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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最重要的是，休斯谈到了格里·亚当斯。[14]麦克斯曾和亚当斯同时在朗·凯什服刑，他了解亚当斯和休斯之间曾拥有的亲密关系。然而现在，休斯对这位昔日的同胞充满了愤怒。休斯憎恶《北爱尔兰和平协议》（Good Friday Agreement）。他开玩笑说，这个协议的首字母缩写GFA实际上代表“糟践所有人”（Got Fuck All）。[15]“这一切他妈都是为了什么？”他会问。那些他夺走的生命，那些被他送上死路的年轻志愿军：一直以来，他认为这些牺牲最终会因为爱尔兰的统一而得以正名。相反，亚当斯已经成了西装革履的政治家，一个和平使者。他将自己塑造成了北爱尔兰后冲突时代的重要角色。对亚当斯的支持者而言，他是一个历史性人物，一个远见卓识的人，一个值得诺贝尔和平奖的候选人。但在休斯看来，格里·亚当斯可能已经被自己的野心所蒙蔽——更有甚者，他可能遭到了英国人的摆布。当临时共和军在监狱里就战略问题组织教育学习班时，其中一门基本课程讲到，英国镇压叛乱的核心方法就是“对他们能应付的领导阶层施加影响”。[16]休斯认为，在和平协议之后，亚当斯可能在不知不觉中让自己受到了这种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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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任何武装冲突中，指挥的责任之一，就是高级军官必须做出可能让下属送命的选择。在休斯下达的命令中，有些曾导致年轻志愿军乃至无辜百姓丧命，他的精神因此受到重创。这些事件在他的脑海中反复重演。他告诉麦克斯，血色星期五事发当天，他是地面部队的指挥官。但发号施令的，是亚当斯。“格里才是做决定的人。”他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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借由否认自己在冲突中扮演过任何角色，亚当斯事实上推脱了自己对诸如血色星期五这种灾难的任何道德责任——并在这个过程中否认了他和昔日下属的关系，例如布伦丹·休斯。[17]“这整件事让我感到恶心，”休斯说，“这意味着，像我这样的人……必须为所有人的死承担责任。”如果这所有的杀戮至少成功将英国人逐出了爱尔兰，那么休斯或许可以认为自己的行动合乎情理。但他觉得自己被剥夺了获得宽恕的任何理由。“到头来，”他说，“没有一个人的死是值得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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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休斯和这些心魔斗争时，他惊诧地发现，亚当斯似乎完全没有这种痛苦的反省。相反，他游走于一个又一个上镜的机会，仿佛丝毫没有受到过往经历的影响。这令休斯愤怒不已。他当然是共和军成员！“所有人都知道，”他告诉麦克斯，“英国人知道，街上的百姓知道，就连街上的狗都知道！而他却在那里矢口否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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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为武装斗争的老兵，休斯似乎拥有无懈可击的资历让他在共和党的圈子内立足。然而，在他拒绝支持和平进程并疏远亚当斯后，不容异议的新芬党继而将他打入冷宫。依靠政府补助作为生活来源的境况让休斯感到难堪，而且他不得不眼看着其他人——那些“从未动过真刀真枪，从未真正参与革命，却又跟志愿军的死紧密相关的人”——在战后的贝尔法斯特成为权力掮客。他抱怨说，亚当斯和他的同伙似乎正在享受一种跟革命社会主义者所宣称的政治信仰相左的奢侈生活。他把他们称作“阿玛尼西装旅”。[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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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样令休斯担心的是，武装斗争正在被纯净化和具体化，变成了贴在车尾的标语。共和党运动向来对殉道者十分崇敬，但在休斯看来，有些尚在人世并且因为自己的贡献而在后来备受煎熬的殉道者似乎正在被抛弃，他们被自己的涂鸦形象喧宾夺主。“用壁画的方式纪念在漫长的孤独中因为酗酒而死的毛毯抗议者有什么用呢？”他会说，“我讨厌现在的年轻人把当年的事件想得很浪漫。”[19]他补充道：“真相和想象相去甚远，我想我就是活生生的例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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没过多久，亚当斯便听说他昔日的同志背弃了他。2000年，他们两人见面了。亚当斯质问休斯为什么要公开批判他，并对休斯交往的部分对象进行质疑，休斯回忆道：“他说我交友不慎，应该和那些人断绝来往。”[20]休斯认为这个建议是对他的审查，这愈发加剧了他心中的怨愤。[21]有一天，休斯在公寓里发现了一个窃听器：一个黑色小麦克风。在过去，这种设备几乎肯定是英国军方安置的。但现在他确信，是共和军把它安在了那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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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种幻想破灭的感受贯穿于麦克斯进行的其他采访中。理奇·奥拉韦是麦克斯的采访对象之一，他年近五旬，身材矮小健壮，曾和休斯关在同一间牢房，并且是博比·桑兹的好朋友。1981年的绝食抗议期间，奥拉韦曾担任抗议者的主要发言人。当麦克斯最开始找到奥拉韦，告诉他“贝尔法斯特项目”的时候，奥拉韦不愿参与进来。巧合的是，二十年来他心里一直隐藏着一个秘密，他担心，一旦他说出自己在共和军的经历，这个秘密可能会泄露出去。但麦克斯最终说服了奥拉韦，并开始在晚上带着录音机去他家里。最初的几次采访平淡无奇，奥拉韦谈到了他的家庭背景，谈到20世纪40年代他的父亲为共和军效力，谈到他是唱着反抗歌曲长大的，谈到他在青少年时期就加入了临时共和军。奥拉韦讲述了他是如何与格里·亚当斯一起被关进了“梅德斯通”号。他还提到，他曾经为了弄点酒钱“擅自”抢劫。他的共和军上司用枪击双腿的方式对他进行了惩罚——他认为总的来说，这是合情合理的处罚。[22]有一次，麦克斯和奥拉韦正在进行采访，结果传来了两架飞机撞进纽约世贸中心的消息。两人对此惊骇不已。如果他们之中有人发现，爱尔兰传统的政治暴力和“基地”组织的大规模屠杀之间有任何相似之处，他们也并未深思这一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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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不想谈论绝食抗议的事。”奥拉韦多次告诉麦克斯。在前八次采访中，他的确是这么做的。但在最后一次采访的当晚，这个话题被提了出来，奥拉韦发现自己说出了这个他承诺绝不开口的故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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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81年夏天，博比·桑兹和其他三名绝食者死后，奥拉韦在监狱内协助引导谈判。据奥拉韦所言，囚犯们收到了撒切尔夫人的秘密提议，这份提议几乎同意了他们的所有要求。[23]它并不是百分百的让步，但它保证，他们将可以穿自己的衣服——这是他们的主要诉求之一——连同其他重要的让步。奥拉韦和另一位谈判代表向监狱外的临时共和军领导层偷偷送去了消息，表明他们倾向于接受英方的提议，结束绝食抗议。[24]然而外面传话进来——准确地说，是格里·亚当斯——说撒切尔夫人的提议还不够，绝食者应该坚持下去。[2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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抗议结束之前，又有六个人死去。[26]关于这件事的公众叙述是，继续绝食抗议是那些囚犯自己的坚持。而奥拉韦从未发声质疑这种说法，他顺从了后来他所说的“精心编造的谎言”，这些谎言将这些戏剧性事件紧紧包裹在其中。但私下里他怀有巨大的内疚，因为他当时没有挺身而出，没有坚定自己的立场。他不明白，为什么监狱里的人已经准备好接受这个提议，而亚当斯和他身边的人却偏要让抗议继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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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过多年的深思，奥拉韦开始形成一个可怕的推测。当博比·桑兹竞选议会席位时，和平抗议者寻求公职的情景引发了民众对共和主义的广泛支持，其规模是共和军通过暴力手段从未达到过的。1981年5月5日桑兹去世后，多达10万人涌上街头。奥拉韦无权参与军队委员会的讨论，而他们是决策者。但他开始认为，亚当斯延长绝食抗议是故意为之，目的是充分利用抗议引发的广泛的同情和支持。就共和党的政策而言，绝食抗议是“原子分裂”的时刻，奥拉韦如是总结道。[27]亚当斯第一次发现了通过选举政治带来变革的可能性。在延长抗议活动的决定中，他发现了一个前所未有的契机，能极大地拓展共和党运动的支持基础。[28]它只需要付出六条人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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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奥拉韦开始向麦克斯讲述这个故事后，他发现自己停不下来。他开始哭起来，起初是抽泣，接着像个孩子般无法自已地号啕大哭。20年来，他的良心一直背负着那六个抗议者的死。在20年的沉默之后，说出这件事让他感到了情绪的涤荡。“我他妈什么都不在乎了，我要说出来，”他告诉麦克斯，“这些人死得太他妈不值了！”[2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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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而，当奥拉韦开始思考，也许是亚当斯罔顾他人死活，认定前赴后继的殉道者是新芬党成为可行政党不可或缺的条件时，奥拉韦不得不承认一个令人不安的可能：如果不是这个决定，这场战争也许远远没有结束。正如埃德·莫洛尼后来写道：“绝食抗议让新芬党成功涉入选举政治成为可能：共和军的武装斗争和新芬党的政治活动之间后来产生的矛盾引发了和平进程，并最终结束了冲突。假如1981年7月撒切尔夫人的提议没有被破坏，那么有可能，甚至很可能，所有这些都不会发生。有人会说，只要目的正当，就能不择手段。还有人会说，和平的实现如同珍珠，值得为她付出代价。”[30]在奥拉韦看来，一个人能玩一场如此漫长而处心积虑的游戏，并将六个人送上不必要的死亡之路，那么他一定是政治策略的天才——但也是一个反社会的人。[3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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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于绝食抗议，布伦丹·休斯作为幸存者同样滋生了负罪感，并在接受麦克斯采访时阐述了这一点。休斯经常回想第一次失败的绝食行动。那一次，在年轻的抗议者肖恩·麦克纳陷入昏迷后，他叫停了抗议活动。跟许多“如果……那么……”的事后假设一样，休斯会想，要是他当年任凭麦克纳死去，事情会怎么样？第二次绝食是不是根本不会发生？那十个人是不是不会送命？他在脑海中做着算数，那是一种让人不知所措的感受。在绝食抗议很久之后，有一次，休斯在邓多克碰见了麦克纳。麦克纳有脑部损伤，而且视力因为绝食而受到了永久性影响。[32]“黑鬼，你他妈混蛋！”麦克纳对休斯说，“你应该让我死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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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时，休斯会想到自杀。和麦克纳一样，他的身体也留下了绝食的创伤。[33]最终，他的视力会逐渐消失。他开始戴独眼眼罩，这令他看上去像冬日里逍遥法外的海盗。他会坐在公寓里，一连数小时盯着窗外，接连不断地抽烟。他凝视着城市里参差不齐的街道、学校操场和教堂的塔尖，还有远处的造船厂。一个世纪前，泰坦尼克号就是在那里建造的。在麦克斯的妻子卡丽·图米看来，休斯被困在了那里。“我一直感觉，他大部分的生活都禁锢在那个窗台边，”她回忆道，“他无法抉择，到底是跳出去结束这一切，还是跳回来开始真正的生活。”[3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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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对监狱的医院现在还记忆犹新，”有一次休斯告诉麦克斯，“我依然能闻到——人死的时候有一种气味，一种死亡气息——整个绝食抗议期间它都笼罩在医院里。到现在我还会想起这些，我甚至有时能闻到它，那种陈腐的死亡气息。这么多年来，我是说，几年前我还无法谈这些事。我做不到，我真的没办法。我强迫自己不去想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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休斯回忆了罗斯医生，那位在绝食抗议期间照顾过他，给他带过新鲜山泉水的好心医生。[35]博比·桑兹一直不信任罗斯，说他是“思维操纵者”。但这位医生的好意对休斯而言意义重大。后来他听说，在目睹十位绝食抗议者相继死去后，罗斯医生于1986年举枪自尽。[3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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休斯对麦克斯承认，他能在这些对话中有所坦白，因为他知道这些采访会封存起来，直到他去世。他告诉麦克斯，格里·亚当斯批准了1973年对伦敦实施的炸弹袭击，那次任务最终将杜洛尔丝·普赖斯和她的同行炸弹手送进了监狱。“我的意思是，有些事你能说，有些事不能说，”他思索道，“我不会昭告天下，说我和某个士兵被枪杀的案件有关，或者参与策划了在英格兰的行动。但我肯定不会站出来否认。而听到我愿意为之豁出性命（有几次几乎真的送命了）的人站出来否认他参与过的历史，否认他在战争中扮演的角色，否认他在战争中指挥的行动，实在让人深恶痛绝，也是所有死去的人的耻辱。”[3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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休斯记得帕特·麦克卢尔，也就是“小帕特”，还有他的秘密小组——杜洛尔丝·普赖斯效力过的“无名氏”。麦克卢尔最后在20世纪80年代期间隐没了。他在某个时候退出了共和军，去当了一名出租车司机。有人问他是否愿意回去，打持久战。但麦克卢尔拒绝了。他不干了。休斯听说他移居去了加拿大，最后死在了那里。麦克斯问，如果指挥“无名氏”日常行动的是麦克卢尔，那么谁拥有这个小队的最高权力呢？[38]是谁在发号施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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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们一直是格里的部下。”休斯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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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麦克斯问到琼·麦康维尔的失踪时，休斯告诉他，格里·亚当斯了解并批准了这次行动。在休斯看来，这桩谋杀案无可厚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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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她是告密者。”他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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