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撰写公文是一项体现综合能力的工作。文章的好坏，政策把握至关重要。一定的文字基础和写作能力是必须具备的，但没有清醒的政治头脑，不熟悉党和国家的方针政策和本部门工作的实际情况，也是万万不行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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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文的政治性、政策性几乎体现在机关各类文件中。领导人的重要讲话、中央的文件，政治性和政策性都很强，不能有半点含糊。就以我们人大机关而言，把握好文件的政治性和政策性是第一位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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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立法工作中，我们要始终坚持正确的政治方向，坚持以人为本，坚持从我国国情和实际出发，坚持走群众路线。在改革发展的关键时期，我们的法制工作要反映和适应经济体制的深刻变革、社会结构的深刻变动、利益格局的深刻调整、思想观念的深刻变化。我们强调文件的政治性和政策性，就是说要很好地把握和体现上述精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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撰写重要公文是要花一番心思和工夫的，关键是要把问题从理论和实践的结合上说得明白，说得正确。此类范文很多。举两个例子，一是胡锦涛主席在庆祝香港回归祖国10周年大会上的讲话（2007年7月1日），二是吴邦国委员长在纪念香港特别行政区基本法实施10周年座谈会上的讲话（2007年6月6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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胡主席在概括10年的基本经验时讲了四点：坚持全面准确地理解和贯彻执行“一国两制”方针；坚持严格按照基本法办事；坚持集中精力发展，改善民生；坚持维护社会和谐稳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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吴委员长在谈到基本法的重大意义时强调：基本法是“一国两制”方针的法律体现，基本法是依法治港的法律基石，基本法是香港繁荣稳定的法律保障。在谈到基本法的精神实质时，吴委员长着重讲了三点：维护国家主权，实行高度自治，保障繁荣稳定。在谈到继续把基本法实施好的要求时，吴委员长提出：一要牢固树立基本法意识，二要严格按照基本法办事，三要不断丰富基本法实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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两位领导人把“一国两制”、“港人治港”和高度自治方针在香港的成功实践从理论和实践的结合上作了非常完整、准确、科学的概括，是把握政治性和政策性的杰出范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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再以外事工作为例。大家知道，中美关系是我国最重要的双边关系，其重要性已超越双边关系的范畴，事关重大，牵动全局。中美政府间关系、议会交往，乃至民间交往，都有很强的政治性和政策性。中美议会交往是两国关系重要的组成部分，双方在机制框架下开展定期政治对话，已成为我全国人大对外交往的一个重要形式。大凡对美工作的文件，无论是综合的还是个案的，都应放在中美关系的大格局中思考，不能就事论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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外事接待不是简单的迎来送往，而要讲政治和政策。接待美国议员和政要来访，要从政治高度确定我方的接待方针、草拟对敏感问题的对应方案。即使礼宾安排，也要考虑政治因素。起草这类文件不是个人创作，而是一项要求缜密的集体劳动。尽管此类请示性文件一般不进行理论上的全面演绎和阐述，但对所涉事项应有理论上的认识，对问题的分析应有理论上的高度。我们所呈请示，是直接为决策和指导工作服务的公文，一俟批准，就成为我们工作的政策依据。所以分析和建议必须是经过深思熟虑、经得起推敲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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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6年和2007年，全国人大均派代表团访美。在确定出访方案时，我们既把握当前中美关系总体稳定发展的基本面，又指出美国中期选举后中美关系面临的新形势和可能遇到的挑战和困难，对会谈中可能涉及的重要和敏感问题认真研究，拟就了有理有据的对策。为起草好请示和准备相关资料，我们的工作班子查阅一切必要的资料，既有静态的，也有动态的；既有整体性的，也有个案个例的。中央领导同志的有关批示也一并找出来，以便准确把握中央意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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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准备出访美国和接待重要的美国议员代表团来访，盛华仁同志多次主持会议研究方案，并请外交部负责同志介绍情况，给予指导。重要事项直接请示胡锦涛总书记和吴邦国委员长，并向国务院主管外事的领导同志汇报。访问归来，及时向常委会领导和中央作出报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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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的立法工作，从根本上讲就是把党的主张通过法定程序确定下来，成为国家的意志和公民行为的准则。因此，法律的起草和审定工作政治性和政策性是很强的。检验我们工作质量的标准，一要看是否体现了党对立法工作的领导，二要看是否体现了科学发展观，三要看是否处理好改革、发展和稳定的关系，四要看是否真正立足于我国的国情和实际，五要看是否做到从广大人民群众根本利益出发。可见立法方面的公文写作要求是很高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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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人大机关处理的文件种类很多。凡重要的文稿，作好写作的前期准备十分必要。在掌握材料和信息的基础上，要充分酝酿，认真研究，把好政治和政策关。要按照文件的主题和政策要求，并考虑文件呈送的对象和使用的场合，先把基本思路、主要内容和结构框架等确定下来，然后动手起草，切不可草率动笔，无功而返。俗话说，“意在笔先，以文传意”，就是这个道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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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勤于修改，一丝不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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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学家何其芳早年在谈到修改文章时说，古今中外，凡是文章写得好的人，大概都在修改上下过工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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怎样才算修改的工夫够了呢？改的遍数多还不等于改得够。衡量够不够的标准主要有两个：一个是内容正确，一个是读者容易接受。马克思写《资本论》，从构思到写出草稿经过了多年和无数次的修改。不同语种的文本出版时他还要再作修改，为的是让那些有不同语言习惯的人都能看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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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我们国家，党和国家领导人的重要讲话和文件，从构思、写作到定稿都要经过很长的时间，反复酝酿、讨论，初稿形成后又广泛征求意见，多次修改、加工。我们的党代会和人代会的重要文件都是改了许多遍才上会的。这使我想起毛泽东同志在他的著名报告《反对党八股》中说的，反复研究、反复修改、恰当反映客观事物是做文章的起码知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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研究和写作，都应提倡一丝不苟的精神。往往有这样的情况，一个文件的稿子，过目和画圈的人不少，但错误依旧。问题主要出在缺乏责任心，当然与水平有限、看不出问题也不无关系。有的同志草拟文件，除了粗心大意外，还爱犯急性病，草稿一旦写出，就匆匆交给领导，自己不愿意再多看几遍，检查有无重要的遗漏和错误，这是一种写作的浮躁心理。修改过程中要有否定自己的勇气，有的稿子明显不合要求，就应立即去改，即使是全盘否定、作颠覆性改动也在所不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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改稿不能怕麻烦，也不能护短。有的文稿问题出在内容上，而有的则出在体例不规范、错别字多、乱用标点符号等技术性毛病上。人名、地名、数字、引文要准确。引用公文应当先引标题，后引发文字号。引用外文应当注明中文含义。日期应当写明具体的年、月、日。应使用国家法定计量单位。标点符号的使用一定要恰当，有人把标点形容为一个人的五官，不能因为五官不是心脏就认为不重要，也不能因为标点不是字就无足轻重。标点错了，轻则行文混乱、显得滑稽，重则意思改变、贻害不浅。这类问题不能忽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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老作家孙犁曾说过，真正读书的人，最怕有错字，一遇错字就像遇到拦路虎，兴趣索然。勤于学习、不耻下问、认真负责、一丝不苟，问题就能解决，错误就可避免。大凡从事文字工作的人，不犯点写作错误的恐怕没有，关键是能否及时加以纠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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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人说，好文章是改出来的，此话有道理。自己要勤于修改，同时要虚心请别人修改。文章写好后多推敲、多琢磨是必要的。千锤百炼做不到，但像毛泽东同志说的，至少看它三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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听说有个部委的主要领导号召大家对部里的重要文稿挑毛病。我听后大受启发，因为通常写东西征求别人意见并不难做到，而动员大家只挑毛病不讲优点，倒是颇有独到之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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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常接触文字工作的人都有类似的经历，写了改、改了写，直至基本满意，不厌其烦。虽然辛苦，但也能尝到日进有功的甜头。我同外事局和外事委工作机构的同志座谈时讲过，要多练习写东西，从写小文章开始，多做“小品”，电话记录、便函写好也是本事。经领导改过的旧稿子不要急于销毁，应该回过头来再看看，想想为什么这样改，新稿比原稿好在什么地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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