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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些加拿大议员轻信达赖的谎言，对西藏的所谓“人权状况”表示“关注”，对“藏独”分子在加活动采取暧昧和纵容的态度，特别是2006年6月，加拿大议会两院分别通过授予达赖“加拿大荣誉公民”称号的动议。加拿大还是境外“法轮功”主要活动地之一。加拿大政府和议会的错误做法助长了“法轮功”的嚣张气焰；在“东突”问题上加坚持错误立场，袒护“东突”骨干分子，借维护人权名义，炒作某些个案，干涉中国司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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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我方做工作，许多加拿大议员开始正视出现的问题。我从参与中加议会交流的经历中感到，加拿大议会对华友好力量有所增大，反华势力受到一定制约。但工作的难度仍然不小，加拿大不少新人进入政坛，对华缺乏了解，有些议员对华偏见较深，惯用西方的价值观评价中国的内政外交，为两国关系制造障碍。改变这一状况不是一朝一夕能做到的，需要双方作出坚持不懈的努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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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长远和整体看，中加关系虽有挑战和困难，但同样面临发展机遇，仍会继续保持向前发展的势头，这是因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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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建交几十年，两国关系奠定了坚实的基础。互利合作给两国人民带来实实在在的利益，保持和发展中加友好关系是两国人民的共同愿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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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两国历届政府和议会在发展中加关系问题上有重要共识，这是进一步发展两国关系的根本保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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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中加两国没有根本利害冲突和历史积怨，发展关系没有不可逾越的障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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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中加都是在亚太地区乃至世界有重要影响的国家，保持良好的国家关系，有利于世界的和平、稳定和发展。中加友好是人心所向、大势所趋，不可逆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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外交人生：我的回忆和感悟 [:170286099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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外交人生：我的回忆和感悟 “乌云终归会飘散”——20世纪80年代末90年代初我国的外部环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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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鹏同志在他的外事日记中，以翔实的史料记述了他的第一个总理任期在外交上所面临的严峻现实。作为总理办公室和国务院外办的一个成员，我亲历了那段历史。20世纪80年代末90年代初中国的外部环境，至今在脑海里留有深深的记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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风云变幻，形势严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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综观那几年，世界各种政治力量在错综复杂的利害矛盾和冲突中重新分化与组合，国际形势动荡不定，风云变幻。当时的苏联领导人戈尔巴乔夫提出所谓“新思维”。作为回应，美国新任总统布什上台后，调整了对苏政策，提出了“超越遏制”的新战略。美方为改善美苏关系提出的高昂要价，在1989年12月两国首脑在马尔他的会晤中，得到了苏方的谅解和默认，美苏关系明显改善，东西方军事对抗减弱。这时的东欧六国自决呼声高涨，形势变化之迅速、程度之剧烈，出人意料。东欧形势剧变，特别是德国统一问题提上了日程，对整个欧洲局势及东西方关系产生了重大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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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国际大气候影响下，1989年春夏之交我国发生了严重的政治风波。美国在此事件中卷入很深，推波助澜。在中国政府依法平息这场风波后，在美国带动下，西方国家掀起反华浪潮，特别是几个西方大国的政府和议会接连发表声明，对我正义之举横加指责，实行制裁，多方施压。中国同西方国家的关系程度不同地出现困难和曲折，一时乌云漫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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顶住压力，捍卫主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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面对严峻的形势，邓小平同志以其战略家的远见卓识，极其英明地提出“冷静观察、沉着应付”的战略方针。他强调：“国家的主权、国家的安全要始终放在第一位”；“要维护我们的独立自主、不信邪、不怕鬼的形象”；“现在国际舆论压我们，我们泰然处之，不受他们挑动”；“对于美国的制裁，一方面坚持斗争，捍卫主权，不允许干涉我国内政，另一方面还要设法打破制裁，恢复和改善中国与美国等西方国家的正常关系”。以江泽民同志为总书记的党中央和以邓小平同志为代表的老一辈无产阶级革命家在斗争中发挥了中流砥柱的重要作用。通过艰巨浩繁的对外工作和有理有利有节的不懈斗争，中国顶住了压力，取得了打破制裁的胜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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影响西方决策的六个因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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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方社会特别是美国究竟如何看待当时中国的形势，又是如何处理对华关系的呢？我们对此作具体分析时，看到有这样几个因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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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是西方国家的意识形态和价值观决定了他们对中国发生的政治风波作出激烈的反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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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是西方社会也不是铁板一块，在涉华问题上的利益和矛盾是有差别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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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是在多年的对华关系中，西方得到了实际利益，制裁不仅伤害中国，西方自己也会受到损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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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是西方各国内部不同的派别和群体对待中国的态度是有差别的，不是千人一面，有偏激、敌视的，也有理性、开明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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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是中国持续发展，实力增强，在国际舞台上的影响和地位大大提高，今非昔比。中国不是苏联，不是东欧，中国的社会主义制度是稳固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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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是在西方起劲地向中国发难的同时，中国与广大发展中国家的友好合作关系取得一系列新进展、新突破，充分说明中国非但不孤立，反而朋友遍天下，对华制裁终将以失败而收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