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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美相遇：大国外交与晚清兴衰（1784-1911） [:170286483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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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美相遇：大国外交与晚清兴衰（1784-1911） 第六章 中国鸦片美国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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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国第32任总统富兰克林·德拉诺·罗斯福（Franklin Delano Roosevelt, 1882—1945），大约是我们中国人最为熟悉的美国总统之一，他从1933年3月4日走马上任，一直到1945年4月12日任内突然去世，因为二战的特殊环境而连任四届总统，是至今美国历史上唯一任期超过两届的总统。很多和罗斯福总统接触过的美国官员都有一种共同的回忆，就是罗斯福总统体现出来的对中国的兴趣，他不止一次地告诉这些人说自己的祖上特别是外祖父去中国做过生意。但是，总统并没有进一步告诉这些人他的外祖父在中国广州具体做的是鸦片生意，更没有提到在鸦片烟里变成现实的美国梦。罗斯福总统的中间名字是Delano，这是继承自他母亲和外祖父一侧的姓氏。当然，德拉诺家并非唯一在对华鸦片贸易中成为巨贾的美国家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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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8世纪末期，英国东印度公司为了改变对华贸易赤字，开始逐步走上了贩卖鸦片之路，而鸦片贸易的高额利润对商人们的引诱，是不分国界的，很多美国商人也纷纷加入进来。在早期美国对华鸦片贸易的历史上，有一些商人颇值得我们关注，包括约翰·珀金斯·顾盛（JohnPerkins Cushing, 1787—1862），塞缪尔·罗素（Samuel Wadsworth Russell，1789—1862），以及罗斯福总统的外祖父小沃伦·德拉诺（Warren Delano, Jr., 1809—1898）。（为了避免混淆，以下均以美商的个人姓氏称呼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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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们抵达中国的时候都是血气方刚的年轻人，都得到了中国广州十三行的巨富伍秉鉴（1769—1843）的支持和庇护，在离开中国回到美国的时候也都成了富甲一方的巨富。更重要的是，他们通过鸦片贸易赚取的巨额财富，后来几乎都无一例外地投入到了美国的建设中去，为美国的繁盛奠定了坚实的物质基础，也留下了影响深远的精神财富（图6.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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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6.1 内伶仃洋贩运鸦片的船只，英国海事画家威廉姆·约翰·哈金斯（William John Huggins，1781—1845）绘于1820年；画上从右往左第一排第二艘船，即画中最大的船是英国船，第二排的则似是一艘悬挂着美国国旗的鸦片船。公有领域图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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旗昌洋行、鸦片烟和暴发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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塞缪尔·罗素出生在美国康涅狄格州的中州镇（Middletown），该镇是康涅狄格河上的一个口岸城镇，商船沿河南下入海以后可贯穿纽约长岛东端，扬帆大西洋外洋。在18世纪的时候，中州镇发展成为康州最为繁华富庶的港口重镇，顶峰时期该镇有三分之一的市民从事港口贸易或其他的海事活动，罗素的父亲就是其中的一员。不幸的是，罗素12岁的时候成了孤儿，而家产无几，于是为了生活加入了当地一家名叫威特里斯和奥萨普（Whittlesey & Alsop）的公司，成为学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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罗素从未上过大学，但是获得了一身做商贸的好本领。学徒生涯结束之后，他前往纽约，加入了一家也是康州同乡建立的豪尔·格瑞斯沃德公司（Hull & Griswold），并以押运员的身份开始了海上航行生涯。在洞悉了这套运作模式之后，罗素自己在老家中州镇创办了一家以自己名字命名的罗素公司（Russell & Company）。照我们今天的标准去看的话，罗素成立的不啻是一家皮包公司，其主营业务是为格瑞斯沃德公司做贸易代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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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时美国的对华贸易处于高歌猛进的时代，从波士顿东北方向的港口城市塞勒姆（Salem）往南到波士顿、罗得岛、康涅狄格州，再到南面的纽约、新泽西，然后延续到宾夕法尼亚州的费城和特拉华河一带，再往南继续延伸到巴尔的摩和华盛顿特区周围，形成了一个东部沿海经济的走廊地带。这是北美新英格兰地区对华贸易最重要的集散地，各路势力较大的对华贸易家族企业和商人云集，瓷器、漆器、茶叶、丝绸等来自中国、日本和印度的货物，也大部分散布在这一地域。直到今天，这一地区的博物馆内陈列有大量的中国瓷器和漆器，有的地方名字也叫“广州”（Canton），在波士顿以北的缅因州甚至有一个小镇叫“中国”（China），镇上还有两条很短的路，分别叫“北京路”（Peking Street）和“广州路”（Canton Street），还有一个很大的湖叫“中国湖”（China Lake），多少可见中国贸易对这一地区的深刻影响。美国的精英大学也大部分散布在这一地区，这里更是北美中国学研究的核心区域。出生在这一地带的罗素，自小耳濡目染，也十分憧憬能够前往中国去做贸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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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中国商行的模式差不多一样，罗素在商业上的成功发展，一直离不开他的康州同乡的帮助。在去中国的宏远计划上，罗素得益于他的老乡爱德华·卡灵顿（Edward Carrington，1775—1843）的帮助。卡灵顿出生在康涅狄格州的港口城市纽黑文（New Haven），但后来搬去了邻州罗得岛的中心城市普罗维登斯（Providence），成为当地一家海外贸易公司的文书和押运员。1802年到1810年期间，卡灵顿住在中国广州，并成了非正式的美国领事，为其他美国商行服务，相当于美国商会头目，但也做着自己的生意。停留中国的八年之间，卡灵顿积累起了可观的财富。1811年他回到了普罗维登斯，成立了爱德华·卡灵顿公司（Edward Carrington & Company），并且依旧从事对华贸易。此后不久，罗素就和这家公司建立了联系，而罗素的广州之行也在卡灵顿的这种中国贸易背景下开始登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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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819年，30岁的罗素抵达了广州，主要任务是打理卡灵顿公司在广州的业务，包括鸦片生意。在生意场上摸爬滚打了十多年的罗素，很快就发现鸦片贸易利润奇高。虽然中国政府一再申禁鸦片，但事实上各国在华商行都利用各种非官方渠道挖掘着鸦片贸易的高额利润。1824年，精明的罗素把自己的皮包公司正式开到了广州，并改头换面，拥有了一个很优雅的中文名字—旗昌洋行，主营丝绸、茶叶和鸦片，这其中主要是鸦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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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国商人的中国教父：富可敌国的伍秉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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罗素成立旗昌洋行时，得到了在广州的来自麻省的美国人约翰·珀金斯·顾盛的青睐，而顾盛是当时在广州最有前途的美国商人。顾盛在小时候母亲感染天花逝世后，由其叔叔托马斯·珀金斯（Thomas Perkins, 1764—1854）照顾长大，而托马斯·珀金斯在广州经营着一家会计师事务所，为美国商号服务。1803年，16岁的顾盛远航到了广州，成为一个文员。讵料这家事务所的主事者不久之后突然得了重病，很快撒手人寰，于是顾盛成了这家事务所的领头羊，这是意料之外的，但也给了他拓展门面的黄金机会。三年以后，他把事务所改为珀金斯公司（Perkins & Co.），摇身一变开始大做生意，而且一干差不多30年，将这家公司发展壮大为美国对华贸易中声势最大的一个。而顾盛在广州的生意成功的秘诀，在于得到了十三行势力和财力最强劲的伍秉鉴的垂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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伍秉鉴是当时世界上最富有的人之一，据说在1834年其个人资产约2 600万银圆，相当于今天的几十亿美元。他旗下的怡和行同英美很多商行做对口贸易，也庇护和赞助了很多美国商人，包括入过旗昌洋行股份但后来撤资回国变成美国铁路大亨的约翰·穆勒·福布斯（John Murray Forbes，1813—1898），以及他一直醉心广州贸易的哥哥罗伯特·本奈特·福布斯（Robert Bennet Forbes，1804—1889）。据记载，1827年，伍秉鉴一笔勾销了曾经负责在美国为他收债的美国人本杰明·威里各（Benjamin Wilcocks，1776—1845）欠他的72 000美元，让威里各感动地回到了费城老家。鸦片战争后中英《南京条约》内规定的中国应该由官方赔偿给英商的300万元欠款，伍秉鉴独认了其中的100万，可见其富可敌国的程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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伍家一直是和英国东印度公司等商家做生意，但东印度公司因为大批量采购的关系，对货物压价较多，而伍家的利润所得又要面临清朝各级官员无法填满的欲壑，所以伍家和其他商行一样，十分欢迎美国商人的到来，包括年轻的顾盛。1812—1815年英美之间发生了一场战争，英国军舰有效地阻挠了美国的赴华商船，使得这一时期顾盛的生意受到了很大的影响，于是他开始负责为伍秉鉴打理海外生意。很快，顾盛进入了鸦片贸易行当，而且在伍秉鉴的投资下很快垄断了从土耳其往中国贩运鸦片烟的生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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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时，英国东印度公司对华鸦片贸易的主要来源地是印度，在这方面美国商人无法插手，但是当时世界上的另外一个主要鸦片来源地土耳其，几乎为以顾盛为首的美国商人垄断。美国人把土耳其鸦片烟贩运到广州这通生意，根据当时的鸦片商人自己的估计，利润率大约在37.5%，油水很多。1827年，顾盛的珀金斯公司加入罗素的旗昌洋行，顾盛也成为旗昌的高级合伙人，这使得旗昌洋行迅速成为美国最大的把土耳其鸦片贩卖到中国去的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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淘金的德拉诺与鸦片生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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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此同时，旗昌洋行也延揽了美国自家的商业人才入股，扩张自己的商业帝国，这些人里面包括另一位年轻人小沃伦·德拉诺。1833年，24岁的德拉诺离开了美国马萨诸塞州，开始了全球淘金之旅。德拉诺出生于麻省南端的法尔黑文镇（Fairhaven），是一个和康涅狄格州的纽黑文和中州镇以及罗得岛州的普罗维登斯连成一线的港口城镇。他的德拉诺家族，也是一个源远流长的欧洲移民家族，是第一批抵达麻省南部的欧洲移民群体。德拉诺的父亲也是做航海贸易的，主要是把玉米、食盐和土豆等贩卖到南方的新奥尔良并跨过大西洋到英格兰和加那利群岛（Canary Islands），获利颇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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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顾盛以及罗素不同，家境殷实的德拉诺毕业于法尔黑文学院。他一开始在麻省波士顿市的商业银行和海运公司内充任学徒，这让他开阔了眼界，也有了很多接触远洋国际贸易的机会。因此，1833年开始这位年轻人在父亲和麻省海外贸易的影响下，踏上了寻求财富的海外之旅。他先去了南非，然后去了太平洋岛国，最后抵达中国。从此，他的生命再也没能够离开中国贸易，而中国贸易也让他迅速暴富，并把德拉诺家族一手打造成了美国最富裕的前400支家族之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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德拉诺第一站到达了澳门，在这里他认识了当时正在招兵买马打天下的旗昌老总罗素，并在旗昌的生意场上跟着罗素学习如何同中国人做生意。罗素对这位睿智的青年十分赏识，手把手地教他。很快，德拉诺前往广州城外的旗昌洋行仓库，开始管理货物流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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就在德拉诺抵达广州的同一年，即1833年，比他年轻两岁的美国年轻人埃比尔·艾伯特·洛（Abiel Abbot Low，1811—1893）也到达了这里，并很快在旗昌洋行担任了文员。洛的叔叔威廉·亨利·洛（William Henry Low，1795—1834）加盟旗昌有年，在退出江湖之前，把自己侄子从远在万里之外的美国麻省拉进了广州的公司里，继续洛家族在中国赚钱的大业。年轻的埃比尔·洛不负叔望，很快和德拉诺一样成为旗昌洋行里的骨干力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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德拉诺和洛等人在此期间最为得意的工作成绩，就是进一步扩大了旗昌洋行的鸦片生意。当时，明晃晃地拉着鸦片去广州城外交易是不行的，于是旗昌洋行就和伍浩官旗下的对口贸易伙伴想出了一个法子：双方在珠江口外建立了一个离岸交易平台，也就是一个海上的浮动交易地点。交易通常在夜里进行，以遮人耳目。届时，一些全副武装的中国船只趁着夜色悄然而至，和旗昌洋行的人接上头后，双方迅速一手交银、一手交烟，然后消失在夜幕中，整个过程十分迅速。中方来的人基本上都是广州帮会的成员，这样交易双方背后的主人都可以洗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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