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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2.2 1858年10月2日《伦敦画报》（The Illustrated London News）发表的中英《天津条约》签约场面，中间桌子上的是英国代表额尔金，左边桌子上是中国钦差花沙纳，右边桌子上的中国官员是中国钦差桂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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截至1861年，一张空前广大的欧美在华商业贸易网络初步形成，从东北到京津以及长江中下游和入海口，到东南连成一线的几个主要港口，由东而西，呈半月形包裹住了中国的沿海地区。这张巨大的商业网络的支撑点是通商口岸，而这些口岸的开辟都是基于不平等条约的，因此学界称鸦片战争以后逐步建立的这套新的秩序为“条约体系”或者“通商口岸体系”，是针对此前的中国宗藩朝贡秩序而言。但是，建立起来的条约体系也并没有一夜之间取代宗藩体系，事实上中国与朝鲜、琉球、越南等国家的传统联系一直持续到了19世纪末。除了经济功能之外，这一体系同时也是国际政治和外交的结合体。这张半月形贸易网的中心是上海，英法美三国在上海的租界于1854年联为一体，以“上海工部局”的名义进行市政管理，英美租界更于1863年正式合并，成立“公共租界”（Shanghai International Settlement），和法租界（French Concession）一道，成为不受中国司法管辖的国中之国，更是19世纪中期以后欧美各国推动对华商贸的桥头堡 （图2.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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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2.3 光绪六年（1880年）上海点石斋印的《上海县城厢租界全图》。图中中部带圆形城墙的部分为上海县城，县城以北依次是法租界、英租界和美租界，1863年英美租界正式合并成立“公共租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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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样在1854年，美国等国家在上海开始了一场影响中国嗣后财税体系的大改革，即由洋员出面担任中国的海关税务司，协助之前中国的海关官员一起征收关税，从此确立了中国近代海关税务司制度，并迅速推广到所有通商口岸。这是一种新式的洋关制度，自此以后，洋关关税成为晚清财政收入的大宗来源，一直作为中央政府首要财源的田赋在国家税收中的比重开始明显下降，清廷从欧美国家的贷款很多都是以关税为担保的。这一新式海关体制的最高职务是位于北京的海关总税务司（Inspector-General of the Chinese Maritime Customs Service），在清朝倒台之前一共有两任，都是英国人，第一任是李泰国（Horatio Nelson Lay, 1832—1898），从1860年到1863年；第二任是赫德（Robert Hart, 1835—1911），从1863年一直干到了1911年。海关雇用了大量欧美洋员，自北京到上海、镇江、广州、重庆等地，织成了一张新的海关行政体系网络，与通商口岸网络相辅相成。中国在财政、外交和行政体系等多个方面，实际上已经无法同欧美诸国分割，而中国的近代化事业，也是沿着这张网由沿海而内地逐渐铺开来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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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这种历史背景下，国际法以及主权、国家、边界等等可以精确定义的概念，全方位地从欧美世界舶入中国，并渐次从中国这一传统地区秩序的中心，扩展到日本、朝鲜、越南等国家，推动了整个地区国际秩序的转型。自利玛窦以来的“亚洲”以及“东亚”等地理概念，于19世纪中后期被欧美话语重构了。当然，这种划时代的转型也造成了种种国际矛盾，很多都和今日的国际局势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在20世纪中期，一批美国历史学者将上述这种认识方法称为“西方冲击与中国反应”，简称“冲击反应论”，虽然早就被后来的学者批驳为是西方中心主义的体现，但就鸦片战争前后中国的历史大转折而言，冲击反应的解释路数并非全然没有道理。中国自然不是一成不变的，也从来都不是停滞不前的，但鸦片战争给中国主导的世界秩序带来的冲击之大是史无前例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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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时中国的转型以及过渡期中面临的巨大挑战，在本国历史上都是空前的。首先，中国的跨国贸易模式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自西汉丝绸之路开辟以来，中国与西方跨国贸易的主要途径是长途陆路贸易，虽然在唐宋时期受到了新崛起的阿拔斯王朝（即“黑衣大食”）的影响，但蒙古帝国时期中西交流的渠道被重新打通，马可·波罗的故事可资佐证，且当时中西海洋贸易也获得长足进步。明朝建立后，同长城以北蒙古势力的敌对关系一直没有解除，所以中西内陆方向的贸易陷入停滞不前的状态。明初郑和于1405年到1433年之间的七次下西洋，带动了中国与东南亚之间的海洋贸易，华人也大量进入这一地区，特别是马六甲海峡一带，但明朝的海禁政策钳制了这一趋势，自永乐之后到崇祯时期为止再也没有出现过第二个郑和，明朝对东南亚华人移民也毫无政策可言。中国海军力量第二次抵达郑和船队当年远至的非洲东海岸，还是2009年1月开始正式执行索马里亚丁湾护航任务之时，前后相差近600年。清朝前半期的总体情况和明朝晚期差别不大，却极大地发展了同朝鲜、越南等藩国的长途陆路跨国贸易，而且出现了著名的“张库大道”，即主要由晋商运营的连接张家口和库伦的茶叶贸易通道，进而经过俄罗斯与欧洲以及跨大西洋全球商贸网络发生紧密的联系。然而，自鸦片战争以降，海洋贸易逐渐取代了陆路贸易成为对外贸易的主流，外国商品空前大量地进入中国市场，就货物数量、质量和品种以及运输速度和成本而言，都是之前的长途陆路贸易无从比肩的。上文提到的整个通商口岸网络，同时是一张巨大的商品销售网络。例如，从镇江等地的海关报表，可以清晰地看到棉纺织品等西方商品是如何一步一步分销到山东济南等广大地区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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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次，19世纪以来，中国的边疆危机从空间和地理上发生了从内陆到海疆的根本性变化。自秦皇汉武以降，中原王朝历来主要的边疆危机，皆来自北方或西北方的内陆游牧地带，从汉代的匈奴到唐代的突厥再到明朝的北元蒙古，都是如此，明朝修筑在北京周围的长城就是历史明证。即便是清朝前半期，西征平定漠西蒙古准噶尔部也几乎贯穿了康雍乾三朝，并推动了大批知识分子关注和研究西北地理与历史的知识大潮。历代中原王朝之边患，大率在长城以北以西，而历代边政也以此为重心，海疆方面出现的骚扰极少，大约以明朝的倭寇之扰为最，但即便是倭寇之扰也远没有到能威胁王朝政权安危的地步。清朝在崛起的过程中逐步统一了蒙古诸部，1759年彻底消灭了准噶尔部并统一新疆之后，实现了多民族国家的大一统，相对成功地解决了历代的内陆边患危机，是极其伟大的历史功绩。然而，仅仅八十年之后的鸦片战争，将边患重心从北方和西北方迅速挪到了东南海疆，并迅速扩大到了整个沿海地区。中原王朝的劲敌，由上千年以来的胡服骑射的游牧政权，变成了船坚炮利的西洋诸国，即便是此时对中国东北和西北边疆构成巨大威胁的俄罗斯帝国，亦在东南海疆加入了西洋诸国的炮舰外交之行列，并反过来于西北内陆和东北等地方推行蚕食政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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虽然19世纪70年代初发生了俄罗斯侵占新疆伊犁以及日本入侵台湾等一系列纷争，引发了清廷有关东南海防与西北塞防哪个更重要和更应优先对待的大辩论，但总体而言自19世纪后半期以后，中国延续了两千多年的传统内陆边防与羁縻怀柔政策开始整体落幕，逐步彻底让位于海疆防卫和新式的国际外交。中西交通日渐成为中国对外交往的主流，将延续了数百年的宗藩体系内的中国与外藩的交往挤到了边缘地带，乃至到后来中国人对“外国”的认识已大大缩减至欧美诸国，不再包括中国的外藩属国。中国在与泰西诸国的折冲樽俎中，对外藩属国的孔孟伦理的一套，以及对内陆游牧地域的藏传佛教的一套，都不再有任何的作用。19世纪的中国进入了一个新挑战时期，开始了系统性的改革，即所谓的“近代化”，只是走得很慢。清朝做了很大努力，最终没有能够成功应对挑战而覆灭，终结了中国史上的王朝和帝制时代（图2.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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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2.4 清代平定西域后五十功臣之一的三等侍卫克什克巴图鲁伍克什尔图（满文名Wuksilto）的画像，是紫光阁挂像之一，由图可见八旗劲旅当时所用的弓箭等冷兵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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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世纪中美两国内部的中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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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844年中美两国签订了第一个条约，即《望厦条约》，正式建立了外交关系。此后不久，两国都经历了剧烈的内部战争，在中国主要是1851—1864年的太平天国运动，在美国是1861—1865年的南北战争。这种剧烈的内部战争以及国家和社会的一系列内外应对措施，使得两个国家在战后都获得了一种新生的动力，延续了两个大国的生命力，可谓是一种“中兴”。我们在理解这两个大国在19世纪中期以后的交往之时，应该考虑到此种历史大背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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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时的中国，就是通常所谓的“同治中兴”，即同治皇帝在位时候的发展，而这一中兴之本质，实是清王朝的自救。太平天国被镇压下去以及第二次鸦片战争的终结，使得清王朝得以继续生存，但这两场内外战事与战争动员，大大改变了清朝的总体结构，例如行政架构、官僚结构、军事制度、财税制度、司法制度和教育制度等等方面，而思想层面也发生了前所未有的大变化，特别是西学的引入和洋务思想的推行。行政架构上，清廷成立了一个临时外交机关，即“总理各国事务衙门”（简称总理衙门或总署），原本是应付第二次鸦片战争善后外交问题的，打算办完就撤，所有人都是临时兼职，讵料外国公使战后驻京以后都把这个机构当成中国新成立的外交部，总理衙门不仅没有裁撤，反而上升为晚清中国最重要的外交机构，一直到1901年改名外务部，也就是外交部了。官僚结构上，在镇压太平天国运动前后，大批的汉人晋升为总督、巡抚，他们的幕僚也开始全面渗入官场，掌握越来越多的政治资源，这是清朝行政体系在满汉出身比例结构上的一大变革。军事上，传统的八旗军和绿营兵开始彻底没落，文官曾国藩拉起来的“选士人，领山农”的湘军，以及曾国藩的门徒李鸿章拉起来的开始采用西式阵法和枪械的淮军，逐渐成为此后中国主要的军事力量。捆绑在这一军事集团之上的若干将领也逐渐成为地方督抚大员，例如此后的新疆省首任巡抚刘锦棠、台湾省首任巡抚刘铭传，都是湘淮干将。军事方面最重要的变化，是举国开始了所谓的“洋务运动”，设立兵工厂和军事教育学校，制造西式坚船利炮，并最终成立了近代海军，同时在北京和广州等地方开设同文馆，开授西式课程，翻译西文西报，培养外交人才，中国也因之在思想领域出现了一大批主张改革的知识分子。财税方面，中国一方面在内陆设卡征收“厘金”，创设了新的厘金制度，另一方面在位于上海的英法美等国的主导之下逐步建立起了近代西式海关税务司制度，挽救了晚清财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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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国建立之时只有大西洋沿岸的13个州，但这个国家迅速走上了扩张之路，于19世纪前中期进入了加速扩张阶段，且手段多样化。1803年美国从法国手中购买了路易斯安那（Louisiana），领土顿时翻了一番，这是其越过阿巴拉契亚山脉向西扩张的开始。1845年美国获得了得克萨斯州，是向西扩张的一件大事。这一扩张的理念牢牢建立于文明差序的逻辑之上，带有强烈的宗教色彩，而不仅仅是地理上的西进。人们通常称美国的向西扩张为“西进运动”（Westward Movement）或“西部扩张”（Westward Expansion），但是至今为止美国一般的历史教科书上很少使用这两个词，其通行称谓系“昭昭天命”（Manifest Destiny），也就是上帝赋予美国将自身的文明和制度推行到别的地方的使命。这个词是纽约杂志和报纸编辑约翰·奥沙利文（John L. O’Sullivan）在1845年的一篇文章中发明的，他在1839年的另一篇相关文章中宣称：“我们国家的诞生，乃是一段新的历史的开始，也是一种从来未被尝试过的政治体制的形成和发展，这一点将我们和过去分开来，并且只与未来联系在一起；……我们可以自信地认为我们的国家注定将成为未来伟大的国家。”在美国于1845年吞并得克萨斯州以后，这种说法变得十分流行，不断强化的“昭昭天命”观念合法化了美国向西部继续推进的进程，因为一切新增加的领土都可以说是置于美国这种文明的关怀之下。1848加利福尼亚发现金矿以后，更是大大推动了美国向西扩张的进程，1850年加利福尼亚加入联邦变成了一个州（即通常所说的加州），1859年加州以北相连的俄勒冈州加入联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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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国于1861—1865年陷入了南北战争，实是南北两种经济和社会模式的激烈竞争，最后北方胜出，其脱胎于新英格兰地区的若干政治理念取得了主导地位，使战后美国获得了更大的发展空间和发展机会。首先，奴隶制度从法律层面上被废除，特别是旨在废除奴隶制和给予非裔公民权和选举权的美国宪法第十三、十四和十五修正案，使得美国进入了著名的“战后重建时期”（Reconstruction Era）。虽然实际上南部各州展开了许多其他的行动加以抵制，并将种族隔离制度变相地延续到了20世纪后半期，而且全美女性一直到1920年宪法第十九修正案的时候才全面获得了选举权，但林肯总统时期奴隶制度的废除是改变美国社会结构、经济模式和地理人口分布的划时代的大事，可以说重造了美国，也给了美国一次新的生命。其次，内战后联邦政府权力获得了空前的加强，以前联邦主要负责邮政事务，但内战后大大扩展了权力范围。最后，内战后美国推行十分开放的移民政策，特别在废除奴隶制度导致了巨大的劳动力缺口的情况下。大量的华人劳动力和来自爱尔兰等国家的劳动力涌入，散布在从东部的麻省到西部的加州的广袤大陆上，既为这个国家补充了亟须的劳动力，又为一个新的多元的美国的发展奠定了坚实的基础。同一时期，横跨大陆东西两侧的铁路网也建设成功，进一步从地理和时间上源源不断地为一个新兴大国提供着各种自然和人工资源，更将美国各地市场与国际市场连接起来。美国在地理上、空间上、经济上、思想上、文化上和社会上都开始昂首阔步地进入一个新的所谓“镀金时代”（Gilded Age），工业和基础建设极大发展，财富实现巨大积累，为其继续崛起并最终走向海外扩张之路奠定了坚实基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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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一时期，美国也重新定义了自身与欧洲有联系却非常不同的文化与文明，且其向前推进此种美式文明的脚步再也没有停下过。1872年，美国画家约翰·贾斯特（John Gast）创作了一幅名为《美利坚前进》（American Progress）的油画，为“昭昭天命”的正统性和合法性添砖加瓦，后来成为描述美国西进运动的经典画作。此画背景中有朝气蓬勃的都市、往来如梭的船只，近景中描述了美国殖民者正在开垦新的殖民地，印第安人正在仓皇逃离这片故土，而飞在空中的作为美国象征的哥伦比亚女神，右手手持学校教化之书，左手手持从文明都市之区一路延伸出来的电报线，飘然前行，丝毫没有停下脚步的意思。这幅画强烈地突显了美国工业文明不可阻挡、横扫一切的力量，呈现出两种截然对立的文明，而以哥伦比亚女神为代表的一侧势必要压倒和取代另一侧的文明。同时，哥伦比亚女神的形象也淡化了美国的欧洲根源，尽管这一女性形象最早是在英国北美殖民地时期开始出现的，但此时她只是美国文明的代名词，并且在各种画册、宣传品甚至雕塑中都可以找到哥伦比亚女神的形象（图2.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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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2.5 乔治·克劳富特（George A. Crofutt）1873年的《美利坚前进》（American Progress）彩色石印版画，其蓝本是约翰·贾斯特1872年的同名油画。美国国会图书馆藏，编号 97507547。贾斯特的画作现藏于洛杉矶的奥特利美西博物馆（Autry Museum of the American Wes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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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893年，美国历史学家弗雷德里克·特纳（Frederick Jackson Turner, 1861—1932）在美国历史学会做了一篇题为《边疆在美国历史上的意义》（“The Significance of the Frontier in American History”）的演讲，认为美国历史的发展和美国自身认同的形成，跟向西拓展边疆密不可分，恰是加州这些边疆州让美国区别于其脱胎而来的欧洲。这就是著名的特纳“边疆假说”，它在理论层面将美国西进的历史合理化，进一步从学术层面为美国向西扩展其“文明”模式的“昭昭天命”观念提供论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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特纳作为一名学者，其研究在地理上终结于大陆最西端的加州，而实际上美国这种以新英格兰地区为大本营的向外拓展文明的心态，早就远逾加州继续向太平洋对岸推进。在19世纪中期，随着达尔文生物学进化理论与斯宾塞社会学理论的结合，一种被后世称为“社会达尔文主义”的思潮遍布殖民主义国家，弱肉强食的丛林法则成为国际政治中的现实游戏规则，对后来的世界历史轨迹产生了巨大而深刻的影响，乃至于我们今天仍旧或多或少地生活在为这种轨迹所定位的历史空间之内。当时的美国也加入了这一国际游戏，以多元的手法推行扩张政策。美国不缺乏俄罗斯帝国那种直接领土占有（territorial acquisition）的手段，又携带着大英帝国的“商业、文明与基督教”（commerce, civilization and Christianity）三大武器，同时浸染着浓厚的法兰西帝国“文明使命”（civilizing mission）的色彩。这种历史背景可以解释为何19世纪大批美国传教士蜂拥入华，因为在他们看来，“拯救中国”或者建设一个崇仰基督教的新的中国乃是其推动世界文明进步之责任，更是上天带给他们的一种使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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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这种混合的殖民主义与帝国主义之下，19世纪末20世纪初的美国，除海外市场早已渗入了中国和日本之外，还兼并了夏威夷，占领了古巴、波多黎各、关岛、菲律宾群岛和部分萨摩亚群岛等等，成为全球殖民主义与帝国主义的一员新兴干将，其帝国横跨东西两个半球。这是美国在全球历史上的一个大分水岭，美国国内经过激烈辩论以后，最终拥抱了帝国主义，并且国内衍生出很多诸如美国独一无二或与传统欧洲帝国主义不同的帝国主义等解释。当时中国的清朝，却在重重危机之下摇摇欲坠，终于在1912年初画上了句号。清朝灭亡以后，美国继续在中国同日本等帝国主义国家竞争，最终于1949年退出了中国大陆。自1784年美船来华，到1949年美国全面退出中国大陆地区，总计165年，其在华商贸获得了长足发展和巨额利益，其将西方文明引入中国的努力也产生了巨大的成果，但就其一直以来试图改变中国发展轨道的宗教上的梦想而言，算是彻底失败（图2.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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