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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美国的“旧对华贸易”，即1844年中美《望厦条约》之前的贸易之中，鸦片贸易是重要一环，但因为这一非法贸易的运输路径并不和美国本土发生任何直接联系，而且美商亦不做对内的提及，所以对美国国内而言，“旧对华贸易”长久以来无非是用美国的人参、皮毛和纺织品，来交换中国的丝绸、茶叶和瓷器。特别在20世纪之内，很多美国民众对“旧对华贸易”甚至整个“对华贸易”（或“中国贸易”）的印象，缩小至喝茶的瓷器，特别是青花瓷，因为青花瓷一直是深受欧美各国青睐的瓷器类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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就在罗斯福当选总统的1932年，美国艺术家格兰特·伍德（Grant Wood, 1891—1942）创作了一幅油画《革命女儿》（Daughters ofRevolution），到今天仍旧备受瞩目（图6.5）。伍德曾于1930年创作过一幅《美国哥特式》（American Gothic）而一举成名，至今仍旧是美国绘画史上最伟大的作品之一。1927年伍德受雇为爱荷华州的锡达拉皮兹城 （Cedar Rapids, Iowa）的老兵纪念圆形剧场（Veterans Memorial Coliseum）设计一扇玻璃花窗，但他没有看中美国国内生产的玻璃材质，遂使用了德国生产的玻璃。这本身只是艺术家选择材料质量的事，但“美国革命女儿”组织（Daughters of the American Revolution, DAR）在当地的分部对此不满，认为伍德不应该选择一个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的敌国生产的玻璃并用在老兵纪念剧场内。“美国革命女儿”是一个1890年成立的全国性保守组织，成员讲究血统，必须是参加过美国独立革命的人的后代，以热爱上帝、家庭和国家为感召。在他们的反对下，伍德设计的玻璃花窗无法使用，一直到1955年才最终安放到了这家剧场之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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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6.5 格兰特·伍德的油画《革命女儿》，创作于1932年。原画现藏于辛辛那提市辛辛那提艺术博物馆（Cincinnati Art Museum）。图片购于该馆数字照片合作机构Bridgeman Images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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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了讽刺“美国革命女儿”成员，伍德创作了《革命女儿》这幅画。画上前景是三位代表“美国革命女儿”的不同年龄的女性，背景是著名油画《华盛顿横渡特拉华河》（Washington Crossing the Delaware），而这幅油画是在美国长大的德国艺术家伊曼纽尔·洛伊茨（Emanuel Leutze，1816—1868）于1851年在德国创作的，本意是要通过宣扬美国独立革命的精神来鼓舞欧洲的革命，这幅画有两个副本，一幅在纽约的大都会艺术博物馆，另一幅挂在白宫西翼接待区。《革命女儿》画中最右边的女性的蕾丝圆领和琥珀胸针，也是伍德按照他在德国给母亲购买的样式绘制的。伍德通过人们已经不易察觉的一些昭显美国独立革命精神背后的德国艺术因素，来对“革命女儿”们进行无情的讽刺。更为有意思的是，伍德让中间的革命女儿端着一个青花瓷茶杯，且将端茶杯的手指画得特别长，将手指和茶杯置于靠近油画中心的位置，非常显眼。这一青花瓷茶杯代表着美国民众耳熟能详的“对华贸易”，即“旧对华贸易”，是比背景中德国人所画的美国革命油画历史还要久远的外来因素，而主张热爱美国的“革命女儿”们举着中国茶杯喝茶已是其生活的一部分，全然不觉得有什么不对的地方，这就进一步对“革命女儿”们反对他选取德国制造的玻璃做了更为辛辣的讽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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伍德这幅画上的青花瓷茶杯，让我们看到了美国“旧对华贸易”是如何以艺术的形式参与到美国政治中去的，但同时也多少可以说明对华贸易的其他方面是如何消失于公众视野中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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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美相遇：大国外交与晚清兴衰（1784-1911） [:170286484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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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美相遇：大国外交与晚清兴衰（1784-1911） 丙篇 体制与体面：条约、好朋友和磕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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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美相遇：大国外交与晚清兴衰（1784-1911） [:170286484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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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七章 郭梁氏之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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案发：舢板上的飞来横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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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821年9月23日，即道光元年八月二十八日，下午一点半左右，阳光明媚，广州城外珠江河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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广州民妇郭梁氏，带着女儿郭亚斗，摇着一艘小舢板来到西洋大船旁边，叫卖水果。珠江河面上每日都停着很多艘各国来华贸易的“夷船”，船员们除了和像伍秉鉴的怡和行等十三行这种大户人家做生意之外，也在日常生活中给当地民众提供了很多做小买卖的机会，最常见的就是当地百姓摇着小舢板到江面上卖些土产给外国船员。郭梁氏就是这样的人，而且还懂得一些简单的“夷语”，即英语，可见是和英美船员做生意的熟手了。在她戴着笠帽、带着小女堂而皇之地摇着小船到江面上做买卖的时候，丈夫郭苏娣正在河口附近，对妻女之举完全放心，甚至不用一句多余的叮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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泊在江面上的美国“艾米丽”号（Emily）船上的一名意大利籍船员弗朗西斯·泰拉诺瓦（Francis Terranova；中方译为“佛兰西士爹剌那非了”），看到郭梁氏的小舢板后，招呼她靠上来，要买一些水果。这艘船是从东海岸城市巴尔的摩而来，主要赚钱渠道是从土耳其贩卖鸦片到广州。船东是约翰·唐奈（John Donnell），船长是威廉·考普兰德（William Cowpland；中方译为“急庇伦”）。他们贩运来的一批鸦片，到这个时候已经卖得差不多了，海盗没有抢劫他们，粤海关也没有查拿他们，一切都进行得非常顺利，船长和船员们的腰包都开始鼓了起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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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时在不远处，有民妇陈黎氏所驾的另一艘小船，船上坐着粤海关维持洋船秩序（即所谓“弹压夷船”）的差役叶秀。在郭梁氏的舢板靠近“艾米丽”号的时候，叶秀并没有任何阻拦或者警告，依旧在陈黎氏船内百无聊赖地坐着，显然对这种屡见不鲜之事早已丧失了兴趣。这一切，乃是城外珠江河面上日常生活的一部分，也是人烟阜盛的十三行商贸码头地带中西接触的图卷的一部分。一个外籍船员正在和一个广东妇女做生意，身为官差的叶秀闲坐在一个民妇驾驶的小船上，而且他与西洋船员的交流也要仰仗这位懂英语的民妇陈黎氏，这种资本穿透了华夷之辨、人情模糊了公私尺度的情况，恰是一种此地日常生活的松弛和大千世界的和谐，以及这两者的交错（图7.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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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7.1 19世纪30年代十三行外国商栈之一部。国旗从左至右分别是丹麦、西班牙、美国、瑞典、英国和荷兰。珠江江面上的很多小船是来这个地方做小买卖的民船。公有领域图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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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个平常得再也不能平常甚至有些乏味的午后时光，突然被一个瓦坛子给打破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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郭梁氏的小舢板贴近了“艾米丽”号以后，泰拉诺瓦按照惯例，把钱放到桶里吊下去，郭梁氏取钱后把水果放进桶里然后泰拉诺瓦再吊上去。本来一切进行得很顺利，但不久之后郭梁氏突然落水，郭亚斗高声哭喊救命。陈黎氏和叶秀慌忙赶过来，却不见郭梁氏踪影。郭梁氏的丈夫郭苏娣听到后也从河口跑了过来，和众人一起下河打捞起妻子，发现其早已身亡。郭梁氏的笠帽，也从水上捞了回来。众人查看之后，发现郭梁氏头部右边有一个大伤口，而船内有一个掉了把手的瓦坛子，郭梁氏戴的笠帽上还有个洞，于是大家认为是船上买水果的水手扔下了这个瓦坛子，击中了郭梁氏头部，致其落水死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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调查取证：嫌疑人泰拉诺瓦是不是凶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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事件发生后，郭苏娣迅速前往番禺县衙告冤，“艾米丽”号也将事件报告给了美国驻广州领事本杰明·威里各（中方以“大班”描述其领事地位）。威里各意识到事情严重，但打算尽一切可能保护泰拉诺瓦。为了不让事态扩大，在将事情转告了十三行之怡和行的东家伍秉鉴并希冀伍氏从中斡旋之余，该领事提议先由行商出面付给郭家15 000美元，作为和解费。两天以后，考普兰德船长拜访威里各，对他出钱息事宁人的方案表示不满和不能接受，并声称泰拉诺瓦是无辜的，应该就此案进行公开调查以正视听，并还其水手清白。在这种情况下，该领事通过行商与死者家属的斡旋工作就终止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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威里各虽然身为领事（consul），但实际上因为此时中美两国并没有签署任何外交条约，没有建立正式的外交关系，所以他并非是正式外交官，没有行政和司法上的权力，办公经费是收取美商的一些手续费，并不是领取美国政府的薪水，美国政府也不给他正式的训令，因此他的职能相当于美商在粤行会会长，这也是中国以“大班”视之的原因，而且他自己其实也是暗中做鸦片生意赚钱的人。“大班”一词，最早是在粤外商和十三行牙行称呼商贸势力雄厚的英国渣甸洋行的东家威廉·渣甸（William Jardine，1784—1843）的用语，类似今日的总经理或总经销商之类的名头，但渣甸也同时负责商行对华商贸与司法纠纷。相比之下，大班威里各实在没有什么权力，不具备对“艾米丽”号发号施令的权力，所以考普兰德船长决定主要由自己一方来处理这个案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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考普兰德和威里各谈话之后不久，番禺县知县汪云任就邀请威里各一同赴黄埔码头，偕同“艾米丽”号船长以及在粤美商格里芬·斯蒂思（Griffin Stith，中方当时译其名为“士叠”）一起，勘验现场和尸身。根据汪云任的说法，各方当场验明郭梁氏头部偏右有一个伤口，长一寸四分，宽三分，深抵头骨，且该处头骨亦受损明显，系受伤后落水而亡。提取凶器瓦坛子，比对郭梁氏笠帽上的破损之处，伤痕相符，并且让船主认明这个瓦坛子确属该船之物。威里各勘验后也承认，虽然郭梁氏尸身因为遭水浸泡已经超过24小时的缘故而极度浮肿，郭梁氏头部很大的伤痕显然是其落水之前就已经出现的。中方展示的死者生前所戴的笠帽，其所破之处恰与死者头部伤痕位置符合。中方也展示了一个意大利橄榄坛子和一个坛子把手，而这个把手恰好和坛子能严丝合缝地接上，证明其是脱落下来的。由此，汪知县认为真相已经大白，郭梁氏系遭泰拉诺瓦扔下的瓦坛子击中头部落水身亡，美船应立即交出凶手，由中方惩办。威里各认为要进一步调查后才能做出决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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