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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个交易过程，其实北京清楚得很。例如，时任鸿胪寺卿的黄爵滋，道光十八年（1838年）在其所上请求严禁鸦片的《请严塞漏卮以培国本折》中提到：“外洋来烟渐多，另有趸船载烟，不进虎门海口，停泊零丁洋中之老万山、大屿山等处。粤省奸商，勾通巡海兵弁，用扒龙、快蟹等船运银出洋，运烟入口。”所以，鸦片贸易是西方贩子与中国贩子共谋之结果，正像跨大西洋地区的奴隶贸易是西方和非洲奴隶贩子合作的产物一样。我们暂且不论伍秉鉴等商人，根据美国传教士卫三畏（Samuel Wells Williams，1812—1884）的说法，两广总督邓廷桢（1835—1840年在任）的儿子，就是一个鸦片贩子。这些不法贩子们或许有国界之隔、有种族之分，但资本利润却无国界、无种族，也是无道德的，必要之时可以践踏一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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参与类似的鸦片走私方式的，自然不止旗昌一家。虽然美国对华贸易中鸦片并不占主要部分，也不是大宗，但是像旗昌洋行这种私人商号，和英国业已官办的东印度公司性质不同，能够在灰色地带中游走自如，大赚不义之财。鸦片生意也迅速催生了一批美国的巨贾大富，而且这批暴发户绝大部分都相当年轻。按照美国历史作家詹姆斯·布莱德利（James Bradley）的说法，中国贸易带来的当时的暴发户的标准，是三十而立之年坐拥10万美元，这放在现在就相当于一个大学本科毕业生毕业六年之内积累了数百万美元。这些暴发户就包括了我们谈到的顾盛、罗素、德拉诺，也包括深受伍秉鉴庇护和支持的福布斯兄弟、洛叔侄等等。这些人实现自己美国梦的途径是在中国做生意，特别是鸦片烟生意（图6.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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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6.2 1858年12月18日，英国《伦敦画报》上表现吸食鸦片家破人亡的故事。该文最后一句说：“任何抱有梦想的这个人的中国同胞，一定真诚地希望打击这种将贫穷和死亡带到了如此多中国家庭中去的走私。”由此可见，人人都意识到吸食鸦片的危害，但现实中没有鸦片贩子愿意放弃生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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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时中国举国面临着吸食鸦片泛滥的严重问题，局面不可遏制。黄爵滋在1838年描述吸食鸦片的群体时说：“其初不过纨袴子弟，习为浮靡，尚知敛戢。嗣后上自官府搢绅，下至工商优隶，以及妇女僧尼道士，随在吸食。置买烟具，为市日中。盛京等处为我朝根本重地，近亦渐染成风。”可见当日吸食之风甚炽。到了1858年，即第二次鸦片战争期间，英国又迫使中国签订了《通商章程善后条约》，其中第五款内规定允许鸦片在中国通商口岸进口，每百斤收税30两，进口后即为中国货物，如何征税与英国无关，这一款的中文本内将“鸦片”堂而皇之地改称“洋药”，但英文本内仍是“opium”（鸦片）一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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鸦片烟钱的洗白与近代美国的建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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顾盛志得意满之后，于1830年回到了美国波士顿，并娶了当地圣公会教会长唯一的女儿，此后一直在美国直到1862年逝世。罗素也在迅速积累了财富以后，于1836年中国朝廷开始再度讨论如何禁烟之时撤出了旗昌洋行，回到美国康州中州镇家乡，此后在那里颐养天年，直到1862年逝世。旗昌洋行在华的业务蒸蒸日上，到1842年鸦片战争结束之时，该洋行已成为广州最大的美国贸易公司，后来总部也迁到了新开关的口岸上海。伴随着上海的崛起并逐步引领中国近代化的潮流，旗昌洋行的业务也一日千里地蓬勃发展，长期垄断长江的航运业，获利丰厚。旗昌洋行一直运营到了1891年为止，对近代中国航运和美国对华外交都产生过巨大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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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国几乎所有在广州贸易的家族公司，都参与到了鸦片贸易中去，他们深知鸦片烟的危害，也深知此种贸易要遭受巨大的伦理和道德上的挑战，但是在对美国本土的报告中，他们绝少提到烟土生意。根据布莱德利的记载，罗伯特·本奈特·福布斯曾经是这样为自己从事鸦片生意辩护的：“（做鸦片生意的）包括那些我一直认为是各方面标杆的令人尊敬的贸易望族—珀金斯家族（the Perkins，即顾盛家族）、皮博迪家族（the Peabodys）、罗素家族（the Russells）以及洛家族（the Lows）。”罗伯特·福布斯的言外之意，即他和他的福布斯家族乃是择“善”而从之的，即便有错，这也不能怪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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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几个美国家族，都是在他们的商业教父级人物伍秉鉴的扶植之下，通过在广州做生意特别是鸦片生意而发家致富的。伍秉鉴的中国投资，也通过他的这些美国代理源源不断地进入美国，使这些代理人手中的资本迅速增加。这些富商巨贾遂开始在美国做慈善事业，特别是教育、交通和医疗方面，可谓不遗余力。例如，福布斯家族全力支持被林肯总统称为“美国的孔子”和“美国文明之父”的超验主义创始人拉尔夫·沃尔多·爱默生（Ralph Waldo Emerson, 1803—1882）。福布斯家族也投资了贝尔电话公司。洛家族鼎力推动全美女性教育并且资助建设图书馆和医院，而且出资建成了第一条跨大西洋的电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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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年对华鸦片贸易赚取的高额利润，也支撑起了美国东部一系列大学的建设。据一些学者的调查，耶鲁大学的地盘大部分是罗素家族出资购买的，而且罗素家族也是耶鲁著名的“骷髅会”（Skull and Bones）的出资人。哥伦比亚大学现在著名的用作办公场所的洛纪念楼（Low Memorial Hall），是1895年由洛的儿子出资建设的图书馆，一直到1934年新图书馆建成以前都是作为哥伦比亚大学的主图书馆使用的。德拉诺在旗昌洋行的接班人约翰·克利夫·格林（John Cleve Green，1800—1875），是当时普林斯顿大学最大的个人捐助者，他捐献了大约200万美元，帮助普林斯顿大学建起了三座楼，而他的遗产则赠送给了纽约大学和纽约的医院。这些富商的名字现在也是新英格兰地区常见的街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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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些用于美国社会很多方面的建设的资本的源头，可以说只有一个—对华鸦片贸易的高额利润。从这个角度，不客气地说，大清国难以计数的鸦片烟鬼们，抽出了一个富强的、近代化的美国。这是一段何等悲哀的历史呀！（图6.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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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6.3 19世纪后半期旧金山唐人街的一个鸦片烟馆，中国苦工们正在抽鸦片烟。当时在中国、东南亚、北美和欧洲都有类似的鸦片烟馆，消费者也不仅仅是中国人和来自中国的海外苦工或移民。然而，中国人吸食的时间太长，受害太深。美国国会图书馆藏，编号20168179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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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个伟大总统的诞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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鸦片生意暴发户中的德拉诺，在19世纪30年代回到美国结婚后，又回到了广州，以二进宫的方式取得了巨额财富。1866年回国后，德拉诺开办了包括煤矿等在内的很多实业项目，成为美国巨富。他的小女儿萨拉·安·德拉诺（Sara Ann Delano，1854—1941）于1880年嫁给了远房表亲詹姆斯·罗斯福一世（James Roosevelt Ⅰ，1828—1900），并于两年后生下了富兰克林·德拉诺·罗斯福。年轻的罗斯福跟随外祖父德拉诺的时间很长，从外祖父那里得知了有关中国的知识，也正是日后他做了总统以后对下属们说的他是通过祖上了解中国的事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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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898年德拉诺逝世的时候，给自己的六个儿子和两个女儿都分了一些遗产。罗斯福的母亲萨拉分到了133万8 000美元的遗产。这笔钱是什么概念呢？根据学者的研究，1898年的时候一个普通的美国家庭年收入是650美元，而萨拉继承了将近140万美元。正是靠着这笔钱，萨拉帮着她唯一的儿子富兰克林·罗斯福垫付了孩子们的教育费、在纽约哈德逊河畔购置了家产，最重要的，是帮助她的爱子赢得了1932年的总统大选，把他送上了美国第32任总统的宝座。这笔钱的源头，正是当年德拉诺在广州进行的鸦片贸易（图6.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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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6.4 1938年罗斯福总统一家在白宫。左三是罗斯福总统的母亲萨拉，左四是罗斯福总统。美国国会图书馆藏，编号201688384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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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然，这种家族历史上与中国的联系，不应该也不会影响到罗斯福总统本人在历史上的伟大地位，而二战期间中美同盟关系的建立恰是在罗斯福任内实现的，也恰恰是这位总统鼎力支持当年全力抗击日本法西斯的贫弱的中国，成为继美、英、苏三大国之后的第四个大国，奠定了战后中国在世界政治秩序中显著的国际地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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鸦片伦理与资本主义精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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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上我们从一种比较特殊的角度，观察了对华鸦片贸易与美国商人、美国资本以及美国近代化进程的关系。在这种关系中发挥重要作用的，或许多少是马克斯·韦伯（Max Weber，1864—1920）强调过的推动资本主义发展的“新教伦理”—虽然韦伯所谓的资本主义是一种理想化的资本主义，是基于一种可资精确计算的资本生利基础上的资本主义，而不是以暴力等非道德手段达成资本积累的目的，然而我们谈到的上述回馈美国社会的资本主义家族却又是通过肮脏的、不道德的鸦片贸易来积累资本的。或许，我们观察到的，只是一种卡尔·马克思描述的资本在利润到了一定程度之后不惜践踏人间一切法律那种程度的鸦片贸易伦理，及其背后和近代欧美殖民扩张主义捆绑在一起的资本主义精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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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在让我们回过头来看，鸦片烟给中国自己带来了什么呢？是白银外流？外贸入超？社会贫穷？还是男性之消沉？国民精神之颓废？抑或其他种种？可以说，这些方面都有，也有很多中国人深刻地认识到了鸦片烟的危害。黄爵滋在1838年曾说鸦片当时已经在很多省流行，并导致了中国每年三四千万两白银的亏空，“非耗银于内地，实漏银于外夷也”，所论俱系实在情形。中国的鸦片烟鬼们在吞云吐雾之中，抽出了十几个美国富商家族，抽出一个近代化的美国，当然他们也抽空了自己的身体、自己的家庭、自己的社会和自己的国家。当日中国真正的失败，恐怕还并不在鸦片战争本身，而在于未能根本杜绝鸦片流毒的体制性缺陷。因此，中国在鸦片战争以后接下去的几十年间内，屡战屡败，终至不可收拾。正可谓手中烟枪一杆，天朝梦归何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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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再回过头来看看让顾盛、罗素、福布斯、德拉诺等这批美国商人奉为教父的中国巨富伍秉鉴。伍家在鸦片战争前后富可敌国，可以肯定的是当时很多商行虽然未必有伍家富裕，但也是一掷千金之家族。然而，伍秉鉴们并没有像顾盛、罗素、福布斯等家族那样去投资建设中国的人文教育、医疗卫生以及轮船机电等领域。伍秉鉴本人大力支持了美国眼科医生伯驾（Peter Parker,1804—1888）在华的事业，却没有任何将这种欧美医疗技术扩展到全中国去的计划。当时的中国之教育，仍旧是科举之下的孔孟伦理和四书五经，中国第一所像样的近代高等教育机构还是1898年戊戌变法时成立的京师大学堂，而这所学堂在变法失败后没有被撤销也实在得益于慈禧太后本人的“恩典”。从这个角度来说，当日中国真正的失败，也在于未能出现同欧美资本主义相抗衡的商业精神和回馈社会造福民生的人文主义精神，因此，中国即便有再多的伍秉鉴和类似的富商巨贾，又能如何呢？欧美的路，不见得就是中国一定要走和能走的路；但不管什么样的路，总得走好才能造福国家、社会和人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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尾声：“旧对华贸易”的历史印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