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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述这些因素都在影响着西方国家当权者的决策思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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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国带头施压，但行动留有余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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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国一方面继续对华施压，另一方面从其自身战略利益考虑，有意在行动中留有余地，设法保住中美关系的基本格局。中方为维护和改善中美关系，主动提出摆脱困境的解决方案。应该说中方的态度是积极的，方案是建设性的，但美国国内某些政治势力对中国仍存“以压促变”的幻想，错误地判断形势，低估了中国抵御外来压力的决心和能力，以为中国的局势难以稳定，因此在最初的接触中，未能认真对待中方的建议，反而提出苛刻的要价，从而延缓了恢复关系的进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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事实是无情的。使美国人意想不到的是，中国在制裁和压力面前，没有低头，没有屈服，人民政权依然坚如磐石，平息政治风波的果断行动维护了国家的稳定和改革开放的成果，深得人心。这一切迫使那些鼓吹对华继续施压的人开始进行反思，考虑制裁的利弊得失，总结教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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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美关系遭受挫折，使所有曾致力于中美友好的人士感到焦虑，他们以不同的方式为克服当时的困难作出了努力。1989年10月，美国前总统尼克松作为中国政府的客人访华；11月，前国务卿基辛格应中国外交部的邀请来京；12月，美国总统国家安全事务助理斯考克罗夫特作为总统特使来华进行磋商（此前曾作为特使秘密来访）。这三次访问是重要的，也是关键的。中方明白无误的信息使美方决策层受到震动，开始重新审视自己对华施压、制裁的政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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邓小平对尼克松说：“请你告诉布什总统，结束过去，美国应该争取主动，也只能由美国采取主动。”“要中国来乞求，办不到。哪怕拖一百年，中国人也不会乞求取消制裁。”邓小平还说：“中美关系有一个好的基础，就是两国在发展经济、维护经济利益方面有相互帮助的作用。中国市场毕竟还没有充分开发出来，美国利用中国市场还有很多事情能够做。我们欢迎美国商人继续进行对华商业活动，这恐怕也是结束过去的一个重要内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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江泽民、李鹏两位领导人也向尼克松表示，中国坚持社会主义道路、坚持改革开放不动摇。他们还强调，解决困难的钥匙在美方手里。美方如采取任何积极行动，中方将会欢迎和响应。尼克松一再表示，按照1972年上海公报的精神，尽管双方存在分歧，但仍能找到把两国联系在一起的共同点，使两国的正常关系得到恢复和继续发展。基辛格说，他认为美国的国家利益要求美国谋求加强同中国的谅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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邓小平会见斯考克罗夫特时说，两国相处，要彼此尊重对方，尽可能照顾对方，这样来解决纠葛。只照顾一方是不行的。双方都让点步，总能找到好的都可以接受的办法。恢复中美关系要双方努力，不要拖久了，拖久了对双方都不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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斯考克罗夫特是中国的老朋友，对中美关系的战略意义有着深刻理解。他此次来访显然比政治风波发生后不久秘密访华时有更明确的授权。他在与钱其琛外长会谈时明确表示，他此次是为减少美中关系中的消极影响而来，是为美中双边关系注入新的推动力和活力，强烈希望两国关系取得进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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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美关系上空的乌云开始散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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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于此前几个月工作的积累，进入1990年，中美关系由冰冷、僵持状态逐步有所恢复和改善，重要的往来开始增加。5月24日，布什总统宣布将美国对华最惠国待遇延长一年。7月，时任上海市市长的朱镕基访美。9月，美国前国务卿基辛格再次访华，明确表示他此次访华就是为了推动中美关系的恢复和发展。他同时强调，美中两国关系的改善应该是基于双方对彼此价值观的尊重。钱其琛外长继与美国国务卿贝克在纽约和开罗会晤后，于11月底正式访美。这是1989年6月以来中国高层政府官员首次正式访美，重要性不言而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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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91年，中美关系保持了改善的势头，高层的政治往来比1990年有较多增加。最为重要的是贝克国务卿11月访华，这是1989年6月以来美国国务卿首次访华。他在北京对中国领导人说，美中关系近两年来比较紧张。他来是为了保持美中关系。他这次来没有任何先决条件。他来本身就意味着取消了双方不进行高层接触的禁令。他这次访问对两国未来的关系具有关键意义。中国是一个独立自主的国家，美国尊重中国的独立。美中两国可以各走各的路，但是两国进行合作，这对双方都有好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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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美关系虽然还有不少问题和障碍，但最困难的时期已经过去。我记得1992年1月31日李鹏总理在出席联合国安理会成员国首脑会议时，在联合国总部与布什总统的会晤。双方的交谈是坦诚的，气氛是友好的。李鹏说，中国重视中美关系，希望这次会晤有助于中美关系的改善和发展。中美之间有分歧，但共同利益是主要的。只要以中美关系大局为重，增加往来，平等协商，增进了解，共同努力，中美关系是能够改善和发展的。布什表示，这次会晤是重要的。美中关系回到正常的轨道符合双方的利益。谈到贝克国务卿在北京与中方达成的谅解时，李鹏重申中方将信守承诺。布什说，美方也如此，立场没有变化，信守双方协议，包括恢复中国在关贸总协定的地位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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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本不敢把事做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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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本政府加入了西方阵营的对华制裁，停止两国部长级以上的高层往来和一些合作项目，限制日本人来华，推迟原定1989年秋季开始的第三批日元贷款的谈判，使两国关系处于停滞状态。但当我们仔细观察日本政府当时的对华态度时，发现日本并不想或不敢把事做绝。在那场政治风波后不久举行的国际会议上，日本两任外相（三冢博和中山太郎）均向中国外交部领导人表示，日本愿意维护与发展两国友好关系。中国发生的事情是中国的内政，日本无意干涉。日本对中国形势的稳定是充满信心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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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89年9月中旬，日本著名政治家、日中友好议员联盟会长伊东正义率团访华，标志着陷于困难状态的中日关系出现松动。伊东是受海部俊树首相的委托而来的，他重申日中两国要在日中联合声明基础上不断发展友好关系的立场，中方对此给予高度评价。邓小平会见伊东时说，不管国际上有什么变化，也不管日本和中国国内有什么变化，中日友好不能变，也不会变。中日两国世世代代友好下去是大家的愿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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伊东访华后一周，日本政府宣布全面解除有关日本人访华的限制。此后的数月，以日本经济团体联合会会长斋藤英四郎为最高顾问、日本经济协会会长河合良一为团长的日中经济协会代表团和樱内义雄会长率领的日本国际贸易促进会代表团相继访华。在当时的形势下，这样高级别的经济代表团访华，没有政府的默许是不可能成行的。这意味着日本政府和经济界都不愿意中断给中日两国人民带来实实在在利益的中日经济、技术和贸易关系。我记得李鹏总理会见上述代表团时反复强调的一句话：希望日方为全面解除制裁、完全恢复正常交往迈出勇敢的一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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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本率先恢复与中国正常往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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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89年底，中日双方在北京正式签署了该年度日本政府向中国政府提供金额为50亿日元的无偿援助协议。1990年，中日政治、经贸和文化科技交流均有不同程度的恢复。日本政府主要领导人对访日的中国国务委员邹家华、李铁映明确表示，日本无意按自己的价值观制定对华政策，日本政府将认真履行两国政府达成的协议。此后不久，日本政府正式通知中方恢复第三批政府日元贷款的决定。接着，日本前副首相金丸信、前首相竹下登等重量级政要先后应邀访华，吴学谦副总理作为中国代表出席了日本明仁天皇的即位典礼。两国在多领域的互访和交流相继恢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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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91年，中日关系在不断改善的基础上全面恢复正常。在两国多位内阁成员互访后，海部俊树首相于8月访华，这是中日关系恢复正常的重大标志性事件。海部在京表示，日中友好是日本外交的支柱，日方愿意扎扎实实加以推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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欧共体与美国保持一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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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政府平息政治风波后，欧共体的立场与美国是一致的，采取了一系列恶化双边关系、干涉中国内政的步骤，使双方的良好政治关系和互利的经济关系受到严重损害。对华制裁内容包括暂停双边高层接触，中止军事合作，冻结一批正在商谈中的合作项目等。所冻结的项目涉及科技、教育、财政、贸易、援助等领域。除少数西欧大国态度过激外，多数欧共体成员都不愿在制裁道路上走得太远，对欧共体的集体制裁措施有所取舍，他们更不愿与美国亦步亦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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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过数月的僵持，在日本率先恢复第三批对华日元贷款后，西欧国家也逐步恢复对华出口信贷保证、政府贷款、经济合作和科技交流。1990年10月，欧共体外长会议决定取消对华制裁措施，恢复同中国的政治、经济和文化领域的正常关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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欧洲中小国家态度克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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意大利、葡萄牙、希腊、奥地利等国在对华制裁问题上从一开始就比较谨慎。他们虽然原则上表示支持欧共体的集体行动，但表态相当克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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