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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波士顿学院和安东尼·麦金太尔做口述历史时，布伦丹·休斯坚定地表示，琼·麦康维尔之所以被处决，是因为她是叛徒。据休斯所言，麦康维尔的家里被搜出了一个“发射机”——一个无线电收发报机，很可能是英方提供的。休斯说，麦康维尔“让她的孩子为她收集信息，观察共和军志愿军在帝维斯公寓附近的活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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休斯告诉麦克斯，麦康维尔最初引起临时共和军的注意，是一个步兵遇到了她的一个孩子。那个男孩儿提到，他“妈妈”在家里放了一个东西。休斯回忆道：“我派了一个小队，一个小组，去她家里查看情况。”休斯说，在那间房子里，他们发现了那个无线电。休斯继续说道，共和军逮捕了麦康维尔，把她带走进行审问。据休斯所言，她承认她一直在用无线电给英军传递消息。休斯提醒麦克斯，他自己“当时不在现场”，所以他的回忆都是基于下属告诉他的二手信息。但他说，麦康维尔坦白以后，他的手下没收了那个发射机，并对琼发出警告，然后让她回到了她的孩子身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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休斯说，几个星期之后，他们在麦康维尔家发现了另一个发射机。“我已经警告过她一次，”他回忆道，但现在，“我知道她必须死。”即使有人认同休斯对麦康维尔线人身份的描述，但也很难想象，除了低级别的花边消息，她还能提供什么重要信息？这对休斯和他的同志而言无关紧要。不论所谓的背叛造成的实际影响多么轻微，对共和军来说，叛徒就是叛徒，而对叛徒的惩罚就是死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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休斯强调，他个人并不知道麦康维尔会被秘密地埋葬，“或者说‘失踪’，这是他们现在的说法”。他一直自认是左翼的自由斗士，然而这种手段似乎与暴政并无二致。在麦克斯看来：“不论在智利还是柬埔寨，让一个人失踪等于把自己变成了战犯。”[19]即使在1972年的混乱时期，临时共和军也不会轻易在杀害某人后让他消失，休斯坚持道。回顾过往，尽管将一位十个孩子的妈妈埋葬在无名坟墓的行为十分残暴，但这个决定却是在一番郑重的讨论后做出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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根据休斯的讲述，当地共和军领袖艾弗·贝尔尤其认为麦康维尔不应该被埋葬。贝尔是个强硬派，他是20世纪50年代共和党运动的老兵，曾于1972年夏天和格里·亚当斯一起参加了伦敦失败的和平谈判。[20]休斯表示，伦敦会议的五个多月后，贝尔和贝尔法斯特的临时共和军领导层就如何处理琼·麦康维尔一事进行了辩论。“如果你们要杀了她，就他妈的把她扔到街上，”休斯记得贝尔说，“杀了她又把她埋起来，谁也不知道她为什么被处死，这有什么用呢？”最好给当地其他人一点教训，看他们以后还敢不敢考虑当叛徒。贝尔提出，如果你们不让尸体被发现，那么这桩命案就“纯属报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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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贝尔的提议被否决了，休斯说，否决人是格里·亚当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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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亚当斯不接受这个逻辑吗？”麦克斯问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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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不接受。”休斯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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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下令让她失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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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下令把她埋了。”休斯说。休斯猜测，他们可能担心，因为麦康维尔是女性，是一个丧偶的母亲，她的死可能损害共和军的声誉。但临时共和军确认了她的线人身份，必须对她实行终极处罚。因此，他们决定秘密杀害麦康维尔，并直接让她失踪。休斯表示，在等级制度的共和军，最终批准这个决定的不会有第二人选。“只有一个人下令处决那个女人，”休斯告诉麦克斯，“那个该死的家伙就是现在新芬党的领导人。”[2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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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72年，爆头小组尚不存在。因此，休斯说，亚当斯将运送琼·麦康维尔穿过边境的敏感任务交给了由小帕特·麦克卢尔管理的秘密小队。押送麦康维尔赴刑场的责任落到了“无名氏”肩上，而这个具体人选，就是杜洛尔丝·普赖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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巧合的是，普赖斯是麦克斯最亲近的朋友之一。他们在《北爱尔兰和平协议》之后找到了对方，并发现他们都滋生出了极度的不满。[22]她生活在都柏林，他们一家人于20世纪90年代中期搬到了那里。[23]她喜欢这座城市，但她希望两个儿子不会忘掉他们的贝尔法斯特口音。[24]最近几年，她和斯蒂芬·雷的婚姻逐渐变得紧张，最后他们于2003年离婚。[25]普赖斯继续住在一家人位于马拉海德的大房子里，那是都柏林北部一个繁荣的海滨郊区。她在家里摆设了许多她盛名时期的纪念品：装裱的简报、褪色的照片，以及挂在墙上的爱国横幅。[26]她和食物的关系一直未能恢复正常。她会邀请客人来喝茶，端上新鲜出炉的咖啡蛋糕，然后看着客人享用，自己却不愿吃一口。[27]“我不太喜欢吃东西。”她会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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普赖斯的写作抱负并没有真正实现，她一直未能出版自己的回忆录。不过有一段时间，她重返校园，在都柏林的圣三一学院注册了法律课程。[28]对该课程的年轻学生而言，普赖斯有着不同寻常的形象。她年纪偏大，举止古怪，常常戴着色彩鲜艳的帽子，坐在教室里听课时总把头疑惑地歪向一边。她插话之前从不举手，还喜欢亲切友好地诘问讲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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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一天，普赖斯走进女厕所时发现，学生们正排着长队等待。洗手间正在维修，有几个厕所没有门。“为什么你们都等在这儿？”普赖斯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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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几个厕所没有门。”一个排队的女生解释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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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看就知道你们没进过监狱！”[29]普赖斯大声说道，接着大步走向没有门的厕所，自顾自地解决内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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普赖斯保持着她的尖刻和风趣，有时她似乎沉浸在其中。但也有迹象表明，她无法摆脱过去的困扰。她感觉自己花费了大量时间在脑海中搜寻，回忆过去的点点滴滴。[30]她为自己年轻时的经历感到不安——那些她对别人的所作所为，对自己的所作所为。[31]她的许多老战友患有创伤后应激障碍，有时几十年前的可怕遭遇在脑海中闪现，有时一身冷汗地从梦中惊醒。[32]偶尔，当普赖斯开车载着后座上的两个儿子，抬头瞥向后视镜时，她会发现镜子里的不是丹尼或奥斯卡，而是他死去的战友乔·林斯基在盯着他。[33]有一天，在圣三一学院一堂有关政治犯的讲座上，普赖斯拍案而起，并开始喊出一连串共和党绝食抗议者的名字，然后冲出了课堂。她再也没有回去。[3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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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杜洛尔丝而言，《北爱尔兰和平协议》尤其令她有一种被出卖的个人感受。“这个协议背叛了她从出生开始就接受的信念，”她的朋友埃蒙·麦卡恩回忆道，“和其他许多人相比，它对杜洛尔丝造成了更强烈、更深刻的影响。”[35]她实施过炸弹袭击、抢劫过银行，还目睹过朋友们死去，并且自己几乎也断送性命。但她期望，这些暴力之举最终能实现家族几代人为之奋斗的民族解放。“对于新芬党今天的成就，我连一次美味的早餐都不该错过。”[36]她在爱尔兰电台接受采访时说。“志愿军不仅会送命，”她指出，“志愿军还要杀人，明白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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心理学有一个概念叫作“道德创伤”。[37]有别于“精神创伤”，道德创伤涉及士兵如何理解他们在战争时期做出的违背社会的行为。普赖斯感到了极大的道德创伤：她认为她已经完全被剥夺了为自己的行为进行道德辩护的权利。而那个将共和主义推向和平之路的人正是她昔日的朋友和指挥官——格里·亚当斯。这一事实更加重了她的道德创伤。亚当斯给她下达过命令，她忠诚服从的命令。而如今，他似乎完全否认了武装斗争，尤其否认了杜洛尔丝。这令她出离愤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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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1年，在梅奥县举行的共和党纪念会上，她起身宣布，她“受够了”人们说他们从未加入过共和军。[38]“格里是我的指挥官。”她表示。这种直言不讳并不受新芬党的欢迎，不止一次有人严厉警告她闭嘴。[39]然而，即便新芬党明目张胆地进行信息管控，这也只会加剧普赖斯的愤怒。20世纪90年代，共和军在迈向和平战略的过程中，形成了多个小型武装派别，其中有些派别采取了进一步暴力行动。普赖斯偶尔会出席这些组织的会议[40]，但她并不是参与者。[41]“你们重新发动战争能带来什么？”[42]她会问他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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尽管如此，她仍然无法放下过去。她的两个孩子丹尼和奥斯卡并不关心政治。[43]普赖斯开玩笑说，当她谈论自己年轻时的动荡岁月时，对他们而言就像“石器时代”那么遥远。1998年，在一系列教派谋杀案发生后，斯蒂芬·雷表示：“每个人变得如此习惯战争的状态，他们已经无法想象还有其他可能。”[44]现在，普赖斯很难让自己平静下来。麦克斯创办了一本名为《毛毯》的杂志，以愤愤不平的共和党人的写作为特色。普赖斯成了定期投稿者，她常常在专栏直接致信批判亚当斯。“格里·亚当斯用一种为了不让基层士兵恐慌的温和语气，说的是，‘要知道，他们会离开的’。”她在2004年写道。“共和军会解散……武器会封藏在混凝土下……有些人会获得政治职位，其他人会得到满意的工作（社区工作等等），还有些人会开商店、开出租车，这里设个骗局，那里挖个陷阱。世事就是如此。”[4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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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布伦丹·休斯一样，普赖斯敏锐地意识到共和党殉道者被商品化的现象。她一眼看穿了亚当斯的一个暗示，即如果博比·桑兹还活着，他会欣然接受共和党运动向政治的转变。“他告诉我们，博比会全力支持和平进程，”普赖斯写道，“我常常会想，假如我在布里克斯顿监狱的处境走向了预期的结局，谁会来代表我发言？我会为《北爱尔兰和平协议》唱怎样的赞歌呢？”[46]（巧合的是，桑兹的家人对新芬党以博比的名义和形象来筹措资金的行为感到憎恶，并要求他们停止这么做。）[47]普赖斯愤怒地指出，当亚当斯面对某些共和党观众演说时，他会提及她备受崇敬的布蕾迪姨妈的名字。[48]她经常对北爱尔兰问题进行全面的反思。这就是我们杀人的目的吗？[49]她会自问。这就是我们牺牲的目的吗？这一切究竟是为了什么？[50]有时，她会梦见亚当斯。[5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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虽然如此，她仍然对自己那段莽撞的个人历史极为骄傲。当一个叫塔拉·基南的美国研究生在2003年拜访她时，普赖斯说：“我希望，我的所作所为向世人表明，任何普通人都能因为内心深处的某种信念，而在身体和精神上逼自己突破极限。”她说出这些话，让人感觉她是某种耐力运动员，而不是准军事组织成员。“一个普通人能做出超乎寻常的反应，”她继续说道，“就像一个女人能把压在孩子身上的车抬起来，谁也不知道我们有多大的潜能。”[5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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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麦克斯告诉普赖斯关于“贝尔法斯特项目”的计划时，她同意参与进来。他们会在她家见面，一聊就是几小时。麦克斯开着录音机，她则将自己的故事娓娓道来，关于她引以为豪的共和党家庭背景，关于她作为青少年在民权运动时期思想的激进化，关于对伦敦实施的爆炸袭击，以及在监狱里的岁月和绝食抗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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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一次，采访开始之前，普赖斯说她想谈谈她在琼·麦康维尔失踪案中扮演的角色。麦克斯之所以被选作此次波士顿学院口述历史项目的采访人，完全是因为他的非客观立场。他和他的受访者来自同一群体。普赖斯成了他的挚友，她参加了他和卡丽的婚礼，穿着一件闪闪发光的金色礼服，手臂搭在布伦丹·休斯的肩上拍了一张照片。麦克斯的儿子出生后，普赖斯答应做他的教母。现在，当普赖斯宣布她准备揭开北爱尔兰问题最可怕的秘密之一时，麦克斯却在打开录音机之前犹豫起来。“作为史学工作者，我很想记录这件事，”他告诉普赖斯，“但作为朋友，普赖斯，我必须提醒你一句。你有孩子，如果你承认参与了麦康维尔的失踪案，你的孩子将背负该隐的烙印。”[5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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