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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89年2月的一个星期天晚上，在北贝尔法斯特一个繁荣的街区里，39岁的诉状律师帕特·菲纽肯正在家中和妻子杰拉尔丁与他们的三个孩子享用晚餐。[52]这时，几个枪手抡着长柄大锤闯入正门将菲纽肯杀害，他们朝他开了十几枪。他的妻子被一颗反弹的子弹击中。三个年幼的孩子亲眼目睹了整个经过。作为一名律师，菲纽肯为许多共和党人提供过咨询，但他自己并不是共和军成员。尽管如此，当局认为他和共和军的关系太过密切。皇家阿尔斯特警队的警察抱怨，有些律师“实际上跟恐怖分子是一丘之貉”。[53]枪击案发生之前，是纳尔逊搜集了有关菲纽肯的情报，并提供给了执行小组。[54]袭击中所用的武器由另一个人提供，此人也是警方的线人。随后的调查并未断定“政府参与了整个谋杀帕特里克·菲纽肯的阴谋”，但其中确实提出，如果没有“政府因素的参与”，他不会被杀害。[55]（菲纽肯的家人坚信，其中必定有一个重大阴谋。[56]他们拒绝接受调查结果，认为它掩盖了事实真相，是一场“骗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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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1987年的一次事件中，布赖恩·纳尔逊救了弗雷迪·斯卡帕蒂奇一命。一名保皇派高层交给了纳尔逊一份临时共和军成员的名单，上面都是潜在的暗杀目标。纳尔逊尽职地把名单交给了他的FRU上线，其中一个名字就是弗雷迪·斯卡帕蒂奇。那时，“赌注刀”已经充当了十年的重要线人，并且随时准备在将来提供大量情报。作为一项投资，他仍然大有可为。因此，保皇派将他列入暗杀名单的事实，令他的英国上线恐慌不已。纳尔逊自己并不知道斯卡帕蒂奇也是线人。任何一个间谍对其他间谍都知之甚少。于是，FRU设计了一个方案，试图转移纳尔逊保皇派同伙的谋杀意图。[57]借用当时一名FRU成员的话来说：“我们的目的是将注意力转移到另一个人身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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英军上线给布赖恩·纳尔逊提供了另一个潜在目标的姓名：弗朗西斯科·诺塔兰托尼奥。诺塔兰托尼奥是意大利人，住在贝尔法斯特。[58]和斯卡帕蒂奇一样，他以前是计程车司机。诺塔兰托尼奥66岁，领着养老金，膝下11个孩子，也已经有了孙辈。他所没有的，是共和军的身份。但纳尔逊的上线将他刻画成了一个重要人物，如同临时共和军的教父——一个跟斯卡帕蒂奇旗鼓相当的角色。一天早晨，诺塔兰托尼奥正在家里和相守了39年的妻子躺在床上。[59]就在这时，几名枪手爬上楼梯将他枪毙在床。当他几天之后下葬时，成群结队的哀悼者加入了送殡的行列。其中一个人就是弗雷迪·斯卡帕蒂奇，他丝毫不知道，棺材里这个无辜的人是为了让他活下来而死的。[6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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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当了将近30年的警察，从来没卷入过这么错综复杂的谎言和背叛中。”[61]英国高级警官约翰·史蒂文斯说。史蒂文斯被任命对FRU和保皇派军事组织与政府之间的勾结行为进行调查，但他的努力一路受阻。1990年，史蒂文斯及其团队工作的办公室发生了火灾。[62]随后警方的调查断定，此次火灾是一起意外事故。但史蒂文斯仍然坚信，这是有人蓄意破坏——一场旨在销毁政府勾结的证据而进行的蓄意纵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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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2年，英国首相戴维·卡梅伦承认存在“骇人听闻的政府勾结行为”。[63]《北爱尔兰和平协议》包含有关刑事司法的几项具体条款，其中一项条款规定，释放协议期间被关押的准军事组织囚犯。[64]在这一原则下，对于未来有关北爱尔兰问题罪行的任何审判不得超过两年刑期。但除此之外，和平协议中并未提及如何处理过去的犯罪行为。没有任何机制表明，提供证词能够换取豁免权。而诸如斯卡帕蒂奇和纳尔逊牵涉的——同时得到政府协助和纵容的——谋杀案，也不会以战争罪遭到起诉。因为不论摆在面前的事实如何，北爱尔兰问题一直没有被承认是一场战争。这意味着，北爱尔兰问题许多尚未解决的谋杀案将继续作为公开的刑事案件，而涉案的前准军事组织成员和前士兵仍然可能遭到起诉。值得注意的是，这里有一个例外：依据1999年旨在协助寻找失踪者遗体而制定的法规，如果了解这些失踪案详情的人们主动向当局提供信息，他们将获得一定的赦免。[6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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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3年夏末的一个傍晚，也就是卡斯尔雷盗窃案的18个月后，一个名叫约翰·加兰的人走在爱尔兰共和国卡灵福德附近的雪灵山海滩上。加兰刚刚带着两个子女去附近的公墓给母亲扫墓。潮水正在退去，孩子们想抓螃蟹。当他们在潮湿的岸边嬉戏雀跃时，加兰的目光落在了一样东西上，他看见沙地里伸出了一块布料。加兰走过去，用捡起的浮木试图把布料从沙里拽出来，但它没有动。[66]好奇的加兰使出更大的力气，然后他突然停了下来。当布料被扯出沙地时，他看见了人的骨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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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些是一个成年人脱节的遗骸，”随后的病理学家报告得出结论，“这些骨头上没有附着的软组织，而且非常易碎。骨头上有植物生长的痕迹。”这是一具女性的尸骨。在清点肋骨并列出其他完整的骨头后，该报告指出：“受害者的后脑勺有一处足以令她致命的枪伤。”[67]一颗扁平的铅弹在离头骨不远的地方被发现。[6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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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99年夏天那场漫长的守候已经过去四年，麦康维尔家的孩子们再次聚集在这片海滩上，他们离上次搜寻时被全面挖掘的区域只有数百米远。[69]最近的几场暴风雨严重侵蚀了这片地区。因此，在几十年的隐藏之后，这个坟墓逐渐在风雨的冲刷下暴露出来。这具骨架剩余的股骨被送去跟阿奇和阿格尼丝·麦康维尔的DNA样本进行基因比对。[70]但与此同时，还有那块布料，以及几件在无名之墓中将尸骨包裹了几十年的缠结的衣物。在附近的停尸房，琼·麦康维尔的孩子一个接一个被领进房间，让他们查看摆在桌子上的衣物：连裤袜、内衣、残存的裙子、粉色羊毛上衣、一只鞋的鞋底。[71]阿奇最先进去，但他不忍心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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相反，他问了一个问题：“有没有一个安全别针？”[7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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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名警官检查了衣物后说没有，接着他翻开布料的一角，看到了那个别针。琼·麦康维尔失踪31年后，她的遗骸终于被找到。“我的母亲是一个非常好的母亲，”阿奇在随后的死因调查中表示，“失去她以后，我们所有人的生活都变成了地狱。”[7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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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年11月，琼被重新安葬。她的灵柩上装饰着一簇花，她的孩子们护送灵柩穿过西贝尔法斯特的街区，在经过帝维斯公寓高楼时沉默地停顿了一会儿。布伦丹·休斯还住在那里。在和平进程中发挥重要作用的亚力克·里德神父出席了葬礼。[74]然而，有些陪伴灵柩的人感觉，那天的西贝尔法斯特出奇地安静，仿佛当地人被告知不要靠近，仿佛他们又一次在回避麦康维尔一家。[7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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琼·麦康维尔的灵柩经过帝维斯公寓高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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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其他失踪者的遗体被发现时，人们关注的重点是寻回尸骨，并将他们安葬在神圣之地。[76]但是，麦康维尔案件的验尸官裁定，琼的尸体不属于管理失踪案的有限赦免协议范围之内，因为她不是在共和军的帮助下被找到的，而是一个平民在海滩散步时被偶然发现的。这包含了一个非常严肃的暗示，验尸官宣布：“这起刑事案件尚待结案。”[7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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什么也别说：一桩北爱尔兰谋杀案 二十五 最后一把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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里德神父在留意那个枪手。他同意见证共和军解除武装的过程，循道宗牧师哈罗德·古德也在现场。整个流程按部就班进行，共和军用来让武器“失去功效”的准确技术被严格保密，但据说其中包括用混凝土封藏武器的步骤。[1]现在是2005年，两名神职人员前来对最后一批武器的销毁进行监督。当他们关注整个过程的时候，附近一名手持AK-47冲锋枪的临时共和军官员分散了里德的注意。“我们走到哪儿，这把卡拉什尼科夫冲锋枪就跟到哪儿，我看得出来它已经上了膛。”里德后来说。他推断，临时共和军之所以亮出这把枪，不是因为怕神职人员图谋不轨，而是他们需要提防持不同政见的准军事组织发动伏击，后者可能因为并不准备放弃斗争而试图收回武器。[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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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过，销毁的过程波澜不惊。[3]当突击步枪、喷火器、迫击炮和肩扛式导弹被哐当作响地混合处理之后，剩下的唯一武器就是那名枪手手中的卡拉什尼科夫冲锋枪。里德神父看着那个人郑重地交出了枪，并发现他情绪变得激动起来。里德心想，那个人似乎非常清楚地意识到，这是“最后一把枪”了。[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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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共和军解除武装的时候，布伦丹·休斯实现了他毕生的梦想，他在弟弟特里的陪同下飞往了古巴。[5]这两个头发灰白的爱尔兰人参观了圣克拉拉的切·格瓦拉纪念馆，并去陵墓表达了他们的敬意。他们遇到了一些参加过古巴革命的老兵，并和他们建立了情谊。他们在切·格瓦拉曾经战斗的地方拍照留念，布伦丹感到欣喜不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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回到贝尔法斯特后，休斯的健康每况愈下，他经受的一系列疾病可以追溯到25年前的绝食抗议。[6]2008年的一天，他陷入了昏迷。他的家人在医院守在他身边，D连的老兵也开始出现。他们知道他们的前指挥官将不久于世，所以前来表达敬意。一天晚上，格里·亚当斯悄悄来到医院。这让布伦丹的兄弟姐妹感到不安，他们知道，如果休斯醒着，他很可能不会欢迎亚当斯。休斯已经开始告诉人们：“曾经，我愿意为格里·亚当斯挡枪。现在，我会亲手给他一枪。”但是，休斯的家人选择不干涉。[7]亚当斯独自走进了医院病房，沉默地坐在休斯的床前。休斯于次日去世，享年59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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休斯的葬礼在2月一个寒冷的日子隆重举行。杜洛尔丝·普赖斯出席了葬礼，还有麦克斯和他的妻子卡丽。普赖斯在某个时刻探头望去，看见一个熟悉的身影穿过人群。那是亚当斯。对这位新芬党领袖而言，现身葬礼是一件尴尬的事。[8]亚当斯如今受到了世界各地的欢迎。他是政府部长，是和平使者。人们为了跟他握手而排起长队，甚至碰一下他的衣袖也是好的。但这里不一样。周围的男人和女人都曾服从过他的命令，葬礼的主人曾是他最亲近的朋友，然而亚当斯却是这里的局外人。布伦丹的弟弟特里·休斯认为，亚当斯现身是迫不得已。布伦丹是共和党人的偶像。在共和军精于算计的标志性权术下，每一场葬礼都是表现的舞台，亚当斯能在休斯活着时跟他撇清关系，但却不能在他死后这么做。[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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普赖斯看着亚当斯，心里意外地升起了一阵同情。他在人群中显得那么不安，她心想。他看起来很孤独，但非常坚决。[10]亚当斯钻进送殡行列，艰难地穿过人群，挤进了肩扛灵柩的队伍。[11]“我们去是为了哀悼，不是为了拍照。”[12]普赖斯后来抱怨。然而，指责亚当斯一心痴迷于政治已经为时已晚。葬礼过后，亚当斯告诉新芬党《共和国报》，尽管休斯“不认同最近几年的发展方向”，但所有认识他的人都对他“非常尊敬”。“他是我的朋友。”[13]亚当斯表示，最后他用盖尔语说了一句格言，翻译过来的大意是，“他走在真理的道路上”。亚当斯无论如何也想不到，这个观点不久就会变成铁一般的事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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休斯去世的时候，“贝尔法斯特项目”的存在依然是被严格保守的秘密。但已经有迹象表明，新芬党开始失去对北爱尔兰问题时期共和军历史叙述的绝对控制。当里奇·奥拉韦和麦克斯做口述历史时，他等到最后一次采访才吐露心中埋藏已久的秘密——亚当斯领导层回绝了英国政府的提议，而这个提议可能结束1981年的绝食抗议，避免最后六名绝食者的死亡。然而，奥拉韦感到倾吐心声的体验如此令人振奋，以至于结束采访后，他立刻决定不等到自己死后再将这个故事公之于众。[14]奥拉韦性格开朗，长着一张大圆脸，灰白的头发剪得很短。他仍然比较年轻，身体也很健康，一时半会儿还死不了。此外，他并不想把自己的故事只讲给波士顿学院未来的学生听。他希望告诉全世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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