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雷亚德的经历，使他看上去好像是美国版的马可·波罗一样，亲身进过赚取财富的东方大门，回到自己的老家后却没人相信自己。不同的是，马可·波罗死的时候是富商，而且他的经历有狱友鲁斯蒂谦帮他写了下来，散布出去；雷亚德死的时候几乎是两手空空，他的经历、游说，也都淹没在了历史大潮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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雷亚德可能是幻想太多，但并非完全不切实际，而独立之后的美国恰好需要这样的幻想。正如美国史家丹涅特所说的那样，美国自己当时并不能生产维持生活所需的所有产品，他们必须走出去做生意，而且不得不去一切他们可以到达的地方，包括中国；这也可以解释为何当这种迫切需要不复存在的时候，美国商人开始选择在本国进行贸易，不再到海外四处游荡。到中国去，对美国而言是一个并不遥远的梦。中国风在北美的流行、中国茶叶和瓷器的高额利润等等，为这种国际贸易冒险计划做了很好的铺垫，而且美国商人也知道起码美国的人参在中国是很受欢迎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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开天辟地的“中国皇后”号之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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根据美国历史学者塞缪尔·莫礼森（Samuel Eliot Morison）和亨利·考麦格（Henry Steele Commager）的研究，在《巴黎条约》签订之后，美国波士顿周围的商人们就开始谋划对华贸易。很快，他们于1783年12月派遣了一艘55吨的单桅船“海瑞特”号（Harriet），载着北美人参，即中国人所谓的花旗参，从波士顿港口出发前往中国。这本来应该是一桩很好的买卖，因为北美花旗参在广州很受欢迎。但是这艘船到达非洲好望角以后，东印度公司横插一刀，以两倍重的熙春绿茶与美国人的人参做了交换，“海瑞特”号贪图茶叶利润，遂半路返航，没能去成中国。但是到中国去的梦依旧在，而且让很多人为之兴奋迷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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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海瑞特”号起航后不久，1784年2月22日，“中国皇后”号从纽约港启程，前往中国广州贸易（图5.3）。这一天是美国独立革命领袖乔治·华盛顿将军的生日，按照中国人的传统看来是黄道吉日，后来也证明这艘船的确十分幸运。美国没有单独和中国交往的经验，所以在国会颁给这艘船的航海护照（customary sea-letter）上，根据赴华以后可能遇到的情况，预先写了一串名堂，要致“所有的不管是否是奉教抑或世俗的好的城市和好的地方的至贵的、至高的、无上的、受人敬仰的、尊贵的、高贵的、权威的、睿智的和英明的君王、皇帝、国王、共和国主、亲王、公爵、伯爵、男爵、贵爵、镇长、议员、法官、将官、司法代表和摄政代表们”（most Serene, most Puissant,High, Illustrious, Noble, Honorable, Venerable, Wise and Prudent, Lords,Emperors, Kings, Republicks, Princes, Princes, Dukes, Earls, Barons, Lords,Burgomasters, Councillors, as also Judges, Officers, Justiciaries and Regents of all the good cities and places, whether ecclesiastical or secular）。从这一长串的头衔里面，我们可以看到当时的美国对中国有多么大的隔膜，起草这个护照的人完全不知道中国究竟是个什么样子的国家，所以把他们能够想到的从欧美历史上学来的高级官衔悉数罗列上去，认为总有符合中国人需要的称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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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5.3 第一艘抵达中国的美国商船“中国皇后”号。公有领域图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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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皇后”号是360吨重的三桅船，船只制造成本加上航行治装成本，总计耗费了大约12万美元。船长是约翰·格林（John Green），商务经理是在独立战争中官至炮兵少校的山茂召（Samuel Shaw），嗣后山茂召担任了美国驻广州的第一任领事。当时大西洋等各处海盗猖獗，为了防备海盗，“中国皇后”号和其他很多商船一样也武装有大炮，山茂召的行伍经验在此次航行中也恰好用得上。该船装载的货物包括：棉花361担，铅476担，胡椒26担，羽纱1 270匹，皮货2 600件，人参473担。“中国皇后”号毅然远航广州的精神是可嘉的，运气也帮助了他们。在抵达巽他海峡的时候，他们正好遇到了正准备驶往中国的法国军舰，当时法美的国际友情因为美国独立战争的原因相当不错，于是“中国皇后”号就跟在法国军舰后边于1784年8月底经过澳门顺利抵达广州。嗣后，驻法公使杰斐逊还特意致谢法国政府对“中国皇后”号的襄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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据记载，抵达广州港的时候，“中国皇后”号特别鸣礼炮13响，代表了当时美国的13个州，也是向中国以及在广州贸易的各国致敬。非常巧合的是，美国人鸣了13响礼炮，而在广州居间做中西贸易最出名的恰好是13家商行，即闻名遐迩的十三行。在广州，“中国皇后”号把携带的美洲货物销售一空后，采办了如下中国货品：红茶2 460担，绿茶562担，棉布864匹，瓷器962担，丝织品490匹，肉桂21担。美国人交易之后不久即扬帆回国，同行的有荷兰的商船，所以只有普通地图却没有详细航海地图的美国人的这趟中国商务之旅是非常幸运的，从中也可见到当日广州国际贸易的繁盛，欧洲前来中国贸易的商船络绎不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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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85年5月11日，“中国皇后”号回到了纽约，一番贩卖以后，赚了37 727美元，利润率25%。虽然对比后来者而言这趟所赚取的利润不是非常高，但首次中美贸易获得巨大成功，各方皆大欢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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到中国去：风靡美国的中国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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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个月后的1785年8月12日，一艘美国商船“帕拉斯”号（Pallas）也从广州顺利回到北美，泊在了巴尔的摩（Baltimore）港口，带来了大批的安徽茶叶、南京棉布和青花瓷器等等。船东约翰·奥唐奈（John O’Donnell）大打广告，宣传说货物将于10月1日开卖，以吸引消费者。奥唐奈在英属东印度公司旗下跑过16年的船，深谙东西商贸之道，他的中国货引发了极大的关注。乔治·华盛顿于8月17日通过朋友和中间人坦奇·蒂尔曼（Tench Tilghman）上校，向船东列了一个长长的购买清单，包括一套上好的南京茶桌、一套大青花瓷器、一打青花瓷碗、12件南京棉布等等在内，而且声明说如果给他的卖价比一般的市场价格低的话，他就全拿着；如果谈不拢，他就一件也不要。华盛顿的购买心态，和一般的北美消费者并无不同。根据蒂尔曼上校的回信来看，华盛顿一定是拿到了最好的优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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除了货物之外，奥唐奈的船上还带回来四名中国水手，这是第一批抵达独立后的美国的中国人。蒂尔曼在致华盛顿的信中描述这几名中国人时说：“船上有四名中国水手，从肤色到头发以及外表的每一处地方，都和北美的印第安人一模一样。”后来美国国会还为如何把这四名中国人送回国去费了一番脑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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商贸渠道打开了之后，美国联邦政府很快从各种中美贸易报告中看到了巨大利益，这对于新生的美国是十分重要的。1789年乔治·华盛顿就任美国第一任总统，更给对华贸易添加了无比的推动力，在到1791年这短短的两年之间，纽约州、宾夕法尼亚州以及联邦政府都立法特别保护对华贸易，并对中国货物实行特殊的较低的进口税。在这种大的政策引导之下，美国对华贸易开始直线上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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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国的探险精神在此期间高涨如潮，各种船只竞相奔赴广州。1785年，一艘单桅船“实验”号（Experiment）从纽约州首府奥尔巴尼（Albany）出发，船员只有七个成年男船员与两个男孩子，他们把船开到中国并拉回了一船的茶叶、瓷器和其他中国货物，前后总计用了18个月。1797年到1798年之间，一艘不大的只有93吨重的“贝齐”号（Betsey）商船，从纽约出发，经南美洲的合恩角横越太平洋抵达了南海，然后驶入广东，交易以后又穿过非洲好望角横贯大西洋回到了纽约，总计用了23个月。“贝齐”号的船员总计30人，全部在28岁以下，他们从中国带回美国的货物销售后，再扣除关税、船长薪金、船员薪水和投资成本等等，净利润竟然高达53 118美元。美国的造船业在此期间发展迅速，驶往中国的船只吨位逐渐提高到了250吨到300吨，截至1813年，在广州黄埔停靠的吨位最大的美国船已到493吨，虽然比起英国动辄600到1 400吨的船只不算大，但是船身轻便、船员又少，反倒成了一个优点，而且一开始船员的平均素质也很好，普遍受教育程度较高，不似英国船员有各种无赖混杂，所以美国商人很受中国人的欢迎，生意也就做得十分顺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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就在美国开始发展对华贸易的当口，1789年到1799年之间的法国大革命，以及继起的拿破仑第一帝国和欧洲战争，也为美国提供了一个难得的与欧洲对手进行国际贸易竞争的机会。法国大革命和拿破仑战争使得欧洲大陆政局动荡，并且直接波及法国的海外殖民地和海外贸易，而美国因为地缘因素，得以置身事外，能够一门心思做生意，而且把茶叶等货物转销到烽烟遍地的欧洲去，赚得盆满钵满。在1784年到1814年这30年间，美国前往广州和澳门的船只数量，由此前的491艘上涨到618艘。截至18世纪90年代末，美国商人每年从广州贩运300万到500万磅的茶叶，仅次于英国东印度公司，超过了法国和荷兰的在华贸易。到了1806年的时候，美国每年从广州的贩茶数量达到了1 200万磅，并从英属印度市场往大西洋市场贩回了更多的货物，超过了英属东印度公司，而且开始充当将很多货物分销到南美等地方的二道贩子，大西洋上开始有了一支新生的洲际贸易力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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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国也乘着法国大革命之机，将贸易触角再次深入西印度群岛以及西班牙在美洲的殖民地，成了西班牙在这一地区最富有的两个殖民地古巴和墨西哥最强硬的贸易伙伴。在古巴和墨西哥，美国商人获取大量的西班牙银圆，然后跨洋输送到银两不足的中国。美国之所以这样做，主要是因为自“中国皇后”号抵达广州开始和中国做生意的时候起，在对华贸易中中国一直处于出超地位，美国货船在将载到中国去的货物销售一空后，其所得不能够满足购买中国货物的资金需求，因此美国货船都携带大量的银圆现金，以期顺利完成对华交易，而西班牙银圆恰好提供了这种得天独厚的条件。截至1800年，美洲新大陆75%的银都输送给了中国。1806年，美国超过英国成为对华输送银圆最多的国家。明清以降的中国笼统地称呼葡萄牙和西班牙为“佛郎机”，所以这种逐渐由美国为主力大宗输往中国的银圆被称为“佛洋”“佛银”或者“本洋”，在对华跨国贸易中广泛使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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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国从中国进口的商品中，长期名列第一的是茶叶，其次是棉布。据研究者们统计，1790年美国从中国进口茶叶5 575担、棉布166 700匹；十年以后的1801年，棉布进口已经上涨了8倍，高达140万匹。然而，同期美国的内部经济结构正在经历着一个革命性变化，棉花产量开始飞跃式上升，而当时的中国并不能够意识到这种远在万里之外的巨变（图5.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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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5.4 一幅描绘密西西比河流域一家棉花种植园的石印版画，1884年。美国国会图书馆藏，编号9172289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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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92年，在雷亚德的老家康涅狄格州，伊莱·惠特尼（Eli Whitney，1765—1825）受一次在佐治亚州参观棉花种植园的启发，发明了轧花机，能够有效地将棉花籽从棉桃中摘除，比人力快8倍。这一技术迅速推广到了南方棉花种植行业，使美国的棉纺织业突飞猛进。1790年美国棉花的年产量是4 000多标准包（bales），到了1840年，也就是中国鸦片战争的时候，美国棉花年产量已经超过了一百万包，占美国出口货物的一半左右，而且供应了全球60%的棉花消费。美国开始成为名副其实的“棉花帝国”。南方的棉种植业刺激了北方的银行业和转运业，南方对北方工业品的需求和对中西部农产品的需求也大大提升。在这种大的背景之下，主要靠远洋贩运和差价利润的茶叶生意，在整个美国经济结构和税收结构中的比重开始明显下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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就中美两国具体的贸易货物的结构而言，因为中国在美国的棉纱、棉布市场逐步被英国和美国自己生产的同类货物所取代，茶叶在中美交易中的比重开始稳步上升并占据大宗。1822年的时候茶叶占中美交易货物的36%，1828年上升到45%，1837年涨至65%，到了1840年鸦片战争的时候已经直线攀升到81%了。茶叶的比重加大，意味着中国无力占据美国棉纺织等工业制品的市场份额，背后反映出来的时代信息是当时的中国已经开始被欧美工业革命超越。更具讽刺意味的是，早在1820年的时候，美国对丝绸和棉纺织品的消费，已经超过了茶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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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820年是中国的大清嘉庆二十五年。这年秋天，嘉庆皇帝驾崩，次子旻宁继位，次年改元道光。这个时候的广州，茶叶、瓷器和丝绸贸易仍然如前般的活跃，然而它们也开始静悄悄地让位给英国旅行家乔纳斯·汉维曾经提到的土耳其人早就开始在消费的一种特殊商品—鸦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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