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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6年那次记者招待会前夕，费胜潮从《人民日报》上了解到，温总理在一周前参加人大甘肃团讨论的时候，讲了“知难不难，迎难而上”这么一句话。记者招待会那天，温总理在回答提问时再次提到了这句话，并在此基础上作了延伸和发挥。温总理话音一落，费胜潮的英文译文脱口而出，因为他成竹在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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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2008年3月18日的“两会”记者招待会上，温总理回答一个问题时引用了“渡尽劫波兄弟在，相逢一笑泯恩仇”的名句，也是话音刚落，费胜潮的英文翻译声已从话筒传出。总理的原声和小费的口译珠联璧合，产生了极佳的视听效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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外交部的翻译干部已经历了几代，属于第一代的已进入古稀之年，小费他们这一代是目前外交舞台上译员的主力，都非常出色。可喜的是，比小费更年轻的一批译员正在茁壮成长，开始担当重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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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级翻译人员要博学多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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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博学多才”是高级翻译们都在追求的目标。切实做到不容易，但他们的勤奋和敬业是感人的。许多翻译特别是外事翻译，大多是从外语院校或外语专业毕业的，而他们工作中接触的东西是多学科、多门类的。纯专业的东西要求翻译人员非常精通不可能，但至少基本常识要知道一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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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全国人大为例。对外交往中涉及的议题非常广泛，既包括人大自身的业务，如人大制度、立法、监督，也涉及政治、经济、文化、科技、军事等领域。就立法一项，内容就很丰富，不同的法律有不同的专业内容，其中有些法律专业性很强，有一套专门的词汇和用语，这些都是需要翻译事先准备的。我们同美国国会的交流，涉及台湾、西藏、“东突”、人权、“法轮功”，还有贸易逆差、人民币汇率、能源、环保、气候、知识产权等。其中，有些问题是泛泛而论，多数是要深入交换意见的，谈得很具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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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些非政治范畴的问题专业性很强，比如能源问题，这是近两年讨论较多的一个议题。起初，美方有的议员出于对我国能源战略的误解，发言时对我国与某些国家开展石油合作的政策提出质疑。我方没有回避，而是因势利导，开展积极讨论，通过摆事实讲道理，消除对方的误解，同时把话题逐步引到中美两国议会应推动中美在节能、新能源、可再生能源和清洁能源技术等方面加强合作上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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讲到这里时，我方专门介绍了中美科学家共同研究利用核聚变发电方面的合作情况。我没有想到，这个纯属科技范畴的问题引起美方议员极大的兴趣。尽管他们不可能搞明白元素氘和氚聚合产生能量的科学原理，也不可能了解超导托卡马克装置的神奇之处，但他们从中方的介绍中了解到，早在20世纪80年代初中美就开始了核聚变研究的合作。听了这一番背景介绍，当初对中国能源政策持批评态度的议员说话的语气也变得缓和多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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技术词汇是平时困扰翻译的一个难题。我们现在的国家领导人许多过去是学理工科的，熟悉经济、工业和科技，交谈极其务实，提问极其专业。吴邦国同志访问日本、韩国时参观电信企业和汽车工厂，温家宝同志在一往访国参观光纤厂，80年代中期李鹏同志在加拿大考察詹姆士湾水电站，后在巴西考察伊泰普水电站，等等。他们与对方的交流非常专业，非常深入，交谈非常自然和顺畅，重要原因之一是翻译的口译真正做到了水乳交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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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很佩服翻译的敬业，他们临场的出色发挥全得益于平时的学习和事前的认真准备。我跟参与重大活动的不少翻译人员都比较熟悉，他们告诉我，接到重要的翻译任务就像接到作战命令，必须立即动手作准备。如果任务是特别专业的，就设法了解企业或研究团体的背景、运营情况、工作原理、工艺流程和产品特点，必要时向专家请教，一些关键的专业词汇还要记牢。前面讲的中美议员讨论能源合作时，我们的翻译就请教中科院在合肥研究基地的专家，记熟了有关核聚变的专业技术词汇，顺利地完成了翻译任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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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外，对外交往中就国际和地区问题交换意见也是一篇大文章，内容虽然不同于科技专业那么生僻，但范围广泛。欧美议员各有各的关切，想起什么问什么，即使事先定了议题，经常也会跑题，这就要求译员不仅熟悉国际知识和动态，还要熟悉如何用外语准确表达，使对话和交流产生最佳效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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听外交部的朋友讲，部里从事翻译工作的人员每天必读新华社编发的参考资料和外电信息，而且尽可能多读外电的原文，同时还要关注我们国家内政外交的动态和对重大问题的表态。可见，翻译必须脑勤、眼勤、耳勤、手勤，始终处于求知好学的状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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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央领导同志一向对外事干部和翻译干部非常爱护，尊重他们的劳动，关心他们的成长，体察并帮助他们解决困难。翻译在宴会上一心工作，经常吃不上几口饭或干脆不吃饭，领导同志总是提醒服务人员别忘了给翻译留饭。从毛主席、周总理到我们党和国家现在的领导人，同外交干部和翻译人员都很有感情，经常在外事接待和出国访问时抽时间同翻译人员谈心，遇有重要的涉外问题，或修改文稿、准备谈话，还经常找翻译一起商量，一起斟酌措辞，鼓励他们提看法、出主意。经常给中央主要领导做口译的同志可以讲出无数关于领导人关爱翻译的事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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冀朝铸大使的故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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任何一个造诣精深的外事翻译干部，他的成长历程必定是一步一个脚印、踏踏实实走过来的，没有捷径，也不能取巧。我国翻译界的前辈、联合国前副秘书长、我1963年入外交部时的考官冀朝铸大使，生动讲述了他踏上外交之路的传奇经历，也忆及翻译工作给了他见证历史的精彩故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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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老冀本人口述、卓成华记述整理的文稿中，有这样一个小故事。1956年秋，周总理设宴招待尼泊尔贵宾，这是老冀头一次给周总理做口译。当时，总理脱离讲稿临时加了一段话，老冀思想开了小差，照念原来的讲稿，漏翻临时加的话，总理大声打断，“不、不，小冀，翻错了，你太紧张，赶紧换一个翻译吧”。老冀讲述50多年前受到总理批评并被当场换下的尴尬处境时，流露出一种真诚。虽然他漫长的外交生涯成就斐然，但他仍不忘这件似早该尘封的小插曲，因为在他看来这是成长道路上一份刻骨铭心的记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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老冀在他的口述稿中还说：周总理对我第一次的出丑并没怪罪，第二天仍让我为他当翻译。从那以后，我不敢在思想上有一丝放松。就这样，我成为周总理的第五任英文翻译，曾随总理访问亚、非14国，直到我去华盛顿驻美联络处工作为止。因为我在美国长大，接受美国教育，对中国历史和文化了解甚少，所以刚到周总理身边时，他称我为‘洋娃娃’。他说要成为一名好的翻译，必须懂政治，而了解自己国家的政治状况，就必须了解本国历史与文化。总理告诉我必须通读《资治通鉴》。他说，毛主席熟读《资治通鉴》，但仍每天参阅它。当我为毛主席做翻译时，这部书帮助我更好地理解了主席谈话的含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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老冀和我在外交部北郊干校是同班，有时在劳动之余他对我们这些小兄弟传授做好外交工作和做好翻译工作的经验，以他自己的亲身体会提醒我们办事要认真，要努力避免差错，一旦有错，要勇于改正，做好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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时代在进步，国家在发展，我国的外交工作呈现出前所未有的宏大局面，外交队伍和翻译人员在数量和素质上都有了很大的提高和进步，这是中央几代领导人关心和培养的结果。我们有理由相信，外事翻译工作作为整个外交工作和外交队伍建设不可缺失的重要组成部分，一定会展现人才辈出的大好前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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外交人生：我的回忆和感悟 [:170286101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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外交人生：我的回忆和感悟 礼宾礼仪不是小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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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的外交生涯，是从做礼宾官开始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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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1963年大学毕业进入外交部，第一个工作岗位是驻英国代办处，在办公室管礼宾。先后领导过我的两位办公室主任对礼宾工作特在行，很有经验。一位是崔明堂，另一位是陆钦琰，他们言传身教，对我帮助很大。1966年夏我回国休假时，崔明堂主任还专门给时任礼宾司司长的韩叙同志写了一封信，请他安排我在礼宾司实习一段时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