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什么也别说：一桩北爱尔兰谋杀案 二十二 叛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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每个人都可以被收买。在1925年出版的爱尔兰小说《线人》中，作者利亚姆·奥弗莱厄蒂讲述了一个警方的线人基普·诺兰的故事。基普指认了警方想除掉的一个都柏林共和党人，此人后来被警方杀害。[1]从基普向当局提供线索的那一刻起，他强烈地意识到，在这座紧密相连的城市里，他已经成了“弃儿”。他有一种疑神疑鬼、大难临头的感觉，十分害怕抛头露面：“平常的脚步声仿佛注入了邪恶的魔法，变得让人胆战心惊。”叛徒占据了爱尔兰人大量的想象空间——他们是背信弃义的典范，在民间被视为恶魔。[2]格里·亚当斯曾说，告密者“是这个岛上各个社会层面所唾弃的对象”。[3]然而事实上，数百年来，英国人一直在爱尔兰雇用间谍并培养双重间谍。[4]弗兰克·基特森关于北爱尔兰问题开端的洞见不断发展，从最初的MRF“策反小组”演变为由英国军方和情报部门以及皇家阿尔斯特警队投入的极其广泛而复杂的行动，其目的在于渗透准军事组织的圈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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特雷弗·坎贝尔是一个高大魁梧、仪表堂堂的贝尔法斯特警察，效力于皇家阿尔斯特警队特殊分队。在德里（对坎贝尔来说永远只有“伦敦德里”）工作两年后，他于1975年被调职至贝尔法斯特，并在接下来的27年中卷入了北爱尔兰冲突。坎贝尔的专长是应对线人。[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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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开始并没有真正的规则，无章可循，只能找到一个是一个。”他回忆道。当局并没有系统的规定，告诉他们以哪些人为目标，或者怎样管理他们的线人。不过，这一领域的科学逐渐进步。在北爱尔兰管理叛徒的最大挑战，是当地培养皿般的地域规模。你不能在贝尔法斯特和一个贝尔法斯特线人见面，这座城市实在太小。因此，你必须让对方去郊区或者乡村。但这些线人往往是偏于孤陋寡闻，他们在这座城市的一角长大，从未走向外面的世界。多乘几趟汽车和火车，就可能让他们迷路。坎贝尔会把线人带到一个海滨村庄见面，他们会一脸惊叹地站在那里，仿佛一趟汽车之旅就把他们载到了世界的尽头。坎贝尔喜欢和他的联络人在乡村见面，但不会进入乡村深处。在有些农村地区，比如南阿马，当地人认识每一辆车。只要有一辆陌生的车出现，便足以引起邻里的警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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寻找安全地点见面的挑战，往往比不上首先要传达见面信息的挑战。在北爱尔兰问题初期，许多北爱尔兰家庭没有自己的电话。就算他们有，基本上也是一条共用的电话线，爱打听闲事的邻居可能会趁机偷听——这显然不是联系秘密线人的好办法。理论上，叛徒可以使用付费电话。但在战时的贝尔法斯特，几乎所有付费电话都被故意破坏公共财产的人所捣毁。即便叛徒幸运地找到了一个正常工作的电话，也可能会有爱管闲事的熟人路过，发现他在电话亭里，继而打听他在跟谁通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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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此，坎贝尔想出了一些创造性的方法，在需要见面时通知线人。起初，他采用了冷战时期间谍活动的一些粗略技巧，比如用粉笔在砖墙上留下记号。但他很快开发了其他更新颖的技巧。有时，坎贝尔会对贝尔法斯特的一户人家进行突然袭击，制造很大的动静——不是线人的房子，而是某个不幸住在街对面的毫无防备的百姓住宅。这对遭到袭击的无辜家庭来说很倒霉，坎贝尔承认。但这种方法可以准确无误地传递一个信息：我们该见面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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贝尔法斯特不是柏林——甚至比不上东柏林——在如此狭小而守旧的城镇玩这种间谍游戏，可能会导致离奇的事情发生。有一次，坎贝尔在卡斯尔雷盘问一位老练的共和军成员，那里是戒备森严的东贝尔法斯特审讯中心，以粗暴的审讯和酷刑而著称。[6]那个人曾多次被捕，但坎贝尔一直未能成功将他收买。现在，警方可以将他依法扣留三天，然后要么起诉他，要么放他走。三天时间里，坎贝尔和他面对面坐在一个空气浑浊、密不透风的审讯室里谈话。在这种情况下，有些共和军犯人会保持冰冷的沉默，用凌厉的眼神盯着坎贝尔，自始至终一言不发。还有些人则侃侃而谈，试图对他下手，打探消息：他在哪里长大？他支持哪个橄榄球俱乐部？他成家了吗？他们住在哪里？坎贝尔希望跟审讯对象建立融洽的关系，但他明白，任何无意中透露的信息都可能给他带来杀身之祸。因此，他尽力维持这种戏谑的对话，同时避免提供任何关于自己的实质信息。这一次，受审的共和军是个话多的人，但他完全和坎贝尔一样训练有素：他不会透露任何能为坎贝尔所用的信息，他也绝不会让自己被收买。他不过是用随意而打趣的威胁口吻胡诌乱扯，消耗时间，对此坎贝尔不得不心生敬意。三天之后，时间到。坎贝尔别无选择，只能放他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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坎贝尔已经72小时没有陪妻子了，她抱怨他一个晚上都没休息。所以，那个人被释放后，坎贝尔回到家里换洗一番，然后带妻子出去约会。他们开车来到了海边一家不错的海鲜餐厅。这是个热闹非凡的地方，很受游客欢迎，坎贝尔和妻子在一个海景餐桌旁坐下点了餐。正当他们吃完第一道菜时，坎贝尔抬起头，看见有个人站在吧台旁边。他背对着坎贝尔，不过吧台后方有一面大镜子。就在这时，他们两人在酒瓶上方的映像里目光相遇。那是坎贝尔在过去三天审问的对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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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可能不会留下来吃主菜。”坎贝尔对妻子说道，视线没有从那个人身上移开。他通常在开车的路上很小心，他认为他们并没有被跟踪到餐厅。相反，这似乎是一个巨大的巧合，但让人感觉暗藏危机。坎贝尔没有向妻子解释眼前微妙的处境，他对妻子知会了一声便朝吧台走去。他用若无其事的生硬态度跟那个共和军打了招呼，仿佛对方是他每天见面的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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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个人回应了他的问候。然后，他漫不经心地问：“那是你老婆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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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某个人的老婆。”坎贝尔回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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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既然是你，那八成是别人的老婆了。”那个人坏笑着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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坎贝尔对这个玩笑微微一笑。接着，他字斟句酌地问道：“你是准备在这里喝一整晚的酒，还是准备打电话叫人过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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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人小心地沉默了一会儿，然后低声道：“回去吧，跟那个女人共进晚餐，然后滚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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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个人是谁？”坎贝尔回到餐桌时妻子问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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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个相识，工作上的。”坎贝尔回答，并没有再解释什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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坎贝尔有一个信条：每个人都可以被收买。有时你只需要找到合适的点。你可能对一个人审问15次却一无所获；然而，等到第16次，事情就会出现转机。情况会改变，也许对方突然发现他跟自己的队伍不合，或者他身陷窘境急需用钱。教派贫民区是贝尔法斯特孕育准军事组织的地方，来自那里的线人往往没有工作，依靠政府补助勉强度日。如果你抓住时机，就能向他们提供经济上的紧急支援，以解他们的燃眉之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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倘若你有非常想争取的目标，而对方的情况没有改变，你不如主动为他改变环境。“你可以安排让他失业，”坎贝尔回忆道，“或者让他失去房子。”对于要养家糊口的男人或女人而言，没有什么比无家可归的前景更让人担忧。如果潜在的收买对象必须开车上班，坎贝尔会安排车出现需要高价维修的大故障。“当你知道他穷困潦倒的时候，就是你收买他的时候。”坎贝尔会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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虽然金钱是引诱线人的有效工具，但也可能引起危险。有些人是所谓的“廉价叛徒”：他们是当地的“小鱼”，偶尔能提供低级别的信息，换点微薄的打赏。但如果你处理的对象涉入得更深——他传递了重要情报，且以英国政府特务的身份在行事——你很难在不让他暴露身份的情况下犒赏他。大多数这样的人住在破败的飞地里，那里的人一向很穷。在这种环境下，你怎么可能付给一个人数百甚至数千英镑而指望不被别人发现呢？你或许可以谎称这是一笔意外之财，是赌马赢来的。但这种借口只能用一次。下次拿到钱的时候，你又该作何解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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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难得的是为当局连续效力几年，甚至几十年的线人。维持这种双重身份是一件危险的事，在这片土地上，叛徒所受的惩罚是死刑，而且他们的家人将一生蒙羞。同时，这也是一件孤独的事。坎贝尔的线人往往在情绪上依赖于他。虽然他一直在利用他们面对死亡的心理准备，虽然他最初用威胁的手段强迫他们跟他合作，或者在他们想洗手不干时胁迫他们继续充当线人，但他往往也是唯一知道他们秘密的人。正因如此，他扮演起了医生、社会工作者和牧师的角色。叛徒的困难变成了他的困难，比如修缮房屋，比如给孩子准备圣诞礼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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传统观点认为，每个上线都想拥有身居高位的信息源。但坎贝尔发现，最佳线人往往是“贴身特务”——不是情报目标本人，而是那个在他身边的人。收买格里·亚当斯的司机也许能为你带来比收买亚当斯本人更有价值的情报。（罗伊·麦克沙恩曾于20世纪90年代担任亚当斯的私人司机，2008年他被揭露是英方的线人。）[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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共和军对英方的渗透活动所带来的威胁十分清楚。20世纪70年代，当布伦丹·休斯和他的手下最初审问谢默斯·赖特和凯文·麦基时，他们获悉了有关“弗雷德们”的信息，以及基特森准备从内部破坏共和军运动的计划。70年代后期，临时共和军专门组建了一支内部安全队伍，他们可以审查新兵，并审问可疑的叛徒。这支以审讯为职责的骨干队伍后来被称作“爆头小组”——因为当叛徒认罪后，他们会让他“脑袋开花”，也就是一枪打爆他的头。[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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几十年来，爆头小组最令人闻风丧胆的间谍猎手，是阿尔弗雷多·“弗雷迪”·斯卡帕蒂奇。[9]他是一个砌砖工，胸脯宽大，留着八字胡。斯卡帕蒂奇来自一个意大利移民家庭，在南贝尔法斯特长大。他的父亲有一辆很受欢迎的冰淇淋车，以家族的姓氏命名。人们称弗雷迪为“意大利佬”，不过更多人直接叫他“斯卡帕”。他在北爱尔兰问题爆发初期加入了共和党运动，并且被关进过朗·凯什监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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斯卡帕会和一个叫约翰·乔·马吉的人一起，审讯任何可能与英方合作的可疑共和军成员。[10]他的手段千篇一律：他会把嫌疑人带到一个安全的房子里，蒙住他的眼睛，让他面对一堵墙坐在椅子上。[11]然后，斯卡帕会连续数小时甚至数天对他进行盘问，威胁他、贬低他，最后对他进行殴打甚至严刑逼供，直到他同意认罪。“所有军队都会吸引精神变态的人。”[12]布伦丹·休斯常说。但斯卡帕是个特例。通常，他会向嫌疑人保证，只要他认罪，斯卡帕就会饶他一命。当受审对象哭着承认自己越轨的事实——或者被酷刑屈打成招——斯卡帕会对他的供述进行录音。然而，不论他对倒霉的受害者施加酷刑时做出了怎样的承诺，背叛共和军的惩罚永远是死罪。斯卡帕的杰作会突然出现在城市边缘的荒地上，或者泥泞的乡村小路旁：那些尸体的手脚被捆绑着，身上满是殴打和火烫留下的伤痕，眼睛被残忍地用几截胶带蒙住。[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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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些尸体被发现后，斯卡帕喜欢到死者家登门，大声播放他录下的供词，并向家属说明他们的亲人究竟为何遭到处决。[14]有时，他会详细讲述死者被害的经过。特雷弗·坎贝尔了解斯卡帕蒂奇的情况。他十分清楚那些被爆头小组传唤的人将面临怎样的下场。曾经，一个名叫弗兰克·赫加蒂的临时共和军军需官，向其英国情报部门的上线提供了共和军从利比亚所购武器的藏匿点。赫加蒂随后逃往英格兰，在军情五处的安全屋里躲了起来。假如他永远不回去，或许能活下来。然而他开始想家，并给住在德里的母亲打了电话。她告诉他，马丁·麦吉尼斯不断来找她，并亲口担保，如果赫加蒂回到德里，向共和军说明一切，他将免于一死。[15]赫加蒂回去后，遭到了爆头小组的审问。最后，他的尸体在边境附近的路边被发现。（2011年，麦吉尼斯坚称，他和赫加蒂的死“没有丝毫关系”。[16]但在1988年，也就是赫加蒂被害的两年后，麦吉尼斯在一次采访中指出，共和党的活跃分子清楚“转变立场”的后果。当被要求澄清可能会有怎样的后果时，麦吉尼斯说：“死刑，毫无疑问的。”）[17]当特雷弗·坎贝尔跟自己的线人合作时，他会告诉他们：“不管发生什么，一定不要认罪。一旦认罪，你必死无疑。”[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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