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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1年初，李鹏以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长身份访印，加强了两国立法机构的关系，使议会交往成为中印关系的重要组成部分，巩固了两国关系的社会和民意基础。2002年初，朱镕基以总理身份访印，双方再次确认中印互不构成威胁，坚持和平共处五项原则是两国关系的基础，并就进一步拓展经贸合作达成广泛共识。2003年，胡锦涛主席与印度总理瓦杰帕伊三次会晤，温家宝总理也与瓦杰帕伊两次会见，特别是瓦杰帕伊6月访华时，双方签署《中华人民共和国和印度共和国关系原则和全面合作的宣言》，再次确认发展长期建设性合作伙伴关系，并在此基础上建立新型关系。印方重申了反对“藏独”的一贯立场。双方还决定任命边界问题特别代表，从两国关系大局的政治角度出发，探讨解决边界问题的框架。此后的数年，中印边界特别代表多次会晤，外交和军事专家小组也多次开会。与此同时，两军之间的交往加强，互访团组增加。双方就国际和地区事务的磋商与合作富有成效，在人权等敏感问题上印度继续明确支持中国。这一切表明，中印政治往来活跃，对话渠道畅通，政治互信不断加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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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近几年，在双方的共同努力下，中印关系扎实推进，取得了一系列新的重要进展，突出体现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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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5年4月温家宝总理访印，两国建立面向和平与繁荣的战略合作伙伴关系，明确了两国关系的战略定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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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6年是“中印友好年”，11月，胡锦涛主席对印度进行国事访问，两国确定深化战略合作的十项内容，通称“十项战略”，即确保双边关系全面发展、加强制度化联系和对话机制、巩固贸易和经济交往、拓展全面互利合作、通过防务合作逐步增进互信、寻求早日解决悬而未决的问题、促进跨边境联系与合作、促进科技领域合作、增进文化关系、培育民间交流、扩大在地区和国际舞台上的合作。“十项战略”使两国战略合作伙伴关系的定位和内涵进一步充实和具体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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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7年，胡锦涛主席和温家宝总理在国际会议上多次与印度总理辛格会晤。10月，印度执政的团结进步联盟主席、国大党主席、拉吉夫·甘地的遗孀索尼娅·甘地访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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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8年1月，辛格总理访华，两国签署《中印关于二十一世纪的共同展望》。这份重要文件与“十项战略”一脉相承，从战略高度提出对国际形势和中印关系发展方向的看法，明确指出中印关系在21世纪具有重要的地区和全球影响，提出以和平共处五项原则为指导，建立公平、合理、平等、互利的国际体系，尊重各国人民的自主选择，不断推进国际关系民主化和多边主义等一系列重要主张。文件再次强调实施“十项战略”的重要性，提出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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通过稳步增进国防领域联系，不断加强建立信任措施；继续坚定地致力于通过和平谈判解决包括边界问题在内的遗留分歧，以2005年4月共同达成的关于解决边界问题政治指导原则的协定为基础，寻求公平合理和双方都能接受的解决方式，构建和平与友好的边界，为此，责成双方特别代表在该协定基础上尽早达成解决框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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随着中印政治关系的改善，中印贸易迅速增长。2007年双边贸易额达386.5亿美元，同比增长56%，2008年1～6月，双边贸易额为290亿美元，同比增长70.3%，增幅居前十大贸易伙伴之首。中国是印度第二大贸易伙伴，印度是中国第八大贸易伙伴。辛格总理访华期间，两国宣布将2010年贸易目标由400亿美元提高至600亿美元。与此同时，双方已完成中印区域贸易安排联合可行性研究。中印经贸合作为两国人民带来了实实在在的利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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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年前拉吉夫·甘地访华至今的中印关系发展历程表明，20世纪50年代中印两国为创立和倡导和平共处五项原则作出了历史性贡献。而今天，中印两国在国际事务中积极弘扬五项原则的同时，正在以自己的行动实践这些原则，从长远的角度和战略的高度定位两国关系，推动各领域的友好交流与务实合作稳步发展。中印友好是当今两国关系的主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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毋庸讳言，中印关系中也有隐忧。“中国威胁论”在印度仍有一定市场。因此，在两国关系发展进程中难免会有曲折，会有困难和干扰，但历史不会逆转，中印关系有望继续保持稳定发展的总趋势，其原因正如温家宝总理在纪念和平共处五项原则创立50周年大会上讲话指出的，“中印两国和睦相处、友好合作，符合两国人民乃至地区和世界的根本利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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外交人生：我的回忆和感悟 [:170286099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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外交人生：我的回忆和感悟 我与加拿大结缘——中加建交始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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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几十年的外交生涯中，可以说我与加拿大“结缘”最久。我最初是外交部主管加拿大事务的科员，后在驻加拿大使馆工作，回国后的业务范围仍包括加拿大。在国务院外办和全国人大工作期间，我数次陪国家领导人访加或接待加拿大贵宾，我自己也多次带团访加，与加拿大的联系始终没有中断。特别是在担任全国人大中加议会协会主席期间，我与加方协会举行定期会晤和互访，接触加拿大的机会就更加频繁了，在加拿大政界、商贸界、文化界、新闻界结交了不少朋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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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这个幅员辽阔、多姿多彩的“枫叶之国”，我有一种自然、朴素的情怀。历历往事，是总也忘不掉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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突接调令回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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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69年底，我结束在驻英国代办处的任期回国，稍作休整后即奉命赴外交部设在湖北钟祥的“五七干校”劳动锻炼。在干校大约半年多一点，我突然接到回京通知。在外交部干部司报到时我方知让我立即到欧美司上班，分管加拿大业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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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时“文革”还没有结束，外交部机构精简。欧美司建制很特别，顾名思义，既管欧洲又管美洲，实际上业务范围还要宽，包括现在的美大、拉美、西欧、国际、条法等多项业务，国际和条法只是两个组。此前，管加拿大的只有祝秋生同志一人。论年龄，他是我的兄长，论业务和学识，他是名副其实的加拿大事务专家，是我的老师，我来是给他当助手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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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时我国与加拿大在瑞典的斯德哥尔摩正在举行的建交谈判已接近尾声，成功在望，外交部正在抓紧配备干部，组建司里的和使馆的工作班子。因为一旦建交，一整套工作必须跟上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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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加建交引起震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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正如所料，1970年10月10日，长达21个月的谈判胜利结束，双方大使在建交公报上签字，10月13日两国同时发表建交公报。对中加双方来说，这的确是一件外交大事，非同寻常，在国际上也引起广泛关注和积极反响。作为加拿大邻国和盟友的美国，事先对加中建交谈判是知晓的，因为加拿大外长和驻美大使均向美国领导人和国务院作了通报，打了招呼，但招呼归招呼，建交公报正式发布时美方还是着实受到了震动。因为美方对这件事压根儿是不甘心的，至少认为加拿大没有与美国保持步调一致。加拿大不同于法国，对美国来说，加拿大不顾劝阻执意与中国建交，有些“离经叛道”，美国不受震动是不可能的。事情既已如此，美国只能面对现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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加拿大是北美洲第一个同中国建交的国家，也是继1964年中法建交之后同中国建立大使级外交关系的第一个有影响的西方国家。在当时的历史条件下，中加建交是中国对外关系的重大突破和重要成果，其意义正如首任驻加大使黄华同志所说，中加建交不仅为当时隔绝的中美之间增添了一个有效的交往渠道，同时也为后来众多西方国家同我国建交起到了推动作用，我国迎来了与外国的第三次建交高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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