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历史说，别对坟墓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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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一边寄以希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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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一生中有那么一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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渴求已久的公正的海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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会升腾起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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于是希望和历史押韵。[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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寒冷的空气中洋溢着乐观的可能性。这次停火最终将于1996年结束，那年共和军在伦敦码头区引爆了一枚炸弹，造成100多人受伤。[4]该组织发表了一份声明，指责英国政府拒绝在共和军解除武装之前与新芬党进行谈判。有些媒体猜测，亚当斯也许事先对这次爆炸并不知情——在他致力于和平进程的过程中，他可能逐渐遭到了共和军武装派别的疏远。不过，第二次停火于1997年发起，并得以维持。1998年4月，谈判代表们在希尔斯堡城堡逗留了一个星期，这是贝尔法斯特郊外一座乔治王时期风格的官邸，他们就和平协议的细节进行了全面而细致的讨论。[5]新任英国首相托尼·布莱尔亲自参与了谈判，他以三明治和巧克力棒为食，三天才出一次门。会议的首席谈判代表是美国人——前缅因州参议员乔治·米切尔。[6]他寡言少语，有着极大的耐心。但是，他将自己竭力促成和平协议的承诺比作恐怖分子不妥协的正统观念；一位观察人士形容他拥有“狂热分子般的韧性”。[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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各路谈判代表就枯燥的官僚问题虚张声势、争论不休，其中涉及北爱尔兰新国民议会的结构、准军事组织的武装解除、囚犯的地位，以及北部六郡和爱尔兰政府及英国之间的未来关系。会议之外，阵阵雨夹雪敲击着城堡，新教和天主教的小学生们聚集在大门外，用歌声请求和平。[8]格里·亚当斯端了一盘饮料出来送给他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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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终，与会政党在耶稣受难日出面宣布，他们达成了一项各方都能赞同的协议，来结束这场长达30年的冲突。北爱尔兰将继续作为联合王国的一部分，但拥有自己下放的议会以及跟爱尔兰共和国之间的紧密联系。协议承认，爱尔兰岛的大多数人希望爱尔兰统一——但同时北部六郡的大多数人支持继续留在联合王国。该协议的关键原则是“同意”：如果，在某个特定时刻，北部的大多数人希望跟爱尔兰共和国统一，那么英国政府和爱尔兰政府将有“有约束力的义务”来履行这一选择。但在此之前，北爱尔兰依然是英国的一部分，并且新芬党同意忽略弃权的原则，允许其代表在新成立的议会中任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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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将结束英国对我们国家的统治。在实现这一目标之前，我们的斗争将继续下去。”和平协议的几个月后，亚当斯在沃尔夫·托恩的坟墓边如是说道。亚当斯为确保达成和平协议起到了重要的作用。或许正是他塑造的模棱两可的个人形象，使得各路谈判者都能和他打交道。即便在和平协议之后，比尔·克林顿仍对亚当斯琢磨不透。“我不明白他跟共和军之间到底是什么关系。”[9]克林顿在1999年和托尼·布莱尔的通话中沉思道。但是，亚当斯从未加入准军事组织的谎言创造了一个政治空间，使得那些不愿被人发现和恐怖分子谈判的对话者可以跟他进行交涉。[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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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演讲中，亚当斯不能确切地宣布胜利。但他十分乐观，他说：“《北爱尔兰和平协议》标志着一个阶段的结束和一个新斗争阶段的开始。”他希望看到“一个新的爱尔兰”，他说：“一个永远听不见枪声的爱尔兰；一个岛上的所有人都能相互之间和平共处，并跟我们的英国邻居和平共处的爱尔兰；一个通过疗愈和民族和解的进程而实现和平的爱尔兰。”[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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两年后，保罗·比尤在大洋彼岸的波士顿学院享受客座学者的时光。[12]比尤通常在皇后大学任教，是一名爱尔兰史教授。[13]他还担任过戴维·特林布尔的顾问，特林布尔是北爱尔兰统一党领袖，在耶稣受难日的谈判中扮演了重要角色，现任北爱尔兰首席大臣。作为研究爱尔兰历史和文学的堡垒，波士顿学院有着珍贵的遗产。2000年春，学院的行政部门正在寻找一种方式来纪念北爱尔兰30年冲突的结束。比尤向约翰·J.伯恩斯图书馆的负责人鲍勃·奥尼尔提出，学院可以考虑用记录的方式纪念北爱尔兰问题。比尤建议，或许学院能从参与过北爱尔兰问题的人那里收集某种证据，来为这场冲突建立一个历史记录。“这将为下一代研究生所用。”比尤说。奥尼尔喜欢这个主意。不过，这个新项目需要一位负责人。比尤推荐了长期在贝尔法斯特从事记者工作的埃德·莫洛尼，他曾是《爱尔兰时报》和《周日论坛报》受人尊敬的记者和编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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莫洛尼是一个大胆的选择，他是北爱尔兰问题敏锐而精明的记录者。他曾于20世纪60年代在皇后大学求学，直接见证了民权运动的兴起和北爱尔兰问题的开端。他亲自参加过示威游行，并认识了杜洛尔丝·普赖斯、埃蒙·麦卡恩、贝尔纳黛特·德夫林和当年其他的激进分子。作为一名新闻记者，莫洛尼对爱尔兰的冲突投入了极大的关注，对重大新闻的报道总是十分迅速。从外表看来，他并不占优：他在襁褓时期感染了小儿麻痹症，因此双腿安装了金属支架，终生只能用僵硬的姿势行走。但他无所畏惧和不服输的精神众所周知。身体的缺陷使得他一生都对弱势群体怀有同情。当他的头发变白时，他的眉毛仍然浓密而黝黑，这令他看起来像一只顽强的獾。1999年，政府曾企图利用法院指令强迫莫洛尼交出他和一名保皇派准军事组织成员会面的采访记录。[14]他冒着入狱的风险拒绝了。随后他将政府告上法庭，并最终胜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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莫洛尼写过一本伊恩·佩斯利的评论性传记，并在共和党和保皇派双方的群体内发展了广泛的消息来源。他一度和格里·亚当斯十分要好。有一次，亚当斯正处于潜伏时期，两个人在旅馆的房间里坐着聊天。因为谁离开都不安全，所以莫洛尼在地板上睡了一夜。随着亚当斯在20世纪80年代越来越多地投入政治，莫洛尼每隔几个月便会到福尔斯路的新芬党办公室看望他。亚当斯会沏一壶茶，接着他们会到里面的房间坐下交谈。然而这段关系最终恶化。莫洛尼逐渐确信，亚当斯在故意误导共和军的普通士兵。[15]他怀疑，亚当斯私下早已决定为了和平进程而放弃军队的武力，但他和他身边的人严格保守了这一秘密，没有告诉组织的其他成员。莫洛尼已经着手写新书《共和军秘史》，这本书将利用他几十年的报道来讲述共和军的发展历程。然而，当他透露的故事和新芬党的政党路线相悖时，他遭遇了敌意。马丁·麦吉尼斯给他起了个绰号，叫“埃德·胡扯”。一天晚上，有人割破了他的车胎。2001年，莫洛尼离开贝尔法斯特搬到了纽约的布朗克斯区，以便更靠近他妻子的家人，但也因为他开始在北爱尔兰感到有些不自在。此外他认为，他的整个职业生涯都在报道北爱尔兰问题，这是当年欧洲最大的新闻，而如今这个新闻结束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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莫洛尼接受了比尤所说的对北爱尔兰问题进行记录的大致想法，并提出了更为具体的建议：波士顿学院应该进行一项口述历史研究，让前线的参战者能在其中坦诚地讲述他们的经历。[16]然而，有一个挑战。由于传统上禁止谈论准军事活动，北爱尔兰问题中许多主要事件的细节都笼罩在沉默的迷雾里。虽然和平进程使得新芬党作为政治党派的地位正常化，但共和军依然属于非法组织。只要承认曾加入过共和军，就可能招致刑事诉讼。如果说准军事组织的成员畏惧当局，那么他们更加畏惧彼此。任何违背沉默信条的人都可能被冠上“叛徒”的恶名，也就是所谓的告密者。[17]而叛徒只有死路一条。武装分子通常具有排他性，而且极不信任局外人。不过莫洛尼认为，现在或许可以想办法对人们进行采访，承诺受访者他们的证词到他们死后才会公开。如此一来，你可以找到处在冲突最前沿的参与者，趁他们尚在人世且记忆鲜活，随后采访者向他们保证他们的秘密将受到保护，因为档案会像时空胶囊一样被封存起来，直到他们离开这个世界，既不会受到政府的起诉，也不会遭到同辈人的责罚。保罗·比尤对这个主意满怀热情。他提到“把磁带放下”，仿佛它们是一瓶瓶陈年干红葡萄酒。[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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波士顿学院的学者们或许愿意承诺这种采访只会被后世所用，但谁又会相信他们呢？事实上，任何手持笔记本的博士生团队都不太可能说服久经沙场的枪手敞开心扉。于是，莫洛尼提出了一个明显非正统，但可能十分巧妙的解决办法：假如前准军事组织成员不愿对博士生吐露秘密，或许他们愿意对另一个前准军事组织成员开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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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0年的一个夏夜，莫洛尼和波士顿学院的图书馆馆长鲍勃·奥尼尔前去迪恩斯餐厅就餐。这是位于贝尔法斯特市中心的一个高档优美的海鲜餐厅，由当地的一位主厨创办。他曾在伦敦的凯莱奇酒店担任厨师，之后于20世纪90年代回到家乡。迪恩斯餐厅有着浓厚的新贝尔法斯特气息，给人一丝和平可能带来的世界性未来的印象。几个人将在这里和安东尼·麦金太尔见面。麦金太尔高大魁梧，一把山羊胡子凌乱不堪，前臂满是浓密的文身，以绰号“麦克斯”而为人熟知。他在南贝尔法斯特长大，16岁时谎报年龄加入了临时共和军，后因杀害一名保皇派准军事组织成员而入狱17年。[19]麦克斯在入狱之前未能完成高中学业，但他在监狱里厌倦了读《圣经》，而对教育产生了兴趣。他这么做在一定程度上是为了安抚他的母亲，她一直对他放弃学业感到失望。不过，这也是度过夜晚的好方法。麦克斯渐渐喜欢上了深夜里安静的时光，那时其他囚犯都已睡去，只剩下他独自看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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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92年出狱后，麦克斯在皇后大学获得了荣誉本科学位，然后报名参加了博士生课程，他的导师就是保罗·比尤。在写完一篇有关共和党运动的论文后，他获得了博士学位。[20]但这个学位并没有给他带来稳定的工作。在出狱之初，他一度沦落到入店行窃的地步。2000年，他认识了一个叫卡丽·图米的年轻的美国姑娘。[21]卡丽有着深褐色的头发和一双蓝色的大眼睛，白皙的皮肤上满是雀斑，她在贝尔法斯特上学。他们坠入爱河，结了婚，还生下了两个孩子。埃德·莫洛尼初次认识麦克斯是在1993年共和党的一次葬礼上，这位前共和军成员随后成了他的一个消息来源。麦克斯既懂得学者的语言也熟悉街头的话语，莫洛尼认为他将是波士顿学院项目的理想采访者。比尤赞同让他以前的学生参与进来，想到学校也许会给麦克斯一些钱，他感到很欣慰。[22]2001年，波士顿学院收到了一个富有的爱尔兰裔美国商人资助的20万美元经费，以支持这个新方案。[23]他们计划对共和党和保皇派双方的前准军事组织成员进行采访。（起初，莫洛尼想把警方的证词也囊括进来，但这个想法最终被舍弃。）[24]至于保皇派的采访，莫洛尼招募了来自东贝尔法斯特的威尔逊·麦克阿瑟，他在保皇派的圈子里有着密切的关系，而且也在皇后大学获得了学位。[25]在结束迪恩斯的晚餐之前，莫洛尼、奥尼尔和麦克斯一致认同，由于题材内容高度敏感，维持整个计划的保密性至关重要。[2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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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个后来被称作“贝尔法斯特项目”的方案，似乎解决了《北爱尔兰和平协议》的一个明显缺点。在努力实现和平的过程中，谈判代表们将焦点放在了未来，而非过去。该协议规定将释放准军事组织囚犯，其中许多人曾犯下残暴的行径。但却没有条款来建立任何调查真相并寻求和解的机制，让北爱尔兰人民处理过去30年中发生在他们国家的那些时而黑暗时而痛苦的历史。南非结束种族隔离后就有这样的过程，让人们能站出来讲述他们的故事。[27]这个案例有一个明确的共识，那就是交换政策：如果你道出真相，就能获得法律豁免权。南非的范例有其缺陷：评论家认为这些讲述并不完整，而且往往带有政治色彩。但至少他们为此做出了努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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