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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几位爱尔兰演员给这位新芬党主席配过画外音。亚当斯现身媒体的频率足以让演员们忙起来，斯蒂芬·雷就是其中之一。“没什么能阻止我们雇用能找到的最优秀的演员。”[18]1990年，一个新闻制作人在被问到请雷配音的问题时如是回答。他补充道：“我们不在乎他结婚的对象是谁。总之，我想他是新教徒。”雷自己则解释说，决定为亚当斯配音，并不是为了表现他对特定意识形态的亲近，而是对审查制度的反对。不管人们如何看待亚当斯，他们至少应该听听他想说什么，雷争论道：“除非我们能进行全方位的了解，否则永远无法解决这些问题。”[1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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随着雷的演艺事业继续风生水起，他依然在回避有关普赖斯和她的过去的问题。不过在工作上，他并不避讳北爱尔兰问题的题材。1992年，雷凭借出演电影《哭泣的游戏》在国际上获得了更高的声誉。这部电影的导演是他的密切合作者尼尔·乔丹。雷在影片中饰演一名共和军枪手——弗格斯。他奉命看守一个在劫难逃的囚犯——一名英国士兵，由福里斯特·惠特克饰演。在几天的相处中，守卫和俘虏之间产生了情谊，以至于到了弗格斯要向对方扣动扳机时，他发现自己下不了手。这个场景怪诞地让人联想到杜洛尔丝·普赖斯在20年前为“无名氏”干的卑鄙勾当：她哭着开车将朋友乔·林斯基送上了刑场；把凯文·麦基载到了莫纳亨郡，那里的俘虏者对他越来越喜欢，到了不忍将他枪决的地步，结果不得不从贝尔法斯特召集另一组枪手来完成任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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影片的其中一个角色是一名红发女共和军，由米兰达·理查德森出演。[20]“我在贝尔法斯特待了几天，沉浸在那种氛围里，”多年后，理查德森在被问到这个角色时说，“斯蒂芬把我介绍给了他的妻子杜洛尔丝·普赖斯，她曾经是临时共和军的成员，还发起过绝食抗议，她是那里真正的女英雄。我们去了酒吧，那是一次不同寻常的经历。她受到的待遇就像电影明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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雷坚持表示，弗格斯这个角色的雏形和他的配偶毫无关联。但他承认，普赖斯可能对他的演绎产生了影响。“我唯一能说的是，我不认为任何一个参与这场冲突的人本质上是邪恶的，而这是我们被灌输的观念，”他说，“部分场景可能跟杜洛尔丝的经历有所共鸣，但是……我从未下意识这样想过。”在谈到电影的主题时，雷用一句也许能作为普赖斯家族信条的话补充道：“在苦难中实现救赎，这是我的追求。”[2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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谈到自己的思想意识，雷却含糊其辞：“绝不要以为我的政治观点跟我太太一样，也绝不要以为她现在的政治观点跟20年前一样。”[22]他在1993年对伦敦《泰晤士报》说道。这是一个有准备的回答，为巡回宣传事先排练好的。雷多数时候也坚持这种说法。不过偶尔他会说漏嘴。在对《娱乐周刊》的采访重复相同的模糊观点后，他补充道：“我对我太太的政治背景并不感到羞愧，我认为她也不应该有这种感觉。我觉得，在过去20年里治理爱尔兰北部的人才应该感到羞耻。”意识到自己脱离了剧本后，他尖酸地补充道：“这就是你们想听的，这是政治表态。”[2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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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92年12月，雷和普赖斯带着两个孩子去了纽约，准备在雷于百老汇登台表演期间住两个月。[24]这座城市很适合普赖斯。如果能从头再来，她完全可以当一名话剧演员。凭借她的伶牙俐齿、火焰般的红头发和她高傲的性格，她也许能扮演一个古怪的波希米亚女郎。“她可以完美地充当某个人的疯狂姨妈，搬到纽约后进了剧院，戴着围巾四处乱窜，”她的一个朋友表示，“如果不是因为北爱尔兰问题，这可能就是她的人生。”[2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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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哭泣的游戏》中，弗格斯最后放弃了武装斗争。对雷而言，这是一个人“重生”的故事。[26]“他有过一些骇人的经历，但因此而得到了提升和充实。”有些正派的普通人卷入了共和党运动，最后却发现这场冲突变得一发不可收拾。[27]雷指出，对于其中一些人而言，总有一天他们会听到自己说：“我受够了。”[2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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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94年8月，共和军宣布停火。[29]亚力克·里德神父出面安排的秘密谈判似乎奏效了。杜洛尔丝·普赖斯和其他共和党人被召至西贝尔法斯特的一家社交俱乐部听取决定。三名代表坐在一张桌子后面，概述了这项计划。他们表示，停火是积极的举措——肯定不是胜利，但也不是失败。有些人难以理解，为什么共和军愿意在英国人没有做出任何撤出爱尔兰的承诺作为交换的情况下放下武器。有人认为，这和冲突中巨大的死亡人数有关。普赖斯举手问道：“这是不是说，事后看来，我们根本就不应该发动武装斗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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爱尔兰共和主义的强硬立场一直有一种绝对论。“不论现在或今后的爱尔兰政治党派进行怎样的反思，我们始终从容地认定，我们做了一件确凿无误的、纯粹的事，”复活节起义中慷慨就义的英雄帕特里克·皮尔斯曾宣称，“我们拥有决不妥协的魄力和底气。”[30]然而，停火与和平进程的本质，恰恰是谈判、反思和妥协。在过去的四分之一个世纪里，人们付出了许多流血牺牲的代价，为的是一个赤裸而绝对的雄心：将英国人驱逐出境。但这个抱负没有实现。这令共和党运动的部分成员感到困惑。共和军领导层向过去和现在的基层士兵保证，他们没有放弃武力，停战只是一种战术行动，随时可能取消。但这感觉是为了安抚士兵而编造的借口，目的是避免队伍的再次分裂，就像1969年临时共和军和正式共和军分裂的局面那样。共和军在停战协议中获得的一个重要特许权，就是英国政府对新芬党的进一步认可。[31]正如一名前共和军志愿军所言[32]：“作为对结束武装叛乱的回报，新芬党得到了以传统政党的身份来展现自己的机会。或许更重要的是，它要协助为北爱尔兰多年来的冲突画上句号。”[3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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次年夏天，一场新闻发布会在贝尔法斯特中心的莱能大厅图书馆举行。[34]图书馆位于多尼戈尔广场上一栋美观的老建筑里。人们成立了一个新组织来处理“失踪者”的命运问题——这些人在北爱尔兰问题期间遭到绑架或谋杀，尸体从未被找到。参与者互相交谈，他们在衣服的翻领上佩戴了天蓝色的丝带。琼·麦康维尔的女儿海伦是发言人之一。“1972年，四个女人和八个男人闯进我们家里带走了我的母亲，”她说，“我们再也没有见过她。现在我要说，尤其是对那几个女人，当她们看着自己的孩子时，难道她们不为自己对我母亲的所作所为感到内疚吗？”[3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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海伦37岁，差不多和琼失踪的时候一般年纪。[36]她和谢默斯·麦肯德里有着稳定的婚姻，还育有自己的孩子。然而，自从母亲被绑架后，麦康维尔一家一直不能像正常的家庭一样维系。曾经，海伦有机会和谢默斯带着孩子们一起移民澳大利亚。[37]但她觉得自己不能走，因为，借用谢默斯的话来说：“她一直抱有一种微小的希望，觉得母亲会回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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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说麦康维尔家的孩子度过了艰难的童年，那么成年后的生活也并不容易。[38]他们有的找不到工作，有的受困于酒精和毒品成瘾。吉姆·麦康维尔和他的双胞胎弟弟比利是兄弟姐妹中年纪最小的。20世纪80年代，他曾被关进少年犯中心，还因为武装抢劫在英格兰蹲过监狱。[39]从许多方面而言，迈克尔是他们中最稳定的孩子之一。在16岁离开戒备森严的利斯内文教养院后，他和阿奇住过一段时间，然后和海伦住在一起。但迈克尔和海伦发生了矛盾，后来迈克尔一度流落街头。[40]他会去朋友家借宿——这里住一夜，那里睡一晚。不过最后他找到了工作。17岁的一天晚上，他在跳舞时认识了一个叫安吉拉的女孩。他们成了恋人，并最终结为连理。迈克尔做过各种各样的工作。有一段时间，他在贝尔法斯特的德罗宁工厂干活，那里的装配线生产鸥翼型车门的未来汽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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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92年，琼·麦康维尔的长女——一生卧病在床的安妮，在39岁的年纪去世了。[41]海伦凝视着棺材里的姐姐，被她酷似琼的容貌所触动。[42]她誓言要竭尽所能查明母亲到底发生了什么。谢默斯开始在贝尔法斯特四处打听消息。有一次，他冒险去了福尔斯路的一家酒吧，那里是共和军众所周知的聚集地。然而当他提到他岳母的名字时，酒吧里瞬间安静下来。一个老头悄悄塞给他一个赌注条，让他去隔壁赌一把。那人在赌注条上写道：快走。[4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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贝尔法斯特还有其他的家庭发生了亲人失踪的事。有一个叫玛格丽特·麦金尼的女人很令人敬畏，她的儿子布赖恩在1978年遭到绑架。“我走了，妈妈。”他告诉她，然后便坐进姐姐的车里开走了。他22岁，她从此再也没见过他。[44]过去的许多年里，有传言说布赖恩移居到了英格兰或者墨西哥。[45]麦金尼的心中留下了挥之不去的不确定感，她将之比作一种隐隐约约始终存在的牙痛。[46]最终，她召集了一群同样因为亲人失踪而遭受困扰的家庭。在多年担惊受怕的沉默后，能够敞开心扉向其他人倾诉这种长期以来失去亲人的创痛，就算谈不上宣泄，也能得到一些宽慰。[47]这些家庭多半已经不期望亲人能够活着回来，但他们仍然想寻回他们的遗体。“我现在能接受布赖恩不在人世的事实，”麦金尼说，“我无法接受不能去坟墓悼念他。”[48]多年来，她不愿更换儿子小时候所睡的床上的床单。[49]“我以前常常到他的床上，用他的衣服把我包裹起来，看能不能用这种方法，在睡着后梦见他。”她回忆道。但每次醒来她都会发现，他依然不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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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失踪者的家人找到彼此时，他们发现他们一直被一系列同样挥之不去、令人毛骨悚然的问题所困扰：他们的亲人是什么时候被害的？他死前遭受过痛苦吗？[50]她有没有被折磨？他们埋葬他的时候他还活着吗？偶尔有人提供信息。亚力克·里德神父有时会听到一些消息，然后把有用的信息告诉失踪者家属。[51]一度有传言说，部分失踪者的遗体被埋在了俯视这座城的黑山上。[52]但一番搜寻后却一无所获。停火以后，这些家庭终于感到足够安全，可以将他们的经历公之于众。为了赢得更多关注，他们佩戴了蓝丝带，以象征对失踪者的纪念，并将丝带寄给了诸如比尔·克林顿和纳尔逊·曼德拉这样的重要人物。[5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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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麦康维尔一家和其他家庭最终披露这些真相时，媒体的反应十分震惊。他们没想到，在智利或阿根廷等地发生的可怕的国内冲突中才会听说的手段，竟然已经被用来对付英国公民。这是这些家庭非常乐意强调的一个相似之处：是那些聚集在布宜诺斯艾利斯五月广场的失踪者的母亲鼓舞了他们成立这个组织。[54]北爱尔兰问题期间的失踪人数不到20人。但由于这个国家非常小，每一起失踪都给整个社会造成了广泛的影响。其中包括科伦巴·麦克维，这个少年于1975年被共和军绑架，从此杳无音信；还包括罗伯特·奈哈克——一位风度翩翩的英国军官，他于1977年在南阿马从事卧底工作时失踪；还包括谢默斯·拉迪——一个32岁的纽里人，他于1985年在巴黎当老师期间失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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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些家庭选择在和平进程和共和军停战期间努力寻求答案，这对格里·亚当斯而言着实难堪。就在他将自己定位为一个有远见卓识的人，将目光超越冲突的地平线时，这些失踪者的家人直接点名向他发出了一系列越来越响亮而愤慨的质问。“我们有一个简单的信息传达给格里·亚当斯和共和军：我们的家人已经遭受了太多痛苦。请你们结束这场噩梦。”[55]谢默斯·麦肯德里在1995年说道。他继续尖锐地指出：“我们认为，在这个问题尚未解决的情况下，新芬党期望全面获得民主政党地位的态度是很虚伪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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麦肯德里拜访过新芬党的领导层，要求他们安排内部调查，查明琼到底发生了什么。[56]有一天，他在超市撞见了亚当斯，并面对他脱口道：“格里，你以为我妻子是傻瓜吗？”[57]1995年夏末，亚当斯发表了一份措辞谨慎的声明，承诺协助查找失踪者的遗体。[58]“我呼吁，如果有任何人知道这些失踪者的下落，请联系他们的家人。”他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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什么也别说：一桩北爱尔兰谋杀案 第三部 最后的审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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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十 秘密档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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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95年11月一个寒冷的日子，比尔·克林顿到访德里发表了一次演讲。自三年前就任总统以来，他一直关注着北爱尔兰的和平进程。他批准了格里·亚当斯的赴美签证，这关键的一步结束了对新芬党的孤立，接受了亚当斯合法对话者的身份。[1]他还多次在华盛顿会见约翰·休姆。在德里，是休姆介绍了克林顿。他说这位美国总统有一个梦想：“在下个世纪，我们的国家将有史以来第一次不会在街头发生杀戮，不会有年轻人移居他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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克林顿登上市政厅外的讲台，圣诞节的灯光在上方闪烁。[2]他身着一件黑色大衣，看起来年轻、坚定、乐观。德里狭窄的街道上观者如堵，古老城墙的拱形门下也被挤得水泄不通。“对像我这样的访客而言，这座城市和一年半以前截然不同，那时这里还没有停战，”克林顿说，“如今，士兵不再上街巡逻，城墙也已向民众开放。”他提到了“握手言和”，并引用了希尼诗歌中的一段话[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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