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看着兄弟姐妹们争吵，甚至自己也参与争吵，这让迈克尔·麦康维尔感到难过。“本来希望这件事能让我们走近一点，”他说，“没想到却让我们更加疏远。”[3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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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共和军内部，这个后来被称为“失踪者”的群体被视为一种政治累赘——同时也是一种耻辱。[32]1995年，比尔·克林顿就此事对格里·亚当斯和新芬党进行了施压：“有些家庭仍然没有机会平静地哀悼，无法探望亲人的坟墓，无法在分离多年后重聚。”克林顿说：“现在是时候让这些家庭再次团圆了。”[33]博比·斯托里是共和军的资深成员，也是格里·亚当斯的亲信。1998年，他开始对前临时共和军成员进行登门拜访，询问他们是否记得琼·麦康维尔发生了什么事。[34]他找到了艾弗·贝尔，贝尔曾提出应该将麦康维尔杀害后陈尸街头。他还找到了杜洛尔丝·普赖斯，这让她感到惊愕，她没想到亚当斯竟然会派人来问她关于琼·麦康维尔的遭遇。她向斯托里建议，如果他想查出真相，或许他应该“去见格里”。[3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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巧合的是，亚当斯在这段时期和麦康维尔家的孩子见了面。1995年，他首先拜访了海伦和她的丈夫谢默斯。他是在保镖的陪同下去她家的，“就好像他是个名人”，海伦心想。和麦康维尔家一样，亚当斯从小家里有十个孩子，他表达了自己的慰问。但海伦注意到，他不敢看她的眼睛。[36]有一次，和迈克尔·麦康维尔见面时，亚当斯说：“不管怎么说，我很遗憾共和党运动对你母亲的所作所为。”[37]亚当斯十分擅长这种掩饰，他不会承担任何个人的责任。毕竟，他从来没有加入过共和军。“这些谋杀案发生在25年前，当时正是战争最激烈的时候，”亚当斯对一家报纸表示，“战争期间免不了发生可怕的事。”[3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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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和麦康维尔一家最初的一次会面中，亚当斯表明，他实际上有不在场的证据。“谢天谢地，她失踪的时候我在监狱里。”[39]他说。事实并非如此。1972年6月，为了飞往伦敦参加和平谈判，他从朗·凯什出狱。琼于12月被绑架，而亚当斯直至次年7月才被再次关进监狱。（“不应该断章取义，”亚当斯后来表示，“我把日期搞混了。”）[4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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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布伦丹·休斯看来，亚当斯的表现令人震惊——他竟然会找到琼·麦康维尔的孩子，向他们保证会将他们母亲的遭遇追查到底，仿佛这对他而言是一个巨大的谜团。“他找到这户人家，承诺要对那个女人的失踪进行调查，”休斯在波士顿学院口述历史的一次采访中告诉麦克斯，“就是他下达了该死的命令处决那个女人！你告诉我天理何在？！”[41]只有“不择手段的恶魔”才能干出这种事，休斯断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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搜寻遗体所需的时间似乎比预期更久。“共和军能在星期五用棺材交出一具遗体，”海伦的丈夫谢默斯在埃蒙·莫洛伊被发现后表示，“他们应该来这里为我们做同样的事。”[42]然而，尽管有些坟墓容易定位，其他坟墓却难以找到。这些坟墓之所以没有标记，就是为了让它们能跟周围的环境融为一体。人们已经逐渐变老，记忆随之褪色。与此同时，地貌也发生了改变。[43]有人可能记得一个谷仓附近的特定位置，但那个谷仓几十年前就已被拆毁。20世纪70年代一排纤弱的小树苗，如今可能长成了粗壮的大树。“共和军领导层怀着好意在解决这个问题。”临时共和军在一份声明中宣称，语气中透出些许戒备。他们表示，因为时间的流逝，他们的努力遇到了阻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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麦康维尔一家在其他有亲人失踪的家庭里找到了些许慰藉。有几个家庭会在名为海浪的“跨社区”精神创伤中心相聚，它成了失踪人员家属的一种支持。有些人经历了难以言说的痛苦。凯文·麦基失踪后，他的母亲玛利亚变得有些精神失常。她有时会在夜里把家里的其他孩子从床上叫醒，给他们穿上外套，坚持让他们出门进行徒劳的寻找。[44]她会贸然找上邻居，用力敲他们的门大声喊道：“我儿子在哪儿？你们对凯文做了什么？”[45]还有的时候，她会在晚上准备一盘食物，然后告诉孩子们：“把它放进热压机里给凯文保温。”[46]仿佛他刚刚出门办事去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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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一次，警方在突袭麦基家时发现了一把枪。玛利亚因此被捕，并在阿马监狱待了几个月，她碰巧在那里遇见了普赖斯姐妹。她让杜洛尔丝·普赖斯给她做头发，并不知道对方就是开车送她的儿子穿过边境奔赴刑场的人。[47]当埃蒙·莫洛伊的尸体被寻回后，玛利亚·麦基参加了他的葬礼。[48]她体验了一种幸福的错觉，以为她埋葬的是自己的儿子。然而，当她去世的时候，他们仍然没有找到凯文。玛利亚的大家庭给孩子们起名凯文，以此来纪念他。不论是儿子、表兄弟、侄子或外甥，似乎只要有男婴出生，他们都会叫他凯文。[4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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爱尔兰的地形以泥炭沼泽为主，密实的土壤具有酸性厌氧的特质，这意味着爱尔兰恐怖的过往偶尔会在这里重见天日。泥炭切割机有时会掘出古人的上颌骨、锁骨，或者已经保存数千年的完整尸体。[50]这些尸骨往往显示出祭祀仪式和暴力死亡的迹象，其中有些能追溯到青铜时代。这些受害者遭到了他们所在群体的驱逐和埋葬，被后世发现时，他们从头发到粗糙的皮肤依然栩栩如生，完好无损。在20世纪70年代北爱尔兰问题的高潮时期，谢默斯·希尼因为一本书开始关注“沼泽人”。[51]这本书出版于1969年，讲述了关于在日德兰半岛的沼泽里发现的保存完好的男性和女性的尸体。在书中所附的照片中，那些扭曲的尸体赤身裸体，有些人的喉咙被割开，这让希尼联想到爱尔兰过去和现在的某些“残暴仪式”。[52]希尼以这些人物为题写下了一系列诗作，包括《沼泽女王》。他在诗中采用了一个女人的口吻，这个女人在长久的埋葬后被重新发掘：“我被一个草泥割切者的铲子/修剪/和剥光”[53][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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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时候，希尼在自己家的农场采集泥炭。[54]他曾经形容，爱尔兰的沼泽“记得这里发生和经历的一切”。尽管让人们失踪的行为令人痛恨，但爱尔兰对此却并不陌生。[55]事实上，老共和军早在20世纪20年代独立战争期间就有这种劣迹。谁也不知道究竟有多少人被秘密埋葬，但有时仍然会有尸体意外出现。[56]它们的骨头被泥炭染成了深棕色，以至于看上去像树根，而跟人类没什么关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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挖土机在库利半岛的沙滩上连续挖掘了50天，最后掘出了一个规模接近奥运会游泳池的大坑。麦康维尔一家每天都会聚在岸边，希望土壤里能出现某些线索：一颗纽扣、一根骨头、一个拖鞋，或者他们的母亲一直别在身上的别针。有的夜晚，琼的孩子们会坐在温暖的车里，凝视夜幕下的爱尔兰海，一波又一波的海浪拍打在岸边。[57]但是，这次搜寻最终被放弃。虽然共和军提供了坟墓的坐标，但他们的信息似乎出了差错。琼被绑架的时候，“他们让我们变成了笑柄，”阿格尼丝说道，泪水使她的睫毛膏晕染开来，“现在他们又让我们成了笑柄。”[5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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几个兄弟姐妹离开海滩，回到了各自的家里。然而，母亲的影子无处不在。他们也许不知道是谁下令杀害了琼，或者是谁执行了处决的命令。但他们仍然记得，在那个12月的夜晚，那些闯进家里带走母亲的年轻邻居。绑架团伙的成员已经长大成人，结婚生子。这是一个残酷的转变：除了琼留下的那张唯一的照片，有几个孩子已经记不清他们母亲的模样，但他们仍然能认出那些绑匪的脸。[59]有一次，海伦带着她的孩子们去麦当劳，结果在那里看到了绑架母亲的其中一个女人。[60]那个女人和自己的家人在一起，她朝海伦大吼，让她不要找她的麻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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还有一次，迈克尔在福尔斯路坐上了一辆黑色计程车的后座，结果抬头发现司机是绑架琼的人之一。计程车驶离路缘，两个人一路上沉默不语。[61]迈克尔一句话也没说，他能说什么呢？他只是坐着，一言不发，直到车开到了目的地。然后他把车费递给了那个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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什么也别说：一桩北爱尔兰谋杀案 二十四 交织的谎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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窃贼们穿着西装，一副公事在身的样子。那是一个星期天的晚上，刚过10点，窃贼们一行三人开车来到了卡斯尔雷楼群的大门外。那天是2002年的圣帕特里克节，东贝尔法斯特一片寂静。整个戒备森严的警署大楼大约只有20人在值班。[1]特雷弗·坎贝尔当晚不在那里。经过几十年对准军事组织成员的审问和收买，他正准备退休。[2]事实上，四个月前，依照《北爱尔兰和平协议》，皇家阿尔斯特警队已经不复存在，它被更名为听上去更加中立的北爱尔兰警察局。[3]它的新使命是在人员雇用方面更加包容，减少和新教社区的联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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即便如此，卡斯尔雷看起来仍然像战区的前线作战基地，周围环绕着装有带刺铁丝网的高墙。[4]这里据说是整个欧洲最安全的建筑之一。几个窃贼在门口漫不经心地亮出了他们的证件——似乎是军队识别徽章——一个警卫放他们进入大楼。[5]除了警方之外，卡斯尔雷内部还有英国军队，以及某些为情报部门工作的匿名个体。这是个繁忙的机构，不是什么地方警区，警卫不可能认识进出的每一张面孔。除此之外，即便是最大胆的罪犯，也不会愚蠢到闯入重兵把守的设施，毕竟里面满是全副武装的士兵和警察。被关进卡斯尔雷的人都没有什么好下场，那是准军事组织成员幻想逃出而不是闯入的地方。来到前台，几个人再次出示他们的证件，心不在焉的夜班警卫让他们进入了大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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几个窃贼走过一连串走廊，他们的意图表明，这是一次精心策划的探险。他们正在前往一个特定的房间，一个办公室。巧合的是，这个办公室平常所在的房间正在装修，所以整个办公室的运行暂时迁至机构的另一个地方。不过，这几个人事先知道了这一点。他们继续走向大楼深处的那个临时地点，即所谓的220——那个秘密的、昼夜不停运转的贝尔法斯特安全部队间谍网络神经中枢。在这里，全城的数百名线人可以拨通一条特殊热线，跟他们在警方、军方和军情五处的上线联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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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晚只有一名特殊分队的警察在办公室值班，接听电话。他没有理由怀疑敲门的人会来者不善，于是他开了门，结果下巴重重地吃了一拳，他应声倒地。几个窃贼话不多说，行动迅速，他们用胶带封住他的嘴，用面罩盖住他的头，把他捆在了一张办公椅上。然后，他们给他戴上耳机，用随身听在他的耳边放起了嘈杂的音乐。[6]一串钥匙毫无掩饰地放在办公桌上，几个人拿起钥匙打开抽屉和档案柜，取出里面的文件。偶尔，其中一个窃贼会跑到被捆的警察身边，查看他的脉搏，确保他呼吸正常。但到了最后，他们没有再查看。在看不见也听不到的情况下，这名警察完全不知道他们是否还在房间里。最后，他开始试图扭动身体给自己松绑，谁也没有停下来阻止他。等他取下面罩的时候，窃贼早已逃之夭夭，档案柜也被洗劫一空。那些人带走了高度机密的珍贵情报——笔记本和文件，其中包含共和军和其他准军事组织内部线人的详细信息和代号。没有人注意到他们什么时候离开了大楼。他们只留下了一个线索——其中一个人戴的领针。[7]这要么是一种令人信服的伪装，要么是窃贼自鸣得意的玩笑，领针上写着：拯救皇家阿尔斯特警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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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是一次胆大妄为的盗窃：三个人赤手空拳、明目张胆地走进了贝尔法斯特反恐行动的内部密室，而且偷走了大量敏感情报。警方立刻陷入一片恐慌，并通知线人他们可能会遭遇危险，最终重新安置了300多人。[8]共和军成了可疑对象。一位安全人士对英国广播公司表示，这桩入室行窃案有意违反了和平进程——毫无疑问，它构成了“战争行为”。[9]共和军回应称，恰恰相反，这是当局的内鬼所为。大多数观察人士最终推断，这起案件的确是临时共和军的杰作，但窃贼似乎得到了大楼内部人员的协助。卡斯尔雷的一名厨师被传去问话，结果发现他和前共和军领袖丹尼斯·唐纳森有来往。[10]唐纳森如今是一名新芬党官员，在斯托蒙特任职。一篇媒体报道推测，这起盗窃的目的在于揭开“一名特殊告密者的身份”，这个人获得了“神秘的地位，是临时共和军内部为警方效力的级别最高的线人”。[11]据这篇文章所言，这名所谓的间谍代号是“牛排之刀”（Steak Knif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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多年来一直有传言称，共和党运动的最高层活跃着一名线人。这个线人的代号一度被泄露出来：这个代号有时被写成“赌注刀”（Stake Knife），有时被写成“牛排之刀”或者“赌注之刀”（Stake Knife）。但其中的视觉含义一直没变：这是一把直插共和军心脏的致命匕首。[12]在1999年的一篇报道中，“赌注刀”被形容为英国情报部门在阿尔斯特的“王冠上的宝石”。[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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杜洛尔丝·普赖斯听说过这些传闻。“你知道人们说的‘赌注刀’吗？那个终极告密者，”2003年3月她在都柏林的家中对一位访客说道，“据说他在共和军统治阶层身居高位，我真的想不出他是谁。”[14]普赖斯承认，她有时会在生气的时候开玩笑说，那个人可能就是格里·亚当斯本人。“不过我认为他不是‘赌注刀’。”她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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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赌注刀”的概念令共和党人极度不安，以至于人们不禁怀疑，这是不是英国人专门为了打击共和军的士气而捏造的谣言。冷战期间，美国中央情报局官员詹姆斯·耶萨斯·安格尔顿逐渐确信，他的情报机构遭到了一名苏联间谍的破坏。[15]他让该机构瘫痪了几年，试图找到这个双重间谍。但如今人们普遍认为他在捕风捉影。间谍抓捕行动可能变成一种自我毁灭的疯狂，一种疑神疑鬼的状态。安格尔顿本人把这种反情报秘密行动简练地形容为“荒野镜影”。多年来，弗雷迪·斯卡帕蒂奇和他的爆头小组不断审问并杀害可疑告密者。在1980年到1994年之间，有不下40人因为被怀疑是叛徒而遭到共和军处决，他们的尸体被粗暴地丢弃。[16]在那些被杀的人中间，许多人确实以某种方式在跟当局合作，但并非所有人都是如此。[17]共和军后来承认，爆头小组的部分受害者从未当过线人。而且，尽管共和军在边境的乡村小路上丢弃了那么多尸体，但他们似乎一直无法将问题根除。武器库仍然不断被发现，任务不断遭到挫败。不论斯卡帕蒂奇和他的同僚杀害多少人，似乎永远至少还有一个叛徒潜伏在共和军的队伍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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布伦丹·休斯出狱的时候，一个叫乔·芬顿的共和军同伙给他提供了一套公寓。[18]芬顿在福尔斯路做房地产经纪人，同时他也在秘密为英国人工作。[19]他把实际上装有窃听器的房子当作“安全屋”提供给共和军。芬顿常常告诉他的共和军朋友，他认识一些能弄到也许是偷来的全新彩色电视机的人。这些电视机也装有窃听设备。[20]最终，芬顿的背叛之举被发现。他在斯卡帕蒂奇的审问下坦白了自己的行为。在被处决之前，他挣脱束缚准备逃跑，但爆头小组从背后朝他开枪，接着又枪击了他的脸部，最后把他扔在了贝尔法斯特市郊的一条巷子里。[2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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