尔兰人》一篇以亚当斯为专题的文章如是评论道，这是纽约的共和党支持者发行的一份报刊。文章补充道，亚当斯“对其角色的把握十分老练”。在一张采访照片中，亚当斯穿着一件高领毛衣，他对媒体对待他的方式表现得极为愤慨。他说，媒体经常向他提出“陷阱问题”，问他是否会“继续”纵容暴力。他补充道：“我有点受够了。”当被《爱尔兰人》问到，他是否认为血色星期五——也就是由布伦丹·休斯监督，结果在贝尔法斯特多处平民区域发生爆炸的行动——是正当行为时，亚当斯回答：“我绝不会试图为任何导致平民死亡的行动正名。”不过他继续说道：“因为杀害平民并非共和军的政策，所以我同样不会因为意外致死而对他们进行谴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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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种精心设计的诡辩成了亚当斯的又一个标志，他总是那么言之凿凿，一口爱尔兰土腔从容不迫。许多亚当斯的批评者开始厌恶他对“遗憾”的谨慎表达。但是，亚当斯坚持认为，如果要对暴力进行道德评价，就应该将共和军和英国政府置于同一标准。“在任何战争中，都会有平民不幸受苦和死亡，”他指出，“爱尔兰政治中存在暴力，不只是爱尔兰单方的责任。是英国人首先用武力入侵了这个国家，并且为了继续留在爱尔兰，他们仍在使用武力。”[86]他补充道：“如果只靠投票，再多选票也无法把他们赶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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