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哈奇在写给麦克斯的邮件中表达了自己的愤慨。他指出，如果最开始的认知是这个项目将“长期封存”，那么波士顿学院恐怕不会予以支持。“你们甚至没有暗示我们，这件事可能会有任何后果。”他抱怨道。你们不可能指望学校“对除了埃德·莫洛尼以外的整个学术界和/或新闻界”封锁档案。[4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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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一开始，这两个爱尔兰人和两个美国人——莫洛尼、麦金太尔、哈奇和奥尼尔——将“贝尔法斯特项目”掩盖得密不透风，因为他们明白这是一个高度敏感且暗藏危险的项目。出于操作安全的考虑，他们将了解这个项目的人员范围保持得极度狭小。并且，直到莫洛尼的书问世之前，在将近十年的时间里，他们小心翼翼地维持了这种守口如瓶的意识。但是，这种极度狭小的人员范围可能导致他们将一些事情视作理所当然，妨碍了他们提出重要的问题：如果整个计划开始瓦解，而他们最恐惧、最糟糕的担心成了现实，他们又该如何应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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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0年2月，就在《来自坟墓的声音》出版之前，格里·亚当斯接受了《爱尔兰新闻报》的长篇采访。其中他被问及共和军的“疯狂修士”乔·林斯基，后者是北爱尔兰问题中第一个被失踪的人。林斯基派人袭击了他的情敌，因而导致裂杯子酒吧的枪击案，最后遭到了军法审判。1999年，共和军承认他们造成了一群人的失踪，并公布了受害者名单，包括两名线人谢默斯·赖特和凯文·麦基，以及琼·麦康维尔，但林斯基不在名单之列。[48]事实上，是埃德·莫洛尼最先向林斯基的家人告知了这个消息。在出版《来自坟墓的声音》的故事之前，莫洛尼告诉他们，乔的失踪是共和军干的。当《爱尔兰新闻报》的采访人向亚当斯问及林斯基时，他漫不经心地说：“他是我的邻居。”被问到他和林斯基是不是朋友时，亚当斯说：“哦，是的。我认识他，他失踪了。”[49]他还说，他鼓励任何了解林斯基失踪案的人现在站出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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杜洛尔丝·普赖斯在都柏林郊外的家中看到了这篇采访，她感到怒不可遏。[50]虽然已经和亚当斯断交多年，但她通过《毛毯》杂志的文章跟他保持着某种对话。“我认识你很久了。”她在一篇专栏中提醒他。是那个“多管闲事的牧师”让亚当斯偏离了共和党事业吗？她心想，矛头对准的可能是亚力克·里德神父。还是因为“美国人的阿谀奉承”？[51]这些让你“忘乎所以”了吗？她问他：“你的自负是不是开始膨胀？到最后，你是不是看到了功成名就的机会？”她一次又一次感受到个人和政治层面的背叛。“你肯定不是为了荣华富贵这么做的，对不对？”她问，“我真的很好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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亚当斯从未回应这些挑衅，一再被拒绝的普赖斯有时会变得危险。“我期待能自由地说出我的经历，”她在2005年写道，并表示，“这是我仅剩的自由了。”[5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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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近，普赖斯开始在想找人说话的时候打电话给记者。她会坐在家里，有时手里拿着一杯酒，陷入对过去悲哀的沉思中。这不仅是因为她感到孤独，而且是因为在这些时刻，她被一股纠偏匡正的挑衅的冲动所占据。她要作证。“杜洛尔丝，你他妈这是在干什么？”埃蒙·麦卡恩会表示反对，并指出打电话给记者谈论她的过去是多么危险的一件事。但在麦卡恩看来，普赖斯似乎充满了她难以控制的“盛怒”。[53]2010年2月，当她看到亚当斯关于林斯基的采访后，她拿起了电话。[5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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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天上午，一位名叫艾莉森·莫里斯的贝尔法斯特记者到《爱尔兰新闻报》上班，发现有一堆电话留言在等着她。[55]普赖斯似乎整晚都在给夜班编辑部打电话。巧合的是，莫里斯和普赖斯一样，也在安德森斯顿长大。她是一位金发记者，富有进取心，说话直截了当，拥有准确无误的共和党消息来源。她去都柏林和等待她的普赖斯见了面。莫里斯采访过不少前准军事组织成员，她熟悉相关的危险：这些男人和女人因为精神创伤而变得反常，往往依靠酒精和处方药艰难度日。她曾在布伦丹·休斯去世之前对他进行多次采访，有时，她因为他喝醉了而不得不中断采访。但是，当普赖斯开门迎接莫里斯和摄影师时，她看起来头脑清醒，思维连贯。她有一头染成铂金色的短发，身上穿着一件羊毛衫，脖子上戴着一条红色围巾。莫里斯被她的优雅和美丽所打动。[56]她和许多人一样，觉得普赖斯像个戏剧家，像个波希米亚人。[5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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普赖斯想谈论那些失踪的人。她之所以这么做，是因为亚当斯谈到她的老朋友乔·林斯基失踪一事时满嘴胡言的态度。仿佛乔的失踪是上帝的旨意，而不是亚当斯下令实施的暴行。林斯基是“一个绅士”，普赖斯告诉莫里斯。[58]她本不该让他走上死亡之路，她应该帮他逃出境外。“直到今天，我仍然感到悲痛不已，”她说，“我不该就那样由他去送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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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你知道这样说会让你跟这个案子扯上关系吧？”莫里斯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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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不在乎了，”普赖斯说，“那个人是个骗子。”[5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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两个女人交谈了一段时间后，莫里森抬起头吓了一跳，她看见一个男孩犹豫不决地站在门口。他面容白皙，一头黑发乱蓬蓬的。莫里斯心想，他和斯蒂芬·雷真是一个模子刻出来的。那是杜洛尔丝的儿子丹尼，他手里拿着电话。“我的小姨玛丽安想让你接电话。”[60]他对莫里斯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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莫里斯接过电话后，玛丽安·普赖斯表示对她的采访感到十分愤怒。她解释说，杜洛尔丝一直在圣帕特里克接受治疗，那是都柏林的一家精神卫生机构。“她的状况不好，”玛丽安说，“她不应该接受采访。”[6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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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你姐姐是成年人。”[62]莫里斯抗议道。但玛丽安很坚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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离开普赖斯的住所后，莫里斯找到上司商议，试图挽救这次采访。最后她想出的解决方案，是写一篇关于这个故事不痛不痒的版本，说杜洛尔丝·普赖斯打算向受害者遗体定位独立委员会坦白——因为从理论而言，任何向该委员会提供信息的人都将获得起诉豁免权。这篇文章在几天之后发表，标题是“杜洛尔丝·普赖斯对共和军失踪者的创痛”。文中表示，关于乔·林斯基、谢默斯·赖特和凯文·麦基的失踪案，普赖斯有“至关重要的信息”提供[63]，但并没有展开详细叙述。莫里斯还指出，普赖斯知道“十个孩子的母亲琼·麦康维尔最后的日子”。[64]在文章发表之前，莫里斯打电话给普赖斯，问她是否联系了独立委员会。[65]普赖斯撒谎说是的。[6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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莫里斯的文章发表三天后，贝尔法斯特小报《周日生活报》也发表了一篇报道。这篇题为“格里·亚当斯和失踪者”的报道正好道出了莫里斯的文章所遗漏的详细信息，并将这些信息归功于“嫁给电影明星的恐怖分子”杜洛尔丝·普赖斯。据《周日生活报》所言，普赖斯直接告发了亚当斯，说他“在受害者的失踪案中扮演了重要角色”。[67]当普赖斯在林斯基死前去接他的时候，她是“遵照格里·亚当斯的命令”这么做的。普赖斯表示，她还开车送琼·麦康维尔穿过边境奔赴刑场。有些共和军成员“想把琼的尸体扔在艾伯特街正中央”。但是，普赖斯强调，格里·亚当斯“反对这么做”，他说这种做法会损害临时共和军的形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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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些指控具体到令人震惊，而且跟布伦丹·休斯的叙述相当吻合。但《周日生活报》的文章有些不同寻常之处。首先，文章作者塞伦·巴尔内斯本人似乎并未跟杜洛尔丝·普赖斯有过交谈。相反，他援引了普赖斯的“录音供词”，并表示“《周日生活报》听过这些录音”。然而这些是什么供词呢？塞伦在报道的其他地方指出，普赖斯“在录音的情况下向波士顿大学的学者供认了自己在绑架案中扮演的角色”。[68]除了名字的差错——波士顿大学（Boston University）和波士顿学院（Boston College）是两所不同的机构——这里的言下之意非常清楚：塞伦·巴尔内斯，贝尔法斯特一家小报的记者，似乎通过某种方式听过波士顿学院的杜洛尔丝·普赖斯录音，而且是在她尚在人世的情况下做到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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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埃德·莫洛尼获悉《周日生活报》的报道时，他惊慌起来。这篇文章明确表示，巴尔内斯获取过波士顿学院的档案。但莫洛尼知道这不可能是真的。那些录音一直锁在伯恩斯图书馆的珍藏室里。更重要的是，莫洛尼能指出巴尔内斯并未获取这些录音的另一个理由：在接受麦克斯采访时，杜洛尔丝·普赖斯从未提到过琼·麦康维尔——因为麦克斯告诫她不要这样做。“杜洛尔丝一次也没有提及‘琼·麦康维尔’的名字。”莫洛尼在后来的宣誓书中写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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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巴尔内斯没有听过波士顿学院的录音，那么他所指的是什么供词呢？当莫洛尼和麦克斯试图弄清事情的真相时，他们得出了一个结论。艾莉森·莫里斯和塞伦·巴尔内斯是朋友，而且过去是在《安德森斯顿新闻报》一起工作的同事。莫洛尼和麦克斯知道《爱尔兰新闻报》的那篇采访因为玛丽安·普赖斯的阻止而流产。他们推断，在发表那篇关于普赖斯的残缺不全的报道后，莫里斯肯定把采访录音分享给了她的朋友巴尔内斯。[69]巴尔内斯在文章中写道，他听过一份“录音供词”，还说杜洛尔丝·普赖斯为“贝尔法斯特项目”贡献了“录音供词”。文中暗示录音供词只有一份，但实际上有两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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艾莉森·莫里斯否认和巴尔内斯分享了她的采访。巴尔内斯只是说，如果他谈论消息来源就是“玩忽职守”。与此同时，格里·亚当斯愤怒地反驳了普赖斯的声明，说她“长期以来反对新芬党与和平进程”。[70]亚当斯指出，普赖斯正在经历“精神创伤”，并补充道：“她显然有一些必须自己想办法释怀的事。”[71]这些指责跟亚当斯针对休斯做出的评判如出一辙，他形容休斯有“他的问题和他的困境”。[7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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假如亚当斯确实曾是普赖斯和休斯的指挥官，那么他的说法可谓极其冷酷无情：普赖斯和休斯都感到愤愤不平，因为亚当斯曾命令他们执行残忍的任务，结果却跟他们断绝关系，声称道德责任由他们自己承担，因为他从未加入过共和军。当两人终于和盘托出时，亚当斯却坚称他们在说谎——而且，为了质疑两人的话，他指出他们显然正在承受的精神创伤。亚当斯本人似乎明显没有受到过往经历的困扰。北爱尔兰问题的经历令其他许多人备受煎熬，但他看上去似乎丝毫未受影响。“布伦丹说了他说的话，”他告诉一位采访者，“现在布伦丹已经死了，那就到此为止吧。”[7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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什么也别说：一桩北爱尔兰谋杀案 二十六 神秘无线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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埃德·莫洛尼关于布伦丹·休斯的书几乎和报道杜洛尔丝·普赖斯的新闻同时披露了有关琼的信息，这令麦康维尔一家人感到痛心。休斯和普赖斯都坚持认为琼是告密者，并且休斯详细描述了她被发现拥有一台无线电的经过。这个新的信息似乎再次揭开了麦康维尔一家人认为已经盖棺定论的事。2006年，北爱尔兰警方巡查员努阿拉·奥罗恩就琼·麦康维尔之死发表了一篇报告。[1]奥罗恩发现，当局从未对这起绑架案进行任何像样的调查。但她找到了一些情报档案，这些档案出自有传言称“麦康维尔因为线人的身份被临时共和军绑架”的时期。[2]不过，当奥罗恩查找军方和警方的旧档案时，她找不到麦康维尔失踪前的任何记录——也没有任何迹象表明她可能是帝维斯公寓的特务。[3]奥罗恩在报告中指出，英国有一个政策，他们既不会确认也不会否认任何特定个体是否充当过政府的秘密间谍。尽管如此，她写道，这个情况比较独特。“这家人由于母亲被指控为线人而遭受了极大的痛苦。”她指出，而且因为琼早已离世，她现在不会受到任何伤害。“没有记录表明她曾在任何时候当过线人，”奥罗恩写道，最后她更加有力地断定，“她是一个被绑架并被谋杀的无辜女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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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番有力的声明感觉是在维护琼的孩子们。几十年来，他们坚称母亲是因为帮助一名受伤的英国士兵而遭到了不公正的毁谤。“我很高兴母亲洗脱了冤屈，”迈克尔·麦康维尔在这篇报告发表后说，“这些年来我们一直知道，那是谎言。”[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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