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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以清代历史来划分的话，中西交通大体上可以分为两个阶段：自清初至乾隆时期为一段，自鸦片战争后为第二段。前一段属于宋元明以降的持续而缓慢的进程，有欧洲商人和传教士来华，带来了相对先进的天文历法等科学技术（图1.7）。这一阶段尤其以晚明来到中国的耶稣会士（Jesuits）同中国朝廷的交流为主，法国国王路易十四（LouisⅩⅣ，1638—1715，1643—1715年在位）派遣到中国的一位耶稣会士甚至用金鸡纳霜治愈了康熙皇帝的疟疾，但到了雍正朝1724年明令禁教以后，这一交流逐渐停止了下来。这一阶段中西国家和政府之间的交往或冲突是极少的，最为剧烈的大约当属中俄在雅克萨地区的冲突和1689年《尼布楚条约》的签订，其次就是乾隆末期马戛尔尼使团的访华了。至于欧洲的传教士，中国朝廷以发挥其才智为主要取向，没有什么鲜血涂地的教案发生。鸦片战争以降的第二阶段，是欧洲国家在自由贸易和海外扩张的推动下强势东来的时期，与中国屡屡发生战争冲突，表现甚属剧烈，昔日对中西沟通举足轻重的传教士转而在新开启的中西国家间外交中黯然失色，而且这一时期的传教士挟不平等条约自重，引发了多种中外矛盾，造成很多严重的教案与外交纷争。中国自秦皇汉武以来，从未与泰西各国有如此大规模的接触，此即李鸿章所论“数千年未有之大变局”的时期，而中国在这种挑战之下也开始了近代化之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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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1.7 顺治十五年（1658年）时宪历（乾隆时期为了避乾隆帝弘历的名讳而改为“时宪书”）首页，标明“都城顺天府依新法推算节气时刻”，所谓“新法”即“西洋新法”，是指明朝从崇祯二年（1629年）到七年（1634年）由徐光启（1562—1633）为首的北京历局，在欧洲耶稣会传教士汤若望（Johann AdamSchall von Bell，1592—1666）等人的协助下编成的《崇祯历书》，系统介绍了当时欧洲的天文历法和球面几何计算方法。明朝在用这套新法印行历书前就灭亡了。清军入关后第一次用这套西洋历法来编印历书，即时宪历（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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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1世纪初，美国经济史学者彭慕兰博士（Kenneth Pomeranz）曾经从全球经济史的角度提出一种学说，认为1800年前后中国（主要是江南地区）和欧洲（主要是西欧）开始向两种方向发展，出现了所谓“大分流”（the great divergence）现象，中国学者附和赞成这种说法的也有不少。实际上，这种观察很大程度上只是基于比较经济模式之上的一种分析，有其非常敏锐的一面，但事情远非如此简单。例如，倘若我们以科技史层面来观察的话，所谓“大分流”是一种和历史真实完全相悖的说法，因为中国在1800年之前早就融合了中亚和西欧的技高一筹的理论和方法，到了1800年以后甚至进一步更新了推步算法，并不存在大分流的现象，恰恰相反，出现的是大合流。假如要从这种合流之中硬性分出上下优劣，可能也是很不合适的。1800年这个以欧美世界殖民扩张史为基准而划定的年限，对在长时段的历史进程中逐步融合进世界秩序的中国而言，并不具备特殊的意义，而这也是笔者提倡1600年以来的近世史的原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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就此而言，鸦片战争只是以剧烈的军事和外交手段，加剧了中国的这一融合进程，而非这一长久进程的开始，也不是中国人“睁眼看世界”的开始。因此，今天的我们愈是推崇林则徐、魏源等人，愈会强化我们对鸦片战争这一突发的剧烈历史事件的种种后发的解释，愈发执迷于长枪大炮和高楼大厦的近代化理解之中，愈会强化鸦片战争之前的所谓“中国闭关锁国”论以及鸦片战争前后中西分流的全球史理解模式，愈看不到更大的、更长远的中西交通和大合流的历史图景。林则徐、魏源我们要讲，之前的也应该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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清代中国一直处于对外交流和兼收并蓄的进程之中，只是前半期被后半期的剧烈变更覆盖了。因为鸦片战争以降中国遭受的种种屈辱，绝大多数都和在与西洋诸国的直接军事冲突中战败有关，而中国近代化的展开，又系欧风美雨东渐的产物，所以我们在思考近代历史的时候，非常容易陷入中西二元体系之内，忘记了其余的很多因素，将“外国”缩小至欧美诸国，主要是英法德美等几个国家，进而强调晚清开启的以富国强兵和机械制造为核心的非常直观的“近代化”的历史呈现，忽略了此前已经开始的、更远的、多层面的历史进程，并把这种片段性的观察结果加于整个中国历史之上，强化了19世纪中国从“前近代”到“近代”的剧烈转变，并盖棺定论。当我们大谈“西化”的时候，脑袋中的参照物便是欧美诸国，背后的逻辑便是中西二元对立。更深一层的话，便是中国老大帝国的保守落后，对比欧美诸国的开放先进。这已经是一种非常片面化的历史观念的体现，常常在不经意间表露无遗，却忽略了当时中国自身在近代经历的天下观念的巨大转换，及由此在近代外交层面产生的种种连锁的剧变和外在表现。20世纪初以来的中国社会，在思想层面上仍旧生活在这一剧烈转变的余波之中，很多知识分子无法跳出这种剧变的窠臼，这其实是难免的，其情景正如靖康之难宋室南渡后南宋士人们对天下剧变的那种强烈的反应，而这种强烈反应之下的话语建设，则将影响后来更多时代的人们对历史的认知。这里不是要说我们不要做近代化的功夫，而是说我们要回过头来，认清晚清中国自身到底是什么样子。今日回顾包括中美关系在内的中外关系，以及反思近代中国历史，尤当以重新认识自我近世历史为宗旨，方能适应明日中国发展大势之要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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研究晚清中国历史的美国历史学家芮玛丽（Mary C. Wright, 1917—1970），在讨论“同治中兴”时曾指出：“认为中国完全不接受新事物是根本不对的，但是认为那些新事物会在一张白板上发展起来也照样是错误的。”虽然我们上面强调了清代中国的开放，但就思想与文化方面而言，中国是相对独立的，而且具有非常成熟完善的体系，对中国整个知识分子群体的影响十分深刻。雍正朝禁教以来，在华西方传教士的影响力日渐式微，中国对西洋诸国的了解也逐渐减少。清朝康雍乾三朝皇帝，虽然通过服务于清廷的耶稣会士对西洋的国家和知识有所了解，但这种了解并没有成为自上而下推而广之的大众知识。现实生活中，绝大部分通过科举进入仕途的官僚知识分子和封疆大吏，对四书五经如数家珍，但对环球地理知识以及西洋历史的了解相当有限，或者接近于零，天下观念和华夷之辨占据了他们的头脑（图1.8）。这种情况在乾隆中后期清代走向入关以来最为繁荣昌盛的局面之后，变得更为突出。像第一次鸦片战争之时参与中英谈判的钦差大臣耆英（1787—1858）和广东布政使黄恩彤（1801—1883），以及嗣后著书论说的魏源（1794—1857），都是脑袋比较灵活的读书人，而像第二次鸦片战争中被英军俘虏并最终客死他乡的两广总督叶名琛（1807—1859），就属于坚信天下观念和华夷之辨的天子门生。中国在这方面的一个不幸，恰在于喜欢谈义理的人较多，而愿意参与且能够有效处理对外交涉事务之人较少，耆英最后还是因第二次鸦片战争期间与英法方面谈判不力被咸丰帝赐死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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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1.8 《皇清职贡图》之“英吉利国夷人”，清丁观鹏等绘，纸本，设色，故宫博物院藏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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即便是从鸦片战争以来的历史着眼，中国与西方世界这种大的沟通与交流仍显示出一种长久而缓慢发展的趋势，今天的中国或许是处在这个变迁过程中的比较靠后的部分，但还远未结束。我们常说中国人口多、底子薄，这在很大程度上是真实反映。在这样的一种历史背景下，我们可以看到为何直到今天中国仍旧需要保持一个开放的大环境，仍旧需要与海外保持相对稳定的、有活力的沟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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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美相遇：大国外交与晚清兴衰（1784-1911） [:170286483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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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美相遇：大国外交与晚清兴衰（1784-1911） 第二章 19世纪中期中美的双双“中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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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美相遇时的中国秩序及其嬗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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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美交往起源于美国成立不久之后的来华贸易。1784年2月22日，美国商船“中国皇后”号（Empress of China）从纽约港启程前往中国，同年8月抵达广州，这是美国独立后第一艘抵达中国的商船，开辟了中美贸易的一个新时代。学界称此一时期的对华贸易为“旧对华贸易”（Old China Trade），这是针对后来1844年中美签订了两国间的第一个条约，即《望厦条约》之后的对华贸易而言的，所以“旧对华贸易”延续了正好60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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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时美船来华，并非是美国政府主导的行为，完全是一些商人为了财富靠着拼命三郎的精神实现的。这些商船来到广州以后，面对的是一个已经从制度和空间上建设得相当完善和成熟的中国对外贸易体系，英、法、荷兰等国的商人已经在这套体系内进行对华贸易长达数十年之久。中国明清时代的对外贸易体系，是中外学界数十年来一直在探讨的一个话题，其涉及以中国为中心的宗藩朝贡制度，因此贸易又与中国的外交制度相辅相成。倘若对这一宗藩朝贡和贸易制度进行一种学理化的抽象概括，则很容易陷入以偏概全的境地，因为其在具体的双边交往中有着相当复杂而多元的表现。这里我们从一条线索来简单地观察一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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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唐代以降，中国在沿海地区设立市舶司，管理海上贸易，相当于今天的海关。很多国家的船只可以直达中国港口，通过市舶司进行双边交易，即所谓“互市”，这些国家也被中国列为互市诸国，同高丽、越南、琉球等进京朝贡然后进行双边贸易的外藩属国有所不同。宋代为了自身安全基本隔绝了内陆贸易，但鼓励发展海洋贸易，并设立了广州、明州（即宁波）、杭州等多个市舶司。元朝实现大一统之后，除了内陆贸易大开之外，还延续宋代政策继续鼓励海洋贸易。明初，为了遏制反叛势力和打击沿海走私，开始严厉推行海禁政策，所谓“尺板不得出海”，并于洪武七年（1374年）一并撤销了唐宋以来的泉州、明州和广州三个市舶司，这是中外贸易和外交关系史上的一个关键的转捩点。自此以后，海外互市诸国，只能遵照明朝政府的规定，派遣人数相对固定的人员，在指定时间、指定地点，通过固定的朝贡体系中的程序完成交易，包括一系列文书和礼仪，逐步向朝鲜、越南和琉球等国的朝贡贸易形式靠近。经过这一转变，互市与朝贡开始合流，对大多数外国而言，要想同中国开展贸易，必须首先从政治文化方面进入朝贡轨道，认可中国天下正中的优越地位，取得中国朝廷的许可，然后才能以彼贡我赐的方式进行贸易，朝贡贸易也就逐步成为中外贸易的主流方式（图2.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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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2.1 清廷收到的翻译后的写于1655年（顺治十二年）7月13日的“荷兰国表文”，请求大清国皇帝准许该国前来中国贸易，并呈“贡物”。此后清廷准许荷兰国八年一贡。其实这是荷兰东印度公司派遣的使团，并非荷兰政府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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明代这一政策钳制了中国远洋国际贸易和国际外交的发展。例如，1498年，即明朝孝宗弘治十一年，葡萄牙探险家达·伽马（Vasco da Gama，1460—1524）从欧洲远航，成功抵达印度南端的卡利卡特（Calicut，即明朝所谓的“古里”），葡萄牙对印度地区和东南亚地区的远航贸易和殖民事业由此开启，六十年后成功从明朝地方官员手中租借到了澳门。实际上，早在九十多年前的1407年，即永乐五年，郑和第二次下西洋的时候就到达了古里，并册封了古里国王，还立碑纪念，然而郑和和明朝并没有走葡萄牙式的殖民主义的道路，向西越过印度洋后也没有到阿拉伯世界、地中海和欧洲去发展远航贸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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清军入关之后曾继续明朝的海禁政策，但在康熙皇帝平定三藩之乱以后，于康熙二十三年（1684年）正式废除了海禁，在广东广州、福建漳州、浙江宁波和江南云台山（今江苏连云港）等地方分别设立了粤海关、闽海关、浙海关和江海关，开始刺激对外贸易的发展。基于中方各种规章制度文本的朝贡贸易体系，不外乎一种理想化状态的呈现，在实践中这一体系的各种原则在针对不同国家的时候都有不同的表现，而清朝初期也并非必须以进京朝贡、对大清国俯首称臣为允许外商来华贸易的唯一标准。但是，清朝对外来洋商在何处和通过何种手段与中国贸易也有着详细的规定。乾隆二十二年（1757年），鉴于英商洪任辉事件，清朝开始实施针对西洋诸国只能在广州一口通商的政策，且必须经过广州的“十三行”商人居间进行，西洋商人也一概不许入城居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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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前文所述，在中国主导的中外秩序体系内，与中国交往的别的国家都被北京认定为外藩属国，双方交往也是由负责朝贡和贸易的北京礼部管理。在鸦片战争之前，北京礼部认定的朝贡诸国名单内包括朝鲜、琉球、越南、南掌、暹罗、苏禄、缅甸、荷兰等八个国家以及“西洋诸国”。所谓“西洋诸国”，主要包括雍正五年（1727年）派代表入北京的“博尔都噶尔”（即葡萄牙）和乾隆五十八年（1793年）遣使入华的英吉利（即英国）两个国家，而英国进入这个名单恰是因为前文提到的马戛尔尼使团。泰西商人聚集广州，两广总督和广东巡抚也就在实际上负担起了从现代眼光来看本应是北京担当的外交使命，所以英国和美国等国家的商人与外交代表，起初都是无法进入北京朝廷的，只能在广州和督抚周旋。英美等国家的代表，一直到了第二次鸦片战争结束后的1860年才开始得以正式入驻北京，而这些西方外交官第一次得以面见中国皇帝并“得睹天颜”，则一直要等到1873年慈禧皇太后的儿子同治皇帝亲政之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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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这种背景下，美国人来华开展贸易之时，必须遵循中国官府对包括英、法、荷兰等国在内的西洋商人立下的贸易规矩，通过广州“十三行”商人居间进行贸易买卖。美国传教士最初抵达的地点，也是广州一地，无法扩展到其他口岸地方。中英鸦片战争后，随着五口（广州、厦门、福州、宁波、上海）通商体系的建立以及1844年美国与中国《望厦条约》的签订，美国的商业范围也扩大到了所有这些新辟口岸。在第二次鸦片战争以后，美国与英、法、俄诸国一起，通过1858年的《天津条约》和1860年的《北京条约》，进一步通过增开通商口岸，将商贸范围扩大到了台湾的台南、淡水、打狗（即高雄）、鸡笼（基隆），华南的琼州、潮州（后改至汕头），华东的镇江，华中的汉口、九江，华北的登州（后改至 烟台芝罘）和天津，以及东北的牛庄（后改至营口）等地方（图2.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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