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亚当斯一直深深扎根在社区中。作为西贝尔法斯特的国会议员，他对当地政治的日常琐事表现出了惊人的热情。他会沿着狭小的街道一路下行，身后跟着好奇的小学生和忠诚的助手，挨家挨户上门走访。当选民抱怨垃圾问题或者跟住房管理部门之间的争执时，他会共情地低声附和。“布赖恩明早会给他们打电话，然后过来查看情况。对不对，布赖恩？”[87]他会向他们做出保证，同时布赖恩或者其他助理会尽责地在笔记本上快速写下信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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讲究的夹克、精心修剪的胡须，以及永不离手的烟斗，这些让亚当斯表现出一种时髦中略带浮夸的公共知识分子派头。他出版了一本书，依稀回忆了他在福尔斯区域度过的童年时光。[88]他时不时捋捋胡须，还任命了一名媒体助理。[8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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政客格里·亚当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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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芬党开始设立“建议中心”，就诸如福利金这样的一般问题为选民提供咨询。[90]这种从革命主力向零售型政治机构转型的刻意之举不免有些滑稽：有一天，新芬党大张旗鼓地决定，他们不再容忍“枪击膝盖骨”作为惩罚年轻人危害社会的手段。1982年，前德里枪手马丁·麦吉尼斯通过选举成为了北爱尔兰议会的一员。他郑重宣布：“经过多次讨论，共和军决定，朝一个年轻人的腿部开枪，致使他终身残疾，这不是一种公平合理的惩罚。”麦吉尼斯继续说道：“相反，我们希望采用一种社会融入性更强、更有预防性的方式。”[91]对于新芬党突然将自己重塑为一群善意的社区积极分子的举动，社会民主工党的一些民族主义者将之比作“给自己立贞节牌坊”。[9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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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在，亚当斯坚持表示，他从未亲自命令或参与任何暴力行动，但他不会放弃暴力手段。在当选新芬党主席后的首次演讲中，他清楚地表示暴力应该继续——和政治活动相辅相成。[93]的确，即使亚当斯开始思考并实践结束冲突的计划，共和军却实施了更为致命的行动。1983年圣诞节之前，共和军在伦敦哈罗兹百货商店引爆了一枚炸弹，造成5人死亡，90人受伤。[94]（亚当斯说，炸弹“出了问题”。）[95]次年10月，一名志愿军在布莱顿大酒店的一个房间放置了一枚定时炸弹。[96]撒切尔夫人和其内阁将在一次会议期间下榻该酒店。炸弹炸死了五人，但撒切尔夫人逃过一劫。共和军发表了一份声明，意味深长地阐明了恐怖主义的战略优势：“今天我们不走运。但是记住，我们只要一次好运就够了，而你必须每天祈求上帝保佑。”[9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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亚当斯辩解称，布莱顿爆炸案不仅正当，而且必要。他说，死亡“是英国人存在于这个国家的悲哀症状”。这次爆炸并非如某些人指责的那样，是对民主的打击。事实上，它是“为了民主而实施的打击”。[98]虽然撒切尔夫人躲过了这次袭击，但她深受震动。私下里，她开始相信，临时共和军最终会成功。“我可能最终躲不过这一劫，”她会说，“但我不会让他们轻易得逞。”[9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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亚当斯和他的仇敌一样，认为自己会在冲突中毙命。1983年，皇家阿尔斯特警队在试图阻止新芬党车队展示爱尔兰共和国的三色国旗时将亚当斯逮捕。[100]1984年春，亚当斯在贝尔法斯特接受审判。这位西贝尔法斯特的国会议员面临扰乱治安和妨碍警察的指控。[101]一天，在庭审午休期间，他和几位同伴走出地方法院，坐上车准备开回西贝尔法斯特。在多年的潜伏生涯后，亚当斯养成了故意让行踪捉摸不定的习惯。[102]然而，对他的审判是一则重大新闻报道。众所周知，他当天会在贝尔法斯特中心出席庭审。他变得极度担心自己的安全，甚至申请了持枪自卫许可。[103]但这一要求毫不意外地被皇家阿尔斯特警队驳回。亚当斯开始预言自己的死亡，他说：“我想，我遭到暗杀的几率有九成。”[10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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离开法院后不久，汽车在霍华德街的车流里放慢了速度。这时，一辆棕色汽车开到了它旁边。两名枪手朝亚当斯和他的几名同伴开了十几枪。[105]亚当斯的颈部、肩部和手臂中了三枪，但没有要他的命。（车上另外三人也受了伤，但没有人死亡。）“基督说，拿刀的人必死于刀下，”听到枪击案的消息后，伊恩·佩斯利牧师表示，“我参加过太多格里·亚当斯喜闻乐见的葬礼，这让我对今天发生的事丝毫不感到悲痛。”[10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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枪手很快被逮捕，身份被确认为阿尔斯特自由战士的成员。不过，亚当斯在皇家维多利亚医院的病床上断言，当局事先得知了袭击的计划，并希望它会成功。[107]亚当斯一直受到政治排挤的处境，从英国议会对枪击案的反应中可见一斑。没有任何议员对他的遭遇表示同情，也没有任何对于暗杀行动的谴责。他们用冰冷的沉默回应了枪击案的消息。[10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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什么也别说：一桩北爱尔兰谋杀案 十九 蓝丝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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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86年，在将近13年的监狱生活后，布伦丹·休斯终于从朗·凯什出狱。[1]最开始，他到西贝尔法斯特和亚当斯的一家人住在一起。休斯的婚姻在他服刑期间破裂。他从一个狱友那里得知，莉莉和另一个男人好上了。“我打电话让她到监狱来，告诉她没问题，”他后来回忆道，“她还年轻，值得幸福的生活。她总说在我眼里斗争最重要，她说的没错。我很自私，我忽视了家庭。”[2]出狱之后，休斯到莉莉家和她的新伴侣握了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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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监狱关了那么多年，休斯对他重新回归的城市感到困惑。一切似乎都变了。有时休斯会出门散步，却发现记忆中的老街道仿佛梦境般消失了，取而代之的是其他的新街道。[3]有一次，他在自己的街区迷路了，只能找陌生人为他指引回家的路。监狱生活虽然单调，却有一种令人安心的可预见性。相比之下，贝尔法斯特则让人感觉喧嚣刺耳，危机四伏。休斯发现，人多的地方让他感到不自在。他只挑下午的时间出门去酒吧，因为那时候安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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休斯能意识到亚当斯在操纵政治，不过他对正在萌芽的和平进程毫无察觉。他依然认为自己是一名战士，而一直具有政治倾向的亚当斯，如今则真的成了政客。在贝尔法斯特，有些地方是硬汉的聚集地，休斯可以去那里坐下，被那些人所接受[4]，但亚当斯不行，因为即便在他生硬地否认自己的共和军身份之前，他也从未被人们视作真正的士兵。尽管如此，休斯和亚当斯一直是一个团队，休斯对他的同志保持着深切的忠诚。如果缺乏战斗诚意给亚当斯带来了不利影响，那么休斯希望用自己的声誉来支持他的朋友。他可以作为“独立运动的武力部门”来为亚当斯效力。如果亚当斯是绘图员，休斯就是他的工具。休斯或许并未完全领会，当他陪着亚当斯走访全国各地，帮新芬党稳固选举基础时，他们一同出现在众人的视线里对亚当斯而言究竟有多大的帮助。如此一来，亚当斯便可以不断重申他不是共和军成员。[5]但对任何有眼睛的人来说，亚当斯身边凶残的大胡子布伦丹·休斯，总会让这一陈词滥调听起来不那么有说服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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休斯敏锐地意识到，他作为共和党偶像的角色——黑鬼休斯、绝食抗议者——可能会被作为一种政治商品。出狱以后，他同意去一趟美国，为武装运动鼓舞士气，同时增加资金支持。爱尔兰裔美国人远远多于爱尔兰本土人口。这种人口的反常现象，是几个世纪以来因为贫穷、饥荒和歧视所造成的人口迁移的证明。身在美国的爱尔兰人对爱尔兰独立事业有着坚定的支持。的确，武装斗争在波士顿或芝加哥收获的支持，有时比在贝尔法斯特或者德里还要热烈。革命运动的浪漫情怀之所以容易维持，是因为支持者自己的家人不用面临在去杂货店的路上被炸成碎片的危险。对于那些远在美国高枕无忧，却竭力主张在阿尔斯特发动血战的“大移居后代”，一些本土爱尔兰人对他们投以鄙夷的目光。不过，共和军长久以来依靠美国作为支持的来源。的确，多年以前，布伦丹·休斯最初就是从美国获得了阿玛莱特步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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休斯抵达了纽约市，并和爱尔兰北部援助委员会的代表见面，这是一个筹集资金的团体。[6]在一次会见中，一个固执己见的爱尔兰裔美籍捐助人告诉休斯，临时共和军的战斗完全打错了。那个人告诉他，你们真正该做的，是扩大目标范围，开始朝任何跟英国政权有关的人——任何制服上有王冠的人——开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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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邮递员吗？”休斯打断他，问道，“朝邮递员开枪？”[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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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然应该朝邮递员开枪，那个人回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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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好，”休斯说，“我过两个星期回贝尔法斯特……我们给你也买一张机票，你跟我一起回去，你去把该死的邮递员毙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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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个人给休斯提供了满满一手提箱的钱，用来支持独立事业。但他们越交谈，休斯越发觉他的政治观点令人反感。休斯仍然把自己看作一名革命社会主义者，但他逐渐发现，在20世纪80年代的保守派爱尔兰裔美国人中，社会主义并不流行。最后，休斯一怒之下脱口道：“我他妈不想要你的钱！”[8]于是那个人带着手提箱离开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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出狱以后，休斯立刻回到共和军执行任务。他辗转于边境两边计划行动。然而，随着他在这些任务中和前线志愿军相处，他被一些地区的不安所触动，大家都暗暗感觉共和军可能变得过于政治化。有时，休斯不禁想，作为一名纯粹的战士，他是否已经被历史超越，变得过时了？在拜访都柏林的一次行程中，他去了位于帕内尔广场的新芬党总部，那里在光明正大地举行政治活动。但当休斯环顾四周时，他清楚地感觉到，这个新的舞台上没有他扮演的角色——这里并没有他的用武之地。他去看望了共和军前参谋长谢默斯·图米，1973年，他攀上一架直升机从芒乔伊监狱成功出逃。图米比休斯年长30岁。他受到了格里·亚当斯和其身边人的排挤，被迫退出了共和军的军事委员会。休斯发现，他独自住在都柏林的一间小公寓里。休斯指出，那个地方破败不堪。这个人将他成年后的全部人生献给了共和军。看着图米如此窘迫的晚年境况，休斯突然意识到，独立运动并没有什么养老计划。几年后图米去世，休斯将他的灵柩从都柏林载回了贝尔法斯特。[9]除了图米的妻子，没有任何人迎接灵柩抵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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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89年元旦的几天后，杜洛尔丝·普赖斯和斯蒂芬·雷迎来了一个小生命——他们的长子芬坦·丹尼尔·苏格尔（出生公告上说，“小名‘丹尼’”）。[10]一年多以后，他们生下了次子奥斯卡，这个名字取自奥斯卡·王尔德之名。[11]“（我觉得）小家伙长得像我，不过他长大了可能会变样，”普赖斯在写给朋友的信中指出，并继续问道，“你有认识的保姆吗？”[12]她为自己的孩子感到痴迷。“她为他们疯狂。”[13]雷说。谢默斯·希尼为两个孩子创作了一首诗。[14]他把诗写在了一把日本扇子上，夫妻俩把它挂在了家里的墙上。（这首诗从未发表。）在监狱服刑期间，普赖斯曾担心自己永远无法生孩子。不过现在她的愿望实现了，有了过正常生活的机会。他们一家人住在伦敦，但仍在贝尔法斯特保留了一个家。“我希望他们拥有一个爱尔兰童年，在爱尔兰口音中长大，”斯蒂芬·雷在提到儿子时表示，“我觉得抚养两个英国小孩有点虚伪。”[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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普赖斯依然忙于她的自传，并定期和不同的出版社谈论出版的事宜。然而，正如雷在一次采访中所言：“现在绝不是出版的好时机。”[16]普赖斯已经退出了政治舞台。但她的丈夫却跟她曾经的指挥官格里·亚当斯维持着不同寻常的关系。当亚当斯登上国际舞台时，他已经是英格兰憎恶的对象。凭借令人不安的冷静和以男中音声调展现出的博学，他是一个极其两极分化且明显让人胆战心惊的人：一个看上去正直、有魅力、雄辩，却又为恐怖主义辩护的人。也许是出于对其意识形态诱惑力的担心，撒切尔政府采用了一项特殊的限制法规，“禁止”共和军和新芬党出现在无线电波里。这实际上意味着，如果亚当斯在电视上出镜，英国的广播公司根据法律将不能播送他的声音。[17]他的画面可以显示，他说话的内容也可以传达，但他的声音不可以播放。于是，几家广播公司另辟蹊径，想出了可行却也有些荒谬的办法：当亚当斯出现在电视上时，会有一位演员给他配音。面孔是亚当斯的面孔，话也是亚当斯的话，但说这些话的声音却属于另一个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