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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不久前的北京会晤，我们双方形成重要共识，即加强对话，增进了解，努力扩大中美双方共同利益。中国既积极走向世界，让世界了解中华文明，也以开放的胸怀了解包括美国在内的其他国家的长处，吸收、借鉴其他文明的有益成果。我们欢迎更多的美国人士到中国参观访问，了解真实的中国而不是道听途说的中国。我们真诚希望美国人士评价中国时，力求做到实事求是，我们既不要求别人美化，也不能容忍别人丑化。要多一些对话，少一些对抗；多一些尊重，少一些傲慢；多一些理解，少一些偏见。中国人看美国不会划定框框，希望美国人看中国也不要先入为主。法国人戴高乐曾说，人与人之间的距离比地球和月亮的距离还大；但另一个法国人雨果说，比天空更广阔的是人的心灵。前者说明人类必须加强交流，缩短距离，后者则说明人类可以进行交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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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发言中我提到不久前在北京时张信刚教授送我他写的题为《尼罗河随想》那本书。我说，我一口气读完此书，很受启发。其中有一篇他1998年7月1日为香港回归一周年写的文章，文章结尾呼吁人们采用历史与文化的视野，把位于地球两边的，一个古老、一个年轻，而又代表着人类不同文明结晶的两个大国，带向一个互信、互重、互惠、互学的21世纪。他的这段话诠释了不同文明对话的真谛。我想在这里加上几句话，作为我阅读后的心得体会：世界上最大的发展中国家和最大的发达国家不断巩固和发展建设性合作关系，将对全人类作出重大贡献。中美两国人民如能以比天空更广阔的心灵开展对话，中美关系就会变得更加美好。为此，我们希望“百人会”成为连接中美两国人民友好合作的心灵之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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外交人生：我的回忆和感悟 我当议联执委的那几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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叙说我当议联执委的那几年，有必要先交代一下议联是个什么组织，我们全国人大与议联的关系究竟有什么渊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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世界上有一个历史最久、规模最大、最具影响力的议会组织，即“各国议会联盟”（Inter-Parliamentary Union），简称“议联”。截至2008年12月，议联共有154个成员（主权国家的议会）和7个联系成员（地区议会组织）。总部设在日内瓦。美国因拒不履行成员义务，根据章程被中止会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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议联成立于1889年，发源于西欧，当时是为解决国家间的纠纷和争端，需由议会出面进行仲裁而设。建构议联的设想最初是法国国民议会议员弗雷德里克·帕西（Frédéric Passy）和英国议会下院议员威廉·兰德尔·克里默（Randal Cremer）联名提出的。成立初始，它曾先后使用“促进国际仲裁各国议会会议”和“促进国际仲裁各国议会联盟”的名称，1922年正式改名为“各国议会联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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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战”结束后，随着国际形势的变化，议联的宗旨和功能随之改变。参与方式由原来的议员个人名义发展到各国议会组团与会，会议议题也由早期的国际仲裁和调停演变为就议会民主及国际问题进行辩论，提出建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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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20世纪80年代起，历次大会讨论的议题日趋广泛，几乎涉及国际和地区形势的各个方面。我国1984年加入议联以来，议联大会议题累计近百，涵盖40多个方面，包括种族主义和殖民主义、中东危机、中美洲危机、裁军和防扩散、非洲自然灾害、经济全球化和可持续发展、非殖民化、发展中国家债务、青年和就业培训、国际贸易及保护主义的影响、人权问题、难民问题、保护自然遗产和文化遗产、妇女地位、关心保护儿童权益、老年人健康与福利、人口和粮食、禁毒和打击有组织犯罪、传染性疾病问题、和平利用外空造福人类、联合国作用及议会参与决策问题、不同民族和平共处及不同文化平等对话，等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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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过近20年的努力，议联真正作为最具权威的国际议会组织活跃在世界舞台上。它密切跟踪和配合联合国事务，就人类面临的问题和挑战，发出自己的声音，特别是两次世界议长大会的召开，及时而有效地支持和呼应两次首脑会议的决议，从而显示了议联的独特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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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国人大与议联关系的来龙去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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早在建国初期，议联就与我国有联系。1955年7月，我国决定申请加入议联，并拟派出以彭真同志为团长的全国人大代表团出席当年在赫尔辛基召开的第44届大会，但终因美国的无理阻挠，我方申请被搁置，代表团未能成行。对此，我《人民日报》1955年8月30日发表题为《中国人民的严正抗议》的社论。当年11月，议联执委会通过决议，接受我国入会申请，并驳回台湾当局“立法院”的入会申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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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56年4月，议联在泰国的曼谷召开第45届大会。按程序，执委会将上一年11月的决定交该届大会的理事会通过，但由于美国再度从中阻挠，我国加入议联问题被再次搁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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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71年，联合国恢复中国合法席位后，美国在大势所趋之下，已无法继续阻挠我国加入议联。此后数年，议联领导层通过多种途径，表示欢迎中国早日加入议联。20世纪70年代，我国外交工作非常繁忙。当时考虑，如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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加议联，势必要花费很大精力。于是，中国决策高层作出暂缓加入的决定，但可与议联保持接触，同时积极创造条件，待时机成熟时再行加入。1981年，我国承办了由联合国人口基金组织和议联共同组织的亚洲地区人口和发展问题议员会议。1982年10月，新当选的议联副主席访华。这些交往密切了中国同议联的联系，为日后中国正式加入奠定了基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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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83年12月8日，第六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三次会议通过了全国人大加入议联的决定。1984年3月6日，第六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四次会议通过了全国人大参加议联的章程和出席议联会议代表团组团的原则。4月2日，议联理事会通过决议，正式接纳中国全国人大为议联成员，耿飚副委员长率团出席了4月2日至7日在日内瓦举行的议联第71届大会。这是中国议会外交具有里程碑意义的事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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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此，全国人大派团出席了历届议联大会，积极参与全会、特别会议和专题会议。1987年9月，第六届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宦乡当选为议联执委，1989年2月宦乡病逝后，第七届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符浩继任，1991年卸任。宦乡和符浩都是资深外交家，在议联做了大量工作，有效地表达了我国的立场，赢得了尊严。1996年9月，我国成功地在北京承办了第96届议联大会。2000年8月30日至9月1日和2005年9月7日至9日，李鹏委员长和吴邦国委员长分别出席第一届和第二届世界议长大会。2005年12月，中国全国人大在香港成功主办了议会世贸大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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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当选议联执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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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世纪90年代以后，国际形势和议联本身都发生了很大变化。作为议联行政领导机构的执行委员会担负着监督议联运作，并就重大事项向理事会提出建议等重要职责。由议联主席、理事会主席和15名来自6个地缘政治小组的成员组成的执委会作出的决定和提出的建议，直接影响议联的运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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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91年符浩委员卸去执委一职后，在长达13年的时间里，我国一直游离在议联决策圈之外，在一定程度上制约了我方作用的发挥。在此情况下，经全国人大常委会领导同意，并报请中央批准，全国人大推荐我于2003年竞选执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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