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调查取证：嫌疑人泰拉诺瓦是不是凶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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事件发生后，郭苏娣迅速前往番禺县衙告冤，“艾米丽”号也将事件报告给了美国驻广州领事本杰明·威里各（中方以“大班”描述其领事地位）。威里各意识到事情严重，但打算尽一切可能保护泰拉诺瓦。为了不让事态扩大，在将事情转告了十三行之怡和行的东家伍秉鉴并希冀伍氏从中斡旋之余，该领事提议先由行商出面付给郭家15 000美元，作为和解费。两天以后，考普兰德船长拜访威里各，对他出钱息事宁人的方案表示不满和不能接受，并声称泰拉诺瓦是无辜的，应该就此案进行公开调查以正视听，并还其水手清白。在这种情况下，该领事通过行商与死者家属的斡旋工作就终止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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威里各虽然身为领事（consul），但实际上因为此时中美两国并没有签署任何外交条约，没有建立正式的外交关系，所以他并非是正式外交官，没有行政和司法上的权力，办公经费是收取美商的一些手续费，并不是领取美国政府的薪水，美国政府也不给他正式的训令，因此他的职能相当于美商在粤行会会长，这也是中国以“大班”视之的原因，而且他自己其实也是暗中做鸦片生意赚钱的人。“大班”一词，最早是在粤外商和十三行牙行称呼商贸势力雄厚的英国渣甸洋行的东家威廉·渣甸（William Jardine，1784—1843）的用语，类似今日的总经理或总经销商之类的名头，但渣甸也同时负责商行对华商贸与司法纠纷。相比之下，大班威里各实在没有什么权力，不具备对“艾米丽”号发号施令的权力，所以考普兰德船长决定主要由自己一方来处理这个案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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考普兰德和威里各谈话之后不久，番禺县知县汪云任就邀请威里各一同赴黄埔码头，偕同“艾米丽”号船长以及在粤美商格里芬·斯蒂思（Griffin Stith，中方当时译其名为“士叠”）一起，勘验现场和尸身。根据汪云任的说法，各方当场验明郭梁氏头部偏右有一个伤口，长一寸四分，宽三分，深抵头骨，且该处头骨亦受损明显，系受伤后落水而亡。提取凶器瓦坛子，比对郭梁氏笠帽上的破损之处，伤痕相符，并且让船主认明这个瓦坛子确属该船之物。威里各勘验后也承认，虽然郭梁氏尸身因为遭水浸泡已经超过24小时的缘故而极度浮肿，郭梁氏头部很大的伤痕显然是其落水之前就已经出现的。中方展示的死者生前所戴的笠帽，其所破之处恰与死者头部伤痕位置符合。中方也展示了一个意大利橄榄坛子和一个坛子把手，而这个把手恰好和坛子能严丝合缝地接上，证明其是脱落下来的。由此，汪知县认为真相已经大白，郭梁氏系遭泰拉诺瓦扔下的瓦坛子击中头部落水身亡，美船应立即交出凶手，由中方惩办。威里各认为要进一步调查后才能做出决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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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接下去的几天内，中美双方都开始了紧张的取证工作；准确地说，取证者包括三方：番禺知县汪云任、美国领事威里各和“艾米丽”号船长考普兰德。居间联络、翻译和斡旋的是十三行的几家行商，特别是伍秉鉴和给“艾米丽”号作保的黎光远（商行号“西成”）。双方的争执主要体现在了对犯罪嫌疑人、目击证人和案件证据等方面的不同解释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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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先来看“艾米丽”号方面。船长考普兰德在事发后迅速提交给了威里各12份证词，要证明包括泰拉诺瓦在内的所有船员都是清白的。这里面最关键的是泰拉诺瓦本人的一份证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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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弗朗西斯·泰拉诺瓦，在此庄严发誓并做此陈述。在1821年9月23日星期日下午大约1点半左右，在美国船只“艾米丽”号上，我的确从一个中国妇女手里买了一些水果，这名妇女当时驾着一只小船靠近“艾米丽”号的船舷，我决定买她1钱（相当于50文制钱）的水果。我把一个瓦坛子安全地递给了她，她也收到了这个坛子，然后她把水果放了进去，我也给了她1钱。她把瓦坛子放到了自己的小船上，她的小船有点儿赶不上我们的船了。我本来是吃着晚餐出来的，看这样的情况我就又回去吃饭了；在我再次回到船舷的时候，我觉得她应该把水果都准备妥当了，但我发现她连同她的小船都被潮水冲得更远了，而她在试图靠近我们船只的时候掉进水里了。我再度郑重发誓和陈述，我半点儿也没有伤害这名妇女，也没有要刻意伤害她或者她的船只的企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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泰拉诺瓦本人目不识丁，这份证词由他陈述，由其他船员代书。除了这份嫌疑人证词之外，船长还递交了其他20多个来自不同船只的船员签名的文件，证明泰拉诺瓦是清白的，郭梁氏在从她的船头落水之前并没有受到来自“艾米丽”号的任何伤害，她是不慎落水溺亡的。这份证词起码证明了一点，郭梁氏船上发现的瓦坛子确与泰拉诺瓦有关，但他否认了和郭梁氏发生过任何争执，也否认了自己有扔下瓦坛子击中郭梁氏的行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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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再来看美国领事威里各。这位领事亲自走访了一些可能目击了整个或者部分事件经过的人。一圈下来，他一共搜集到了13份证词，大部分和“艾米丽”号上提交来的证词差不多，认为泰拉诺瓦是清白的。其中有3个宣誓证人说，他们看到了一个中国妇女从一只靠近“艾米丽”号的小船上掉进水里了，但“艾米丽”号上并没有往下扔什么东西；其他的证词表示这是一起不慎溺水死亡事件。但是，并非所有的陈词都支持这种看法。“亚历山大”号（Alexander）上的威廉·罗森（William A. Rowson）说，他曾看到了“艾米丽”号上有个人朝着船边上的一只小船上的一个女人扔了一个坛子，坛子击中这个女人的头部，致其落水。英国双桅横帆船“海伦”号（Helen）上的一名水手托马斯·克雷斯韦尔（Thomas Creswell）作证说，他看到了“艾米丽”号上一个人举着一个坛子，好像正要朝水里的什么东西扔下去一样。这两份目击证词描绘的虽然是从不同角度看到的场景，但对泰拉诺瓦都极其不利。很快，罗森和克雷斯韦尔矢口否认他们做过任何证词，也否认了“艾米丽”号上有什么人和一个中国小船上的妇女发生过什么敌对行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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番禺知县汪云任也在调查取证，但因为汪知县在勘验现场之后，内心已然判定凶手就是扔下瓦坛砸死郭梁氏的泰拉诺瓦，所以种种取证工作在此预设之下按部就班地进行。距离案发现场不远的民妇陈黎氏以及郭梁氏的女儿，都证明郭梁氏是被瓦坛子击中身亡的。按照事后美方的说法，在中方的陈述里连郭梁氏的丈夫郭苏娣也成了证人之一，而实际上案发时郭苏娣并不在现场。中国官员之所以重视郭苏娣的证词，主要还是因为郭苏娣在第一时间赶到了现场，从江中捞起了身亡的妻子，并发现了妻子头上的伤口、破损的笠帽和仍旧在船上的掉了把手的瓦坛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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威里各整理了总计30份维护泰拉诺瓦清白的证词，递给了两广总督阮元（1764—1849）和番禺知县汪云任。阮元和汪云任都认为威里各是在模糊案情，要庇护手下水手，所以其证词不值得信任。阮元同时让属下通知威里各，凶手照中国法律应在广州判施绞刑，这让美国备感紧张。阮元字伯元，号芸台、雷塘庵主，晚号怡性老人，江苏仪征人，乾隆五十四年进士，历任山东学政、浙江巡抚、湖广总督、两广总督、云贵总督等，拜体仁阁大学士，他也是乾嘉考据学派的主要代表人物之一。阮元于1817年到1826年之间出任两广总督，是一名典型的科举出身的高级文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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阮元的通知是非常严肃的事情。清朝司法审判，一遵《大清律例》，郭梁氏案亦然。《大清律例》是一部极其严密完备的法典，其中的《名例律》之下有专门针对外国人的“化外人有犯”条，规定：“凡化外人犯罪者，并依律拟断。”意思是说外国人在中国领土之内犯法的话，依照中国的法律加以审判。另外，《大清律例》中的《刑律·人命》之下有“斗殴及故杀人”条，其中规定：“凡斗殴杀人者，不问手足、他物、金刃，并绞监候；故杀者，斩监候。”因为广州当时是对西洋通商的唯一港口，各国水手上岸后嫖娼酗酒辈所在多有，与华民发生口角甚至斗殴之事也屡见不鲜，故涉外司法一层尤显重要。乾隆八年（1743年），两广总督策楞对此有一个奏报，得到了乾隆皇帝允准，即日后中国人和外国人有谋杀、故意斗殴等案件，如果外国人应判绞刑的话，由广州的知县上报督抚复核，案情允当的话，由地方官和该外国人的头目一起，将犯人依法办理，同时上奏朝廷并将供词报备刑部（图7.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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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7.2 道光三年即1823年刻《大清律例重订统纂集成》，日本东京大学东洋文化研究所图书室藏本。《大清律例》在操作层面上允许地方翻印发售，所以各地名目繁多，但核心部分都是朝廷所颁的律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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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个奏折具体是什么意思呢？清代基层出现的死刑案件，都要由地方官层层上报到本省督抚，再报中央刑部复核审转，最终由皇帝裁定后，方可行刑，但这个主要是针对中国国民。对于外国人，自1743年策楞的奏折获准以后，广州地方官从知县到总督，复核案情以后，即可在当地行刑，不需要等待北京刑部和皇帝的意见。三年以后，两广总督驻扎地从肇庆移驻广州新城，而番禺县知县、广州府知府、广东布政使（藩司）、广东按察使（臬司）、广东巡抚等官员，早就都驻扎在广州老城，这意味着自1746年以后广州城周围这个地方从知县到总督一干大小官员，公文流转速度加快，死刑复核审转也很快。这种因为空间距离而造成的高效率，对涉案外国人而言，等于是在短时间内可能被中国官府就地正法。有关就地正法，此处也多说一两句：今天我们从清宫电视剧中看到的动不动就把人押到法场准备午时三刻头点地的场景，是不符历史实情的。清朝时期先行就地正法然后奏闻朝廷之事，泛滥于咸丰三年即1853年，这是朝廷为了对付太平军起义而采取的对下放权的极端措施，太平天国被镇压以后仍旧存在这种现象，但各省一般的死刑复核审转仍旧是很慎重的事情，唯遇到叛乱造反等情况依旧采取太平军时期的策略，例如1907年秋瑾被杀就是如此。秋瑾于7月13日被捕，15日即在绍兴古轩亭口惨遭处斩，实际上属于1853年以来就地正法乱象的一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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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国人来华贸易的时候，中国涉外司法审判体系已经相当成熟，而且也有外国人被中国官府在广州处以绞刑的先例。1784年，就在第一艘美国赴华贸易的商船“中国皇后”号泊在广州港口之时，一艘英船“休斯夫人”号（Lady Hughes）上的一个水手为一艘过往商船鸣放礼炮，结果炮弹不幸击中了一艘中国驳船，造成两名中国人身亡。粤省官员要求英方交出该炮手予以惩办。英国一开始不想交人，待广州开始采取停止对英贸易的手段以后，该炮手被交给了广州方面。中方审理后判定该炮手有罪，随即在广州对之处以绞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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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实际操作层面，粤省当局对涉外命案中的中国国民也差不多同样施行这种就地正法的策略。1817年5月26日晚，一艘同样是来自美国巴尔的摩的暗中做鸦片贸易的船“瓦巴什”号（Wabash）停泊在澳门之时，遭到一群中国海盗的袭击。海盗们以迅雷不及掩耳之势，杀死了船上的大副和一名水手，抢去了数千银圆、35箱鸦片和很多其他物品。2名美国船员在跳海游往岸边的过程中溺亡，二副在袭击中负了重伤，两天后不治身亡。美国驻广州领事威里各迅速向中方提出抗议，要求惩办凶手，但他十分谨慎地没有提到有鸦片烟被抢劫。广州府不到一个月就抓获了这伙海盗，缴获了若干箱鸦片。经过一周的审讯后，6月13日，在包括两名美国人在内的很多外国人到场的情况下，5名主犯被在广州刑场砍头，其余从犯被流配四千里之外。但在这个案件中，粤省官员对从海盗手里缴获的美船载来的鸦片烟表示震惊和非常失望，这让美国商人们一时颜面上很不好看，尽力把这个案子压了下去，所以此案并没有后续的理赔之事。而中国法律的公平公正，以及砍头行刑的血腥残忍，也给美国方面留下了深刻印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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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此背景下，1821年美国船上的涉事水手面对的，也是广州城的绞刑架，而且可能是很快就被绞死；而美国船东船长们担忧的，还有万一从土耳其运来的鸦片烟被中国查出来之后颜面尽失的窘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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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中国审判：美国方面的决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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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月28日，考普兰德船长组织了一个委员会，包括5名在粤美商、5名押货员和5名船长，讨论如何办理此案。威里各决定自己不参加这个委员会，以免自己的领事地位造成委员会决议上的困难。经过了漫长的讨论之后，委员会最终决定应该由中国官员举行一场针对泰拉诺瓦的公开审理，所有证据都要过堂和公正审理，这意味着美方没有朝着治外法权方向靠拢。同时，根据1807年中国官员审判英籍水手爱德华·希恩（Edward Sheen）一案时英国官员到场的前例，要求美国人至时也应该和中国人一样允许到场观看庭审（1807年一群醉酒的英国水手和一群中国人斗殴过程中，英国人失手打死了一名中国人，英方最后交出希恩作为凶手，审判后希恩被免于绞刑，判罚赔偿死者家属白银12两4分2厘）。威里各把这个决定告诉十三行行商，行商复转递粤省官员，后者决定在“艾米丽”号上就地开庭审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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威里各要求中方在庭审的时候留一个位子给他，同时要求让英国牧师马礼逊（Robert Morrison，1782—1834）担任庭审翻译。马礼逊是英国的新教伦敦传道会（London Missionary Society）于1807年派遣来华的，是第一位抵达中国的基督教新教传教士，当年英国东印度公司拒绝继续提供给传教士免费船票到印度和中国，所以马礼逊还是取道美国，获得美国商人的赞助后乘船到广州，美国国务卿还写有一封亲笔信把他介绍给当时的美国驻广州领事；抵达广州后，马礼逊先在美国洋行中居住了一年多，之后才开始任职于英国东印度公司。他学习中文非常勤勉，自1815年以来开始在澳门印刷发行自己编纂的《华英字典》（A Dictionary of the Chinese Language），马礼逊本人也成为欧洲汉学先驱。美国方面当时几乎没有人能用汉语跟中国人对话，跟中国进行贸易的时候主要靠伍秉鉴等行商或者广州城的通事们的蹩脚英文来对付，所以在打官司这种严肃的司法程序上请求精通汉语的马礼逊帮忙是意料中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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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方的这两项要求都遭到了中方的严词拒绝，因为马礼逊是英国人，不能参与中美两国间的事情，而且除了中国官员之外任何人都不可以坐到公堂之上。在这种情况下，威里各本人决定不参加庭审。而美方的委员会认为，中方已经按照美方的要求公允地同意开庭审理，所以无论中国对美国领事所提的两个要求的拒绝是多么让人沮丧，庭审还是应该如期于10月6日举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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汪知县的公堂：“艾米丽”号上的庭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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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月6日早上8点，番禺知县汪云任乘船，在几艘兵船的护卫之下，一起驶向“艾米丽”号。考普兰德船长和翻译蔡懋一起登上汪知县的船表示欢迎。登船之后，随着知县而来的八家行商们要求考普兰德将泰拉诺瓦送到知县的船上来，并声明这是中国司法程序，知县要看一看他。其实这一道程序就是所谓的验明正身，或者说验明正犯。考普兰德犹豫了起来，担心中方会顺势把泰拉诺瓦带走并自行处置。此时伍秉鉴担保说这道手续完成后泰拉诺瓦仍旧会被允许带回美船，考普兰德才同意了。中方又提出要给泰拉诺瓦戴上铁铐，考普兰德反对，说在美国司法审判期间并没有人会被如此对待，而且庭审即将在美国船只上举行，暂时应该以美国嫌疑人视之，如果庭审后判明其有罪，则任由中方带走处置。对此中方表示同意。泰拉诺瓦本人也保证自己的行为会谦恭得体。就这样，泰拉诺瓦被带到汪知县的船上，由知县和船长共同验明正身后返回了“艾米丽”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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