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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7.4 1833年美暹条约，以暹罗文、英文、中文和葡萄牙文四种语言签署，因为暹罗人不懂英文，美国人不懂暹罗文，所以中文和葡萄牙文实际上充作翻译语言。暹罗素来被清朝认为是朝贡外藩之国，但暹罗对与清朝的双边关系存在不同的认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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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834年，英国人忽然将泰拉诺瓦案旧事重提，引发了美国人的强烈反弹。1834年1月，英国伦敦的《季刊评论》（Quarterly Review）发表了一篇文章，谈到英国侵犯中国法律已经到了使中国人不得不采取各种手段抓捕肇事者的程度了，但其中提到当年在泰拉诺瓦一案中，美国人把这个可怜的意大利人作为替罪羊交了出去，用来挽救一个美国凶犯的命。《季刊评论》的这一说法，引起了美国人的不满。1835年1月，美国的《北美评论》（North American Review）发表了长篇反驳文章，指出美方没有以牺牲泰拉诺瓦来包庇任何犯罪的美国船员，《季刊评论》的说法是子虚乌有。《北美评论》援引了1834年1月《中国丛报》（ChineseRepository）上的报道，诉说了这次事件的经过，表明美国没有包庇自己的国民。《北美评论》同时指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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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的读者已经很清楚地知道，中国的法律就像米底亚人和波斯人的法律一样素来如此，杀人必须偿命。我想我们也不需多费笔墨去论证中国的法理。另外，在中国法律之外还有一个更受人尊敬的准则，是国际法（law of nations）上的，即一个外国人自愿进入一国管辖范围之内后就有遵守该国法律的义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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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年以后，英国人发动了鸦片战争，并通过1843年签订的《五口通商附粘善后条款》（即《虎门条约》）获得了在华领事裁判权，即英国人在中国犯罪，交由英国管事官（即领事官）按照英国法律审判惩罚，这是治外法权的具体表现，也是对中国司法主权的严重破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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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844年7月，美国代表加勒·顾盛（Caleb Cushing，1800—1879）同两广总督耆英在澳门望厦签订了《美利坚合众国与中华帝国和平、友好和通商条约》，其中第二十一款规定：“嗣后中国民人与合众国民人有争斗词讼交涉事件，中国民人由中国地方官捉拿审讯，照中国例治罪；合众国民人由领事等官捉拿审讯，照本国例治罪。”这就是说赋予了美国在华领事裁判权，即美国公民享有在华治外法权。这项权利的获得，本身不是美国政府的指示，而是和顾盛本人的政治野心和谈判要求直接相关。事后，顾盛在辩护如何攫取这项特权的时候表示，基督教国家的法律可以保证基督教国家之间彼此的权利和义务，他们也接受作为共同原则的国际法，然而占全球大部分地区的伊斯兰教国家和异教国家并不认可国际法，故而国际法实际上只是基督教国家的法律，而中国作为一个并不信教的异教国家，也应该和土耳其等伊斯兰教国家一样，不能用他们自己的法律去审判基督教国家的国民。顾盛的这种从宗教角度区分国家及其法律适用范围的诡辩，并不是所有人都认可，而且后来也遭到了民国时期杰出的外交家顾维钧的驳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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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而，在鸦片战争以后，即便没有顾盛，美国作为一个西方国家获得在华治外法权也不过是时间问题，这恰是当日中国最为悲哀的地方之一，当然也是后世的我们最应该警醒的地方之一。美国的这一在华司法特权一直到1943年5月中美《关于取消美国在华治外法权及处理有关问题条约》（Treaty for Relinquishment of Extraterritorial Rights in China）互换生效时才最终废止，到彼时为止，美国已在华享受了整整100年的治外法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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尾声：治外法权与“文明世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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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821年郭梁氏不幸身亡，是一出悲剧，但郭梁氏身后也是幸运的，毕竟广州当局严肃调查和惩处了凶手。这是鸦片战争爆发前将近二十年的事。鸦片战争以后，随着英法美等国家纷纷获得在华领事裁判权，即便有再多的郭梁氏有此悲惨之涉外遭遇，中国司法也爱莫能助了。以领事裁判权为具体标志的外国在华治外法权，是界定近代中国社会进入“半殖民地半封建”状态中“半殖民地”特征的主要因素之一，另外一个主要因素是集自身行政、立法和司法于一体的在华外国租界，例如最早建立也影响最大的上海英法美三国租界，特别是英美租界联合组成的公共租界，有如国中之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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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背后是一幅更大的图景：近代欧美的炮舰外交、殖民主义以及帝国主义，伴随着近代科技、商贸资本和国际法体系，一并涌入包括中国在内的很多非基督教国家，例如奥斯曼土耳其帝国和非洲诸国，并有若干教科书式的表现。文明（civilization），开始以西方话语为中心，在全球范围内被“殖民者”和“被殖民者”重新广泛界定并层级化，而这种层级化直接为治外法权的存在提供了合法性。上述提到的美国代表顾盛从基督教和非基督教两个尺度来辩护其攫取的在华治外法权一事，就是明证之一，因为按照顾盛之逻辑，只有在中国、土耳其、埃及、印度等国家均变为信奉基督教的国家之后，方可与美欧基督教国家享得对等的司法权利和国际法权利，这种逻辑背后恰恰是欧美对“文明”的差序理解。19世纪以来，许多欧洲的思想家从自由主义的视角对帝国和帝国扩张的理解，已经和18世纪的颇为不同，他们开始在更为清晰的文明与野蛮的二元文明对立中，为欧洲各国开始向全球的海外扩张和殖民拓展做合理化解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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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等国家恰是在这种差序文明之中渐次丧失了司法主权独立的。上文提到的暹罗即泰国也是如此，1855年英国驻香港总督包令（John Bowring, 1792—1872）和暹罗国王拉玛四世签订了《包令条约》（Bowring Treaty），这是一款模仿《南京条约》签署的不平等条约，英国在第二款内明确获得了在暹罗的领事裁判权（consular jurisdiction），严重破坏了暹罗的司法独立。暹罗就此逐步沦为一个半殖民地国家，这也是当代泰国学者所承认的。1856年，美国紧跟英国脚步，修改了1833年和暹罗的友好条约，获得了在暹罗的治外法权。这里多提一句，侨居暹罗的为数甚多的华商也通过注册英、法、荷兰等国的国籍等手段享有了治外法权，结果造成了诸多问题，而华侨的归化曾是近代泰国民族国家形成过程中一个极其重要的议题（图7.5）。暹罗1932年革命之后，着手废除了治外法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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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7.5 泰国曼谷中国城一角。笔者2019年12月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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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此近代历史的大背景之下，我们再回过头来审视中方在郭梁氏一案中实践的司法主权，也就具有了别样的意义。这个案件背后的清代中国的司法主权和国家主权的独立，犹如流星划过历史的夜空，我们看到了它在那里，闪耀光芒，似乎触手可及，却终究不能阻止它的消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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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美相遇：大国外交与晚清兴衰（1784-1911） [:170286484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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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美相遇：大国外交与晚清兴衰（1784-1911） 第八章 朝觐与不许朝觐：中美《望厦条约》的签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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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839年到1842年的中英第一次鸦片战争以及《南京条约》的签订，大大改变了美国对中国的既往认知。美国国内一方面对中国抱有极大的同情，谴责英国；另一方面也认为中国并不明白欧美世界的规则，同情英国。总体而言，美国对中国本身的命运以及中国外交局势的关心是第二位的，从总统到国会政客及其背后的富商巨贾们，眼里首先看到的是英国通过条约打开了中国另外四个通商口岸—厦门、福州、宁波、上海，而美国的首要任务是要和英国一样进入这些口岸做生意。此时甚至以后，中国对于美国最重要的意义，恰是她蕴藏着的令人垂涎的如山如海的财富，以及令人神往的广袤无垠的市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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顾盛获得任命：美国第一个正式赴华代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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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843年美国总统约翰·泰勒（John Tyler，1841—1845年在任）任命加勒·顾盛为全权外交代表，赴华商讨立约通商的大事。这一任命本身存在诸多国内政治斗争因素。泰勒最早于1841年3月4日出任第9任总统威廉·哈里森（William Henry Harrison，1773—1841）的副总统，但哈里森就职后两周就得病了，很快因肺炎并发症于4月4日逝世，成为迄今为止就职时间最短的美国总统，泰勒遂晋为总统，是美国历史上第一个由副总统上位为总统的政治家。这种剧变是大选前很多人没有料到的，因此泰勒需要面对诸多挑战和异见。最早物色的赴华代表是佛蒙特州众议院议员霍勒斯·埃弗里特（Horace Everett），但后者拒绝接受这一任命，遂改为来自麻省的众议院代表顾盛（图8.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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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8.1 加勒·顾盛。美国国会图书馆藏，编号201789466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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顾盛本人出身麻省富商家庭，自小接受良好教育，1813年13岁的时候进入哈佛大学，1817年毕业后在哈佛教授了两年数学，随后开始法学学习，并于1824年取得律师执照，逐步进入政界。1826年成为麻省参议员。1841年3月到1842年，担任众议院外交事务委员会主席。在此期间，顾盛因为拥戴已被辉格党除名的总统泰勒（泰勒曾是辉格党党员，在成为总统之前不久遭到该党除名；辉格党是1833—1856年之间活跃在美国政治舞台上的一个政党），且曾改变立场，为许多同僚所不满。1843年初，泰勒总统提议让顾盛出任财政部长，但遭到了参议院的反对，泰勒一天之中三次提名顾盛，参议院三次均予以否决。在这种情况下，泰勒转而任命顾盛为赴华代表。顾盛本人恰恰利用这次机会，提高了自己的声誉和形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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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月8日，国务卿丹尼尔·韦伯斯特（Daniel Webster, 1841—1843年出任第14任国务卿）发给顾盛一份长长的正式外交训令。训令中提到，两年前发生的中英战争对美国、中国和世界其他国家都发生了深远影响，而英国新开辟了四个通商口岸，美国的目的就是要进入这四个口岸，获得同英国一样的贸易权利。顾盛要仿照中英之间的协商，也同中国签订一个条约，并保证美国商人和公民一定遵守在这些港口的商贸规定。顾盛应当坚持进京面见中国皇帝，递交总统的亲笔信；如果实在不能进京，要让皇帝的代表转达亲笔信，且以能获得中国皇帝的回信为前提。训令强调，顾盛要始终以和平的面貌出现，以不冒犯中国的手段进行交涉，但也要时刻注意在中国人面前体现出美国的体面、重要和强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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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外，训令特别提到，中国在外交方面容易把外国代表看成携带贡物而来的朝贡贡使，就像之前的英国赴华使团那样（这里指的是1793年的马戛尔尼使团和1816年的阿美士德使团，两个使团都被清廷当成朝贡使团加以对待），而且顾盛如果进京的话很可能要面临中国的叩头跪拜的问题，对此顾盛必须恰当地声明自己并非贡使，要维护美国与中国的对等、平等和尊严，不能有有损国格之事发生。美国是一个年轻的共和国，但在派遣顾盛来华之时，已特别注意到了不能让自己的代表落入中国朝贡贸易的窠臼。然而，在粤省中国官员眼中，中美交往却是另一番模样，至少从他们呈递给朝廷的公文内的描述而言是如此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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