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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世中国的多元化，使学者们可以从很多不同的角度去做考察，但很多考察的结果并非不刊之论。20世纪末期，美国的历史学界出现了几位利用满文来研究清代历史的学者，他们很注重强调清朝作为满人统治的国家的层面，其研究路数被称为“新清史”。所谓的“新”，简单说来，就是注重满文资料和满人自身的风尚传统，这一点无论对中国还是日本的学者，都是上百年前的事情了，无所谓“新”可言。然而，“新清史”的出现，令中国很多人神经紧张，觉得这种强调满洲因素的路数会抹杀中国历史等等。其实大可不必恐慌，著名的清代学者龚自珍（1792—1841）早就说过：“大清国，尧以来所谓中国也。”龚氏此言，对“新清史”而言，足为釜底抽薪。满语至今仍是一部分中国人日常生活中的语言，现在新疆维吾尔自治区伊犁哈萨克自治州察布查尔锡伯自治县的锡伯族同胞，其母语锡伯语几乎和满语一样，他们的祖先是乾隆中期即1764年前后从东北迁到新疆戍边的。1949年以来，中国很多清朝的满文档案主要是依靠为数不多的几名锡伯族学者辛勤翻译为汉语的，他们中有六位还是当年周恩来总理特意从锡伯自治县调到北京的。清代乃是中国历史上的正统王朝，它深刻改变了中国本身的面貌，而中国历来都是一个多民族、文化多元的国家，任何片面的观察都可能导致偏颇。例如现在中国颇有一些人要通过发起所谓“汉服”运动，追求复古，四处鼓动宣传，其实是一种短视的体现，完全不懂得至少自17世纪以来中国国家和社会发生的巨大变化，更不晓得这样的运动是在开中国历史的倒车，对我们当前的多民族统一国家和多元融合的社会文化并无多少裨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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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秩序的运作：天朝上国与外藩属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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清代中国有两个中央机构负责外事，即理藩院和礼部。理藩院的前身是蒙古衙门，建立于1636年前后，在1638年正式改名为理藩院，主要执掌蒙古各外藩的事务。在入关后，也负责新疆等地回部事务，以及与俄罗斯相关的事务，所以一直到第二次鸦片战争之前，俄罗斯同中国的交往都是通过理藩院来进行的。其实除了俄罗斯之外，理藩院主要处理的是中国版图之内的民族事务，并不是对外国的外交事务。所谓“理藩”的“藩”，就是指“外藩”，而“外藩”这个词，清代既用来称呼蒙古各部，即外藩蒙古，也用来称呼朝鲜、越南等国家，即外藩属国，其使用情景是有本质差别的，清代朝廷和负责官员并不会将其混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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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时真正负责国家间外交的机构，是中央六部之中的礼部。礼部设有四个司，叫“清吏司”，包括仪制清吏司、祠祭清吏司、主客清吏司、精膳清吏司，分别负责典礼、仪轨、学校、科举考试等等事情。其中的主客清吏司，是负责中国同外藩属国事务的主要机构，管理朝鲜、琉球、越南、缅甸、苏禄、英国、法国、荷兰等国家对中国的朝贡事宜。理藩院负责的政治单元和礼部负责的政治单元，经常可以在北京或者热河互相见面。例如1780年，朝鲜的知识分子朴趾源，跟随其担任朝贡使团正使的堂兄朴明源，来华庆贺乾隆帝七十万寿，就在热河行宫见到了蒙古各部和回部的王公，并且有幸见到了六世班禅额尔德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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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这么多的政治单元中，差不多所有的外藩朝贡者，在清朝的政治语言中，都是以“远人”的身份出现的，他们赴华朝贡和贸易，动辄被描述为“万国来朝”“倾心向化”等等，以突出中国的文明中心地位。“远人”是一个政治文化上的概念，其身份的认同，取决于同中国在政治文化上的关系，并不取决于同中国在地理上的远近。“远人”诸国中最为突出的一个国家恰是跟清朝崛起时候的大本营地理距离最近的朝鲜王国，下面我们以清朝和朝鲜的交际为个案，来观察一下这套跨国体制的常规运行秩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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朝鲜在中国的文化秩序中位列“东夷”，在明清中国的宗藩政治话语中，朝鲜一直是“远人”“远国”“偏壤”等等，以期凸显中国天下文明中心的地位。朝鲜王朝建立于1392年，是高丽王朝的大将李成桂创建的政权。同年，李成桂遣使赴南京觐见明太祖朱元璋，请求册封国王，建立宗藩关系，以便正名，让他的政权合法化。朱元璋虽然选择了“朝鲜”作为李成桂政权的国号，但总觉得李成桂是篡位，不愿意册封他为国王，但到了朱元璋的孙子建文帝和儿子永乐帝的时候，在1401年和1403年两次正式册封了李成桂的儿子李芳远为朝鲜国王，赐给朝鲜国王明朝的亲王服制，正式建立了宗藩关系，双方之间的君臣父子等级关系也得以确立。朝鲜更把明朝的一整套治国方法，从孔孟程朱到科举考试和天文历法以及法律法规等等，悉数引进，从根本上打造了一个小中国，自号“小中华”，引以为傲。16世纪90年代日本丰臣秀吉侵略朝鲜，即朝鲜的“壬辰卫国战争”，明万历皇帝派大军入朝，拯救了朝鲜八道于危亡，从此朝鲜更奉明代中国为对其有“再造之恩”的“父母之邦”，年年遣使北京朝贡。这是自春秋战国以来的“事大字小”原则的典型体现，即小国服侍大国、大国保护小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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清/后金政权在入关之前，在与明朝的战争之中于1627年出兵打败了朝鲜，两国建立了兄弟关系（后金为兄，朝鲜为弟）。1636年皇太极称帝之时，在场的文武大臣都施三跪九叩礼，这是清朝自创的一种最高等级的礼仪，但在场的两名朝鲜信使拒不下跪，不承认皇太极的皇帝地位，朝鲜国王李倧也不承认。于是，皇太极挥师东征，于1637年初征服了朝鲜，李倧投降，在汉江南岸的三田渡地方对皇太极行三跪九叩礼，朝鲜从大明的藩国转变为大清的藩国，双方从兄弟关系变成了君臣父子关系（图1.4）。自1644年清从盛京（即沈阳，清朝改沈阳为盛京）迁都北京城，至1895年《马关条约》结束宗藩关系，朝鲜的贡使年年赴京朝贡，是诸多外藩属国中最为频繁的一个。贡使觐见皇帝时，都要施行若干跪拜叩头的礼仪，以一种模范的作用，强化了“外夷”恭奉天朝中国的行为，这一重要作用早在明代的时候就十分明确，而清代作为满人建立的王朝，对此点更为重视。另一方面，中国也可以不断通过对朝鲜的恩赐和怀柔，来昭显“怀柔远人”的天朝体制。所以，朝鲜是清代宗藩体系中的模板，是一个标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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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1.4 南汉山城南门至和门及其城楼。笔者2010年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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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北京看来，其他国家都应该按照朝鲜谨守礼法的行为，虔心向化，敬奉天朝这一文明中心。如上文所言，1793年英使马戛尔尼访华时曾围绕着是否要对乾隆皇帝施行三跪九叩之礼同中方发生了冲突，后来乾隆皇帝同意英使以单膝跪地行礼，但英使的外交和商务使命均告失败。天朝上国并未因为失去了一个不识时务的马戛尔尼而感到有任何的不妥。马戛尔尼走了以后，朝鲜使臣仍旧年年进贡磕头。在这年复一年的进贡磕头的背后，中朝两国在君臣道义上也紧紧地捆绑在一起，中国的天下秩序也得以体现和巩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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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1.5 18世纪朝鲜《燕行图》。画面中是奔赴北京朝贡的使团，右上角有“朝贡”二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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朝鲜在1637年之后长达一百多年的时间内，内部都将清人视为胡虏，十分轻视清人，更视清军入关是以明朝为代表的“中华”之亡，认为自己作为“小中华”才是天下最文明的所在，甚至有人一度号召朝鲜北伐，反清复明。然而，在与清朝的现实交往中，朝鲜却从未公开表露过对清朝的不满，而是频繁地赴京朝贡，因为说到底自明朝以来就是中国的皇帝册封朝鲜的国王，后者的政治合法性来自中国天子和王朝的认可与支持，因此现实中否定清代中国是根本不切实际的（图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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朝鲜频繁遣使赴华朝贡，除了维系“事大字小”的双边义务和刺探中国情报之外，也是有极大经济驱动力的，很多人都是为了去北京或在沿途做生意。朝贡与贸易、礼仪与货殖、政治与经济，都是一个硬币的两面。朝鲜的贡使团，原本正员定额只有30人，但实际上北京对其他国家的朝贡使团的员额有严格限制，唯独对朝鲜使团的从人人数没有限制，所以往往很多朝鲜正副使的亲朋好友，连同若干朝鲜商人，纷纷以从人身份，跟着使团前往中国观光和贸易。这使得每个使团动辄二三百人，再加上二三百匹驮马、手推车、各式旗子和木牌等物，一行总是浩浩荡荡，所过之处人马喧腾，热闹十分。例如，1777年的一个谢恩使团总计在册的有310人，1889年的一个庆贺使团在册的总计311人，这都还不算没有在册的仆人之类。即便放在现在，一个三百多人的使团，规模也是很庞大的。因为朝鲜赴京的使团出使频仍，结果往往是前一个使团还没有从北京回来，后一个使团已经从汉城出发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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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些赴京使团沿着陆路，从汉城出发后，经过平壤，抵达义州府，然后渡过鸭绿江，步行几十里后，进入位于今天丹东市境内的柳条边栅门，进入凤凰城，清点人马后，继续启程前往盛京，随后转经山海关，经通州，抵达北京。全程3 000多华里，一般要历时两个月左右。清军入关之后不久，清廷即封禁了东北地区，以柳树和壕沟从东面的凤凰城绕过盛京以北然后到山海关长城附近，筑起了一道全长接近2 000千米的边墙，不许汉人进入，而朝鲜使臣作为藩国贡使，却可长驱直入。按照礼制，朝贡的藩属国，抵达中国边境后，须先向地方督抚报道，例如琉球须在福建向闽浙总督报道，越南须在广西向广西巡抚和两广总督报道，然后由这些督抚派人护送入京。朝鲜是唯一的例外，其贡使不需要向路过地面的盛京将军以及直隶总督报道，可以大摇大摆地直抵京师，这确属天朝的“格外恩典”。这些贡使们基本上也不需要中国方面派兵护送，因为赴京之路走得太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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进入北京之后，这些使臣就入住外藩使臣来京的官方旅店—会同四译馆。中国主管对外交往的礼部，连同户部、工部、兵部、内务府、光禄寺、都察院、顺天府、步军统领衙门等等一干机构，负责招待使团所有人员的住宿膳食等事务。这是一项很大的招待工程，不仅需要准备很多餐桌，以及大量鸡、鸭、牛、羊和瓜果时蔬，有时候也需要准备很多临时的大帐篷招待多出来的人员，对清政府而言这属于完完全全的赔本买卖，负担很重。本来，按照宗藩礼制，入住四译馆之后，总有步军统领衙门的士兵负责把守，入住人员不得外出四处走动，但朝鲜使臣和从人们，因为年年来京，彼此熟悉得很，所以到京后四处游走的，着实不在少数。清廷一度有所管制，后来不得不流于形式。我们现在可以看到若干当时使臣和中国文人大臣们的诗歌唱酬，就是在这种几乎不分你我的情景下发生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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清朝时期，朝鲜的赴京使臣在二三百年之间留下了数百卷旅行日记，合称《燕行录》，是现在学者观察当时情形的第一手资料。这些朝贡使臣都是恪守孔孟之道的文人，本着本国“小中华”的心态轻视清朝，因此很长一段时间是不屑于同清朝人进行文化交流的，到了北京后就闭门不出。到了乾隆年间，朝鲜使臣意识到了清朝不仅不会像朝鲜一直想象的那样因所谓“胡虏无百年之运”而倒台，反倒在现实中日益变得繁荣强大，远非朝鲜可比，因此他们开始走出行馆，积极同中国知识分子进行交流，且不分满汉，由此开启了双边交往的另一个长达百余年的传统。朝鲜王朝的官方语言是文言汉语，虽然发音与中国不同，写法却是一致的，因此双方知识分子可以笔谈，也就留下了大量的笔谈记录。《燕行录》绝大多数都是以汉语写成的，由于第二次世界大战之后朝鲜半岛南北两个政权开始推行本民族的语言文字谚文，而谚文在写法和语法上都和汉语差别很大，所以现代的中国人阅读《燕行录》反而比朝鲜半岛上的人容易许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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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北京期间，使团的正副使等人忙着和清廷打交道，演习礼仪，觐见皇帝。而从人和商人等人，则忙着在会同四译馆和中国的商人们交易，一片讨价还价，好不热闹。这种市集，别的国家只能享受三五天，而朝鲜和琉球却不设时限，往往喧腾十几天到几十天。朝鲜的高丽纸、人参之类，中国江南的丝绸、瓷器等等，均可利用这一大好时机，彼此买卖流通。这些朝鲜的商人们，在来北京之前，已经先后在栅门和盛京等沿途的地方做了一些生意；待他们回去的时候，还要沿途做一些生意。天朝恩典，这些生意对朝鲜都是免税的，所以从这个角度上看，正可谓“天下熙熙，皆为利来；天下攘攘，皆为利往”。在顺治以前，清朝的钦使团到朝鲜的时候，还是可以做生意的，但顺治皇帝明令禁止后，清朝赴朝鲜的使团，不仅人数上只有二三十人，更不允许在汉城等地从事任何商贸活动，事毕即旋。后来，清朝的钦使抵达汉城之后，基本上就是在汉城西门郊外的慕华馆一带（今首尔独立门附近），以及朝鲜王宫景福宫内举行相关的礼仪，而后就是待在官方旅店南别宫之内，和国王举行几次茶宴，最后沿着陆路返回北京，每次也就能在汉城待上三四天的光景而已（图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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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1.6 清雍正时赴朝鲜的钦差敕使阿克敦（1685—1756）归国后命人所画的《奉使图》内的一幅，展示了在汉城时朝鲜国王款待阿克敦的画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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连接汉城、盛京和北京的这条陆路朝贡路线，以朝鲜商人为主力军，带动了沿路很多城镇的商业繁荣。这条路线，在朝鲜19世纪70年代开放通商口岸之前，是东亚近世历史上最为繁华的跨国长途贸易路线。而这条路线的南端，以朝鲜和日本的交往为途径，经过釜山，连接上对马岛、长崎、大阪、京都、江户（即今东京）。日本出产的大批白银，就是经过对马岛和朝鲜之间的商贸，流入朝鲜，进而通过朝鲜贡使团，流入中国的。根据韩国学者的研究，在18世纪内朝鲜使团每年输入中国的银两在50万到60万两之间，推动了中国康雍乾时代繁荣局面的出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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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审清代的“闭关锁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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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面提到的宗藩体系下中国与其他国家的商业往来，可以帮助我们进一步理解很多相关的问题。我们很多人都认为鸦片战争之前的清朝是“闭关锁国”的，推行“广州一口通商”的政策，其实这是一个误解。所谓广州一口通商，只是指中国对“西洋”诸国在广州通商，而不是对所有外国都在这一个地方通商。在宗藩体制内，北京对来华“朝贡”和“互市”（即做生意）的外国，均有具体的指定区域和进京路线，英国、法国等“西洋”诸国，要到广州，经过中方的“十三行”等官商来同中国人贸易；琉球要先到福建，越南要先到广西，而后沿着进贡路线进京贸易，如此等等。英、法、荷兰等欧洲国家，按照规定只能前往广州贸易，不能就此认为整个大清国就广州一个口岸在对外开放。其实，清朝在东面同朝鲜紧密联系，在南边同西洋诸国、越南、暹罗、琉球等国相联系，在西北和东北同俄罗斯相联系，商贸往来非常频繁。从这个角度观察的话，清代中国一直都是一个开放的国家，并没有闭关，更没有锁国。鸦片战争直接改变的，不过是西洋诸国通过获取其余通商口岸来扩大商贸交往的地域而已，清廷当时之所以不认为鸦片战争有多么重要，和其在天朝体制内的宏观看法有着密切的关系。就晚清中国而言，一般流行的说法和印象，也认为鸦片战争后传统的宗藩体制崩溃了，被舶来的条约体系取代，但实际上两个体系在鸦片战争后仍旧同时存在，新体系并未对传统体系造成根本性的动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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