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奥拉韦想做的是写一本书。这个主意听上去有些奇怪，而且有潜在的危险。当“贝尔法斯特项目”的负责人埃德·莫洛尼听说了奥拉韦的计划后，他试图劝告他。奥拉韦打算公开的指控——格里·亚当斯为了提升新芬党的竞选前景而有意牺牲了六位绝食者的性命——太具爆炸性。“一旦公开这件事，你就会被钉在十字架上。”[15]莫洛尼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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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奥拉韦不为所动。“如果这件事没公开我就死了，那这些老家伙就会逃脱责任。”[16]他说。2005年，他出版了这本名为《毛毯人》的书。书中把亚当斯描写成了一个头脑冷静、远见卓识的人，但也将他刻画成了一个狡猾的投机取巧者。“不论历史选择如何评价亚当斯”在绝食抗议中扮演的角色，奥拉韦写道，“如果没有他和那些绝食抗议者，就不会有爱尔兰今天表面的和平”。[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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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种细微之处并不能安抚某些人，他们认为《毛毯人》的出版被当成了武器，是专门用来针对格里·亚当斯的一段个人历史。这位新芬党主席没有直接回应奥拉韦，而是表现得无动于衷。但是，用奥拉韦的话来说，他“放出了自己的看门狗”：一群亚当斯的代理人和盟友在媒体上围攻这本书。曾和奥拉韦在绝食抗议期间密切合作的比克·麦克法兰嘲讽此书“完全弄虚作假”，并声称英国人没有提出过任何协议，所以亚当斯不可能发送消息命令囚犯们不予接受。[18]（几年之后，麦克法兰更改口径，承认英方确实提出过秘密协议。[19]但他强调，是抗议者自己认为协议不能接受并选择继续绝食，而不是领导层做出的决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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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说对《毛毯人》的抨击意在让奥拉韦闭嘴，它的效果却适得其反。他从不错过任何在公众场合跟任何对他的故事细节提出质疑的人进行辩论的机会，而且他决定现在要就那场绝食抗议和其后果再写一本书。[20]他还发现，愿意讲述跟共和党的正统说法相悖的故事为他赢得了支持者。杜洛尔丝·普赖斯在评论《毛毯人》时称赞了奥拉韦，感谢他揭开了“这个谜团极其重要的部分”。[2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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布伦丹·休斯也对《毛毯人》推崇备至，并且在他死前为这本书作了辩护。“我曾经是一名囚犯。奥拉韦多次跟我谈论过他所担心的事，而他最终将这些事写进了书里。”[22]休斯在给《爱尔兰新闻报》的信中写道。在他人生的最后阶段，休斯偶尔会和奥拉韦聚首，交流他们在监狱的回忆。“黑鬼，你应该把所有这些都写下来。”奥拉韦会告诉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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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别担心，”休斯说，“我有录音。”[2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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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9年的一天，杜洛尔丝·普赖斯被捕，并被指控试图从塞恩斯伯里超市偷窃一瓶伏特加。普赖斯坚称自己并未打算偷酒。超市有配备电子扫描仪的自动收银台，她只是没弄清它的使用原理。普赖斯进一步表示，她的“品性和教养都不会让我做出买东西不付钱的事”。[24]她随后被免除入店行窃罪。但事实上，普赖斯陷入酒精及药物成瘾已经有一段时间，并且正在经受创伤后应激障碍。[25]2001年，她因偷窃药品处方被捕，并被判盗窃罪。[26]几年后，她去马加伯里监狱探望一名持不同政见的共和党囚犯时被赶了出来。[27]监狱官员说她喝醉了酒，但她否认了这一点。朋友们为她感到担忧。普赖斯仍然每周和她的德里老友埃蒙·麦卡恩联系一次。她常常想谈过去的事，但麦卡恩会努力把她引向其他话题。“别说了，”他会说，“我不想知道。”[28]和里奇·奥拉韦一样，普赖斯想写一本书，记录她在共和军的岁月。但麦卡恩告诫她不要这么做。“写你童年的经历，”他说，“不要写共和军的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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直言不讳仍然会招致激烈的非难。2009年，另一位共和军老兵格里·布拉德利写了一本回忆录。和普赖斯一样，布拉德利鄙视新芬党成员。他认为，许多新芬党人“对共和军的成就坐享其成”。[29]布赖恩·菲尼是一位受人尊敬的研究北爱尔兰问题的学者，他和布拉德利合著了这本书。布拉德利对他说：“我唯一清楚的是，我不是线人。”[30]然而，这本书出版后，布拉德利所在的北贝尔法斯特街区立刻被涂鸦标记，指明他是叛徒。“我只是在讲自己的故事。”他抗议道，强调他只想“将在共和军的真实经历记录下来”。[31]最后，布拉德利被迫逃离贝尔法斯特，流亡都柏林。[32]在背井离乡、身体欠佳的情况下，有一天，他开车来到贝尔法斯特海湾一座诺曼式城堡附近的停车场，结束了自己的生命。[3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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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只有他们有写书的权利吗？”里奇·奥拉韦在布拉德利死后愤慨地发问，“难道历史永远无法被真实地记录下来吗？”[3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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巧合的是，布伦丹·休斯去世之前已经有所安排。他让麦克斯和埃德·莫洛尼向他承诺，他的回忆将以书的形式发表。时机成熟以后，莫洛尼主动执笔撰书。戴维·欧文是保皇派准军事组织阿尔斯特志愿军的成员，他参加了波士顿学院的口述历史项目，并同样于最近去世。莫洛尼利用休斯和欧文的录音文稿完成了写作，这本《来自坟墓的声音》于2010年出版。[35]在前言中，波士顿学院的鲍勃·奥尼尔和汤姆·哈奇对这本书的描述是，“取自波士顿学院关于北爱尔兰问题口述历史档案的一系列计划出版物中的第一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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档案的秘密正式公开。[36]这本书将点名引用休斯的话，其中不仅断言格里·亚当斯曾是共和军指挥官，而且描述亚当斯亲自下达了杀人的命令。如今，休斯亲口表示，是亚当斯派他去美国购买阿玛莱特步枪，是亚当斯派杜洛尔丝·普赖斯去轰炸伦敦，是亚当斯下令杀害琼·麦康维尔。费伯出版社预言，《来自坟墓的声音》将“使某些否定历史的言行无法在公众视线里继续存在”。[3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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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本书的出版引起了巨大的关注，同时也立刻遭到了强烈的抨击。“我很了解布伦丹·休斯，”亚当斯在被问到这本书时说，“他的状态不好，而且持续了很长一段时间，包括他在接受这些采访期间。布伦丹还反对共和军停战以及和平进程。”[38]亚当斯即将入选爱尔兰共和国下议院，即该国的立法机关。他“斩钉截铁”地否认了有关他涉及琼·麦康维尔失踪案的任何说法，“或者埃德·莫洛尼提出的任何其他指控”。新芬党在一份总括性声明中称，任何参与“贝尔法斯特项目”的人都“居心叵测”。[3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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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们的视线很快转移到了安东尼·麦金太尔身上，书中表明是他对休斯进行了采访。麦克斯早已跟亚当斯身边的人闹翻，但他现在开始遭到威胁。一天晚上，有人将粪便涂在了附近一个邻居的房子上——显然弄错了地址——这种恶意的拙劣之举是共和军标志性的特点。[40]在一篇媒体报道中，一名不愿透露姓名的共和党人表示，麦克斯将“步埃蒙·科林斯的后尘”。科林斯是纽里人，在出版了自己的共和军生涯回忆录后，不久便于1999年被刺身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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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是，《来自坟墓的声音》收获了强烈的反馈，而且埃德·莫洛尼进行了巡回宣传。他计划在爱尔兰电视台推出一部包含休斯口述历史录音的纪录片。然而，2010年的一个夏日，亚当斯多年的好友兼盟友丹尼·莫里森联系了波士顿学院，要求查看休斯的录音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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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爱尔兰问题期间，莫里森一直是共和军的首席宣传员，“一手拿枪、一手投票”的竞选口号就是出自他之手。如果休斯进行波士顿学院口述历史项目的前提，是这些内容只能等他死后再公开，而休斯现在已经去世，那么除了埃德·莫洛尼的书以外，莫里森想必也能获取录音原件？当学院将这个要求转告莫洛尼和麦克斯时，他们变得恐慌起来。[41]无论如何不能准许莫里森拿到磁带，莫洛尼说。“莫里森在共和军的间谍搜捕队伍里扮演了关键角色，”麦克斯在邮件中告诉波士顿学院的汤姆·哈奇，“丹尼·莫里森对这些录音带没有任何学术兴趣。他既不是学者也不是调查作家，而是一个宣传员。”[4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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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北爱尔兰和平协议》之后构想“贝尔法斯特项目”也许只是几位策划者最初的心血来潮，但他们谁也没想过会出现这样的局面。事实上，他们对这个项目最初的设想有一些十分重要却模棱两可的地方。举例而言，和安东尼·麦金太尔角色相当的威尔逊·麦克阿瑟完成了保皇派群体的所有采访。他在收集口述历史资料的过程中一直以为，除非所有参与者都离开人世，否则任何采访内容都不得公之于众。当他听说莫洛尼打算出版《来自坟墓的声音》时，他感到猝不及防，当时距最后一批采访结束只过去了几年时间。[43]也就是说，他们并没有等到几十年后最后一批参与者去世再揭示档案的存在，而是第一批参与者刚刚离世就公开了这个秘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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几位策划者也从未决定到底谁能查阅这些采访。一直以来，他们都说要提供给“波士顿学院未来的学生”。但是，在莫洛尼的书问世之前，该学院的历史系根本不知道有“贝尔法斯特项目”一事。实际上，这个档案是如此保密，以至于除了哈奇和奥尼尔之外，波士顿学院几乎没有人知道它的存在。一位历史教授听说了这个项目后，让自己督导的一位研究生去伯恩斯图书馆为她的论文查阅休斯和欧文的采访。[44]但是，埃德·莫洛尼在获悉这个安排后提出反对。“我强烈建议你现在封锁这些档案，禁止任何进一步的查阅。”[45]莫洛尼对哈奇写道。他提议制定一份严格的协议，任何人都可以申请查阅这些采访，但申请人的名单应该交给莫洛尼“审查”。[4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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哈奇在写给麦克斯的邮件中表达了自己的愤慨。他指出，如果最开始的认知是这个项目将“长期封存”，那么波士顿学院恐怕不会予以支持。“你们甚至没有暗示我们，这件事可能会有任何后果。”他抱怨道。你们不可能指望学校“对除了埃德·莫洛尼以外的整个学术界和/或新闻界”封锁档案。[4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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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一开始，这两个爱尔兰人和两个美国人——莫洛尼、麦金太尔、哈奇和奥尼尔——将“贝尔法斯特项目”掩盖得密不透风，因为他们明白这是一个高度敏感且暗藏危险的项目。出于操作安全的考虑，他们将了解这个项目的人员范围保持得极度狭小。并且，直到莫洛尼的书问世之前，在将近十年的时间里，他们小心翼翼地维持了这种守口如瓶的意识。但是，这种极度狭小的人员范围可能导致他们将一些事情视作理所当然，妨碍了他们提出重要的问题：如果整个计划开始瓦解，而他们最恐惧、最糟糕的担心成了现实，他们又该如何应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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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0年2月，就在《来自坟墓的声音》出版之前，格里·亚当斯接受了《爱尔兰新闻报》的长篇采访。其中他被问及共和军的“疯狂修士”乔·林斯基，后者是北爱尔兰问题中第一个被失踪的人。林斯基派人袭击了他的情敌，因而导致裂杯子酒吧的枪击案，最后遭到了军法审判。1999年，共和军承认他们造成了一群人的失踪，并公布了受害者名单，包括两名线人谢默斯·赖特和凯文·麦基，以及琼·麦康维尔，但林斯基不在名单之列。[48]事实上，是埃德·莫洛尼最先向林斯基的家人告知了这个消息。在出版《来自坟墓的声音》的故事之前，莫洛尼告诉他们，乔的失踪是共和军干的。当《爱尔兰新闻报》的采访人向亚当斯问及林斯基时，他漫不经心地说：“他是我的邻居。”被问到他和林斯基是不是朋友时，亚当斯说：“哦，是的。我认识他，他失踪了。”[49]他还说，他鼓励任何了解林斯基失踪案的人现在站出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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杜洛尔丝·普赖斯在都柏林郊外的家中看到了这篇采访，她感到怒不可遏。[50]虽然已经和亚当斯断交多年，但她通过《毛毯》杂志的文章跟他保持着某种对话。“我认识你很久了。”她在一篇专栏中提醒他。是那个“多管闲事的牧师”让亚当斯偏离了共和党事业吗？她心想，矛头对准的可能是亚力克·里德神父。还是因为“美国人的阿谀奉承”？[51]这些让你“忘乎所以”了吗？她问他：“你的自负是不是开始膨胀？到最后，你是不是看到了功成名就的机会？”她一次又一次感受到个人和政治层面的背叛。“你肯定不是为了荣华富贵这么做的，对不对？”她问，“我真的很好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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亚当斯从未回应这些挑衅，一再被拒绝的普赖斯有时会变得危险。“我期待能自由地说出我的经历，”她在2005年写道，并表示，“这是我仅剩的自由了。”[5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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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近，普赖斯开始在想找人说话的时候打电话给记者。她会坐在家里，有时手里拿着一杯酒，陷入对过去悲哀的沉思中。这不仅是因为她感到孤独，而且是因为在这些时刻，她被一股纠偏匡正的挑衅的冲动所占据。她要作证。“杜洛尔丝，你他妈这是在干什么？”埃蒙·麦卡恩会表示反对，并指出打电话给记者谈论她的过去是多么危险的一件事。但在麦卡恩看来，普赖斯似乎充满了她难以控制的“盛怒”。[53]2010年2月，当她看到亚当斯关于林斯基的采访后，她拿起了电话。[5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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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天上午，一位名叫艾莉森·莫里斯的贝尔法斯特记者到《爱尔兰新闻报》上班，发现有一堆电话留言在等着她。[55]普赖斯似乎整晚都在给夜班编辑部打电话。巧合的是，莫里斯和普赖斯一样，也在安德森斯顿长大。她是一位金发记者，富有进取心，说话直截了当，拥有准确无误的共和党消息来源。她去都柏林和等待她的普赖斯见了面。莫里斯采访过不少前准军事组织成员，她熟悉相关的危险：这些男人和女人因为精神创伤而变得反常，往往依靠酒精和处方药艰难度日。她曾在布伦丹·休斯去世之前对他进行多次采访，有时，她因为他喝醉了而不得不中断采访。但是，当普赖斯开门迎接莫里斯和摄影师时，她看起来头脑清醒，思维连贯。她有一头染成铂金色的短发，身上穿着一件羊毛衫，脖子上戴着一条红色围巾。莫里斯被她的优雅和美丽所打动。[56]她和许多人一样，觉得普赖斯像个戏剧家，像个波希米亚人。[5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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普赖斯想谈论那些失踪的人。她之所以这么做，是因为亚当斯谈到她的老朋友乔·林斯基失踪一事时满嘴胡言的态度。仿佛乔的失踪是上帝的旨意，而不是亚当斯下令实施的暴行。林斯基是“一个绅士”，普赖斯告诉莫里斯。[58]她本不该让他走上死亡之路，她应该帮他逃出境外。“直到今天，我仍然感到悲痛不已，”她说，“我不该就那样由他去送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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