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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葡萄牙为例。在欧共体讨论对华制裁问题时，葡萄牙明确反对把澳门问题列入欧共体首脑会议的决议，同意中葡联合联络小组第五次会议如期举行。葡萄牙主要领导人相继表示，葡萄牙愿与中国保持良好关系，不干涉中国内政，不会采取任何措施来孤立中国。葡中在澳门有共同利益，葡萄牙愿为澳门的稳定和发展作出最大的努力。1989年10月4日，澳门总督文礼治访华，这是平息风波后访华的第一位在任的西方部长级以上官员。文礼治向中方表示：葡萄牙政府将以负责任的态度，依照国际关系中互相尊重的原则来处理对华关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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正是因为这些国家采取谨慎的态度，顾全对华关系的大局，才使它们同中国的关系免受明显损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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乌云散去，艳阳高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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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场严重的政治风波后，我国内政外交确曾经历了一段困难时期。面对困难，中国人民显示了“登山不愁险，涉海不畏深”的精神和气概。西方舆论压我们，企图迫使我们屈服。但中国没有示弱，不仅阵脚不乱，反而更加稳定，改革开放依然认真推进；经济不仅没有滑坡，反而持续增长。正如邓小平同志1990年初对来访的泰国正大集团董事长谢国民所说，“西方一些国家对中国的制裁是不管用的”，“我们要利用机遇，把中国发展起来，少管别人的事，也不怕制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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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方国家宣布制裁时气壮如牛，不可一世，但他们很快发现中国人泰然处之，不受挑动。他们出于自身利益考虑，纷纷同中国恢复高层往来，有些制裁措施甚至从未付诸实施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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世界上一心想整中国的人确实有，但希望中国好起来的人毕竟是多数。希望中国好起来的人对当时的形势同我们一样焦虑，对中国遭受无端指责和打压愤然不平。他们坚信公理和正义，给予中国道义上的支持和声援。不管国际风云怎样变幻，中国都是站得住的，肯定会沿着自己选择的道路走到底。这一基本事实使国际上越来越多的人真正认识了中国。在1989年下半年一次活动中李鹏同志对外宾讲，“乌云终归会飘散”。我们有理由拥有这样的自信。后来的事态发展应验了他的预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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外交人生：我的回忆和感悟 风景这边独好——20世纪90年代初我国对外关系的重大突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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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世纪80年代末90年代初，就在西方国家宣布对华制裁，掀起反华浪潮的时候，广大发展中国家采取了与此截然不同的态度，纷纷以不同方式表达对中国政府平息政治风波、捍卫国家主权的理解和支持。尽管“那边电闪雷鸣，乌云翻滚”，而“这边风景独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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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人形容那是中国外交在艰难环境下取得丰收的时期，此话一点不错，突出表现在我国与发展中国家之间的友谊经受了风险的考验，团结与合作进一步增强，特别是我国与周边各国的关系取得重要进展。我试从几个侧面勾勒那些曾使我们兴奋不已的外交成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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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外关系的重大突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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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世纪90年代初的中国外交之所以使我们深刻铭记，重要原因之一是我国对外关系在西方一片制裁声中取得重大突破。这些突破性事件均发生在亚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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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同印尼复交、同韩国建交，可以说，这是中国外交突破具有代表性的两件大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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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印尼复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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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印尼两国关于复交问题的接触始于1989年2月钱其琛外长作为中国国家主席特使赴日本出席裕仁天皇葬礼的时候，钱外长同前来参加葬礼的印尼总统苏哈托就中、印尼关系正常化问题进行了会谈。在被人们称为“葬礼外交”的活动中，中、印尼高层会晤恐怕是最具实质内容的重大成果了。此次会谈，双方达成的“三点一致意见”为两国复交确立了原则，奠定了基础。这“三点一致意见”是：双方同意，进一步采取措施，实现关系正常化；两国关系应建立在和平共处五项原则和万隆会议十项原则的基础上；双方决定，通过驻联合国代表团就两国关系正常化进行具体商谈，必要时，两国外长举行会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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东京会晤后，两国关系正常化的进程加快。此后不久虽发生北京政治风波，但复交进程未受大的影响。钱外长与印尼外长阿拉塔斯在短短4个月内在纽约先后两次会晤。中、印尼中断外交关系23年来，印尼方没有同台湾建立“外交关系”。双方就复交问题磋商时，印尼方一直强调其外交政策的连续性，奉行一个中国政策没有改变。中方本着“坚持原则，适当灵活”的方针，就复交的技术问题提出合情合理的建议，印尼方也采取务实和合作的态度。到1990年5月，涉及两国复交的全部技术性问题的谈判圆满结束。7月1日，印尼外长阿拉塔斯访华，这是两国中断外交关系以后，印尼外长首次访华。中方对此访高度重视。江泽民主席会见阿拉塔斯时说，笼罩在两国上空长达23年之久的乌云过去了，晴天已经来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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阿拉塔斯在京期间，双方签署了复交公报，决定1990年8月8日恢复外交关系，并根据苏哈托总统关于把复交和高层访问结合起来进行的建议和他对李鹏总理的邀请，双方商定李鹏于8月6日至10日正式访问印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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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月6日是个喜庆和吉祥的日子，中国总理踏上了千岛之国的土地。我作为李鹏总理的随员，亲历了这一历史性时刻。这一时刻的意义在于它记录了中国政府首脑自1965年以来首次访问印尼。李鹏总理夫妇在阿拉塔斯外长夫妇陪同下由雅加达机场径赴位于市中心的独立宫，苏哈托总统夫妇、苏达莫诺副总统夫妇率众多印尼高官在此迎候。隆重、热烈的欢迎仪式堪称外交礼仪的经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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苏哈托在8月7日举行的正式会谈开始时讲的几句话我至今印象深刻。他说，李鹏总理访问印尼是“具有历史意义的事件”，“25年来，两国领导人没有交往，而在此期间，全球局势发生了重大变化。我们两国都应该以向前看的态度来改善双边关系，不要给后代留下负担”。他还说，“我们向自己和世人证实，本着开诚布公的精神，通过直接的对话和朝着积极的目标，任何歧见都可以解决，任何伤疤都可以治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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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月8日上午10时，庄严的独立宫见证了一个人们期盼已久的历史事件。李鹏总理和苏哈托总统在此出席两国政府关于恢复外交关系的谅解备忘录的签字仪式，钱其琛外长和阿拉塔斯外长分别代表本国政府签字。这一文件向全世界庄严宣告，中、印尼之间的外交关系从这一天起正式恢复。谅解备忘录说：印尼政府一贯坚持一个中国政策，承认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是中国唯一合法政府，台湾是中国的一个组成部分。两国政府达成谅解，印尼和台湾只维持民间性质的经济和贸易关系。两国政府重申不承认本国公民具有双重国籍的立场。居住在印尼的属于中国血统的人，凡已加入或取得印尼国籍的，均不再具有中国国籍。同时签署的还有两国政府贸易协定。上述两个文件的签署，标志着两国政治和经贸关系从此迈入友好合作的新阶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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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日下午，李鹏会见印尼各界人士，发表了一次重要讲话。据我记忆，这是新中国成立至此次访问的1990年8月，中国领导人结合当时的国际形势和中国与东南亚国家关系的现状，对和平共处五项原则和万隆会议十项原则最为完整的阐述，也是自邓小平同志1978年访问新加坡之后中国领导人就中国政府的国籍政策、华人华侨政策最为权威的表述。这一讲话和上述两个文件所述的内容被拥有庞大华人华侨人口群体的东南亚各国媒体广为报道，影响巨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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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韩国建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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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于历史原因，中韩两国隔绝40多年。1989年，朝鲜半岛北南双方政治、军事对峙依旧，但僵持状态有所缓和，各类对话和人员往来增多。中国政府一贯真诚希望半岛局势缓和与稳定，主张通过对话和协商和平解决朝鲜半岛统一问题。中国同韩国虽无外交关系，但有经济贸易往来。特别是1990年韩国派出庞大代表团参加了北京举行的亚运会，此后不久双方又互设贸易代表处，人员往来增加，中国政府高级官员多次出席在韩国举行的多边会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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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中韩建交进程，要从钱其琛外长1991年11月去汉城（今首尔）参加亚太经合组织第三届部长级会议并会见卢泰愚总统说起。会见时，卢泰愚表达了在其任期仅剩一年多一点的时间内实现韩中建交的愿望。但中韩建交涉及的因素较为特殊，正如钱其琛同志在他的《外交十记》一书中所说，中国要同韩国建交，难点并不在双边关系方面，而在于中朝关系，在于如何使朝鲜方面理解和接受中韩建交的现实。书中，钱其琛同志详细介绍了中央领导同志亲自与朝鲜主要领导人沟通的情况，包括李鹏总理访问朝鲜时做工作的情况。我参加了李鹏访朝时的会谈，对此也有所了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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