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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ao Kuang 24th year, 11th month, 7th day （Dec. 16, 184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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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过中间人伯驾的翻译，文本和语境变得迥然不同了，道光帝的“诏书”变成呈给总统的国书，没有任何等级上的差异，更没有“敕命之宝”之类的因素，也完全没有了朝贡贸易的影子。读完这封信，任何一位美国总统都会觉得中国皇帝很亲切，的确是个“好朋友”，无奈皇帝在北京却视他们为化外夷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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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这个中外仍旧十分隔膜的时代，例如耆英和伯驾这样的居间翻译者，往往剔除了对方文本本身带有的信息，并对文字进行了重新塑造，以期适应本国的政治文化语境。清朝和暹罗（泰国）之间的交流，也是这样的，暹罗国王写给乾隆的金叶书信，在广东翻译后被称为“金叶表文”，暹罗国王质问清朝皇帝的一些事情和口吻，也都被通事巧妙地塑造成了外藩朝贡之臣仰赖大皇帝定夺之类的语言。这种通事群体在历史上的作用，无论从哪个方面看，都不可小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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就这样，在1844年后半年，美国人和中国人都很高兴，前者高兴与中国签订了条约、扩大了贸易范围，后者高兴抚夷成功、美国就范。实质上，双方心里都产生了一个想象的对方。《望厦条约》规定的十二年修约期到来后，这种“想象中的对方”带来的冲突，逐步暴露出来，对双边关系产生了进一步的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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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美相遇：大国外交与晚清兴衰（1784-1911） [:170286484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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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美相遇：大国外交与晚清兴衰（1784-1911） 第九章 躲在角落里的美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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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代中国人都知道，圆明园在第二次鸦片战争期间遭到了英法联军的焚烧和洗劫，历经沧桑后至今只剩下了大水法等处的断壁残垣横卧园内，于夕阳残照之中，尤显煌煌盛世灰飞烟灭的凄怆。这昔日的皇家园林，如今也早变成了当代爱国主义教育基地，成了近代中国历史叙事上的一个惨痛注脚（图9.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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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9.1 圆明园大水法遗迹。笔者2002年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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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有关第二次鸦片战争的诸多历史叙述中，英国和法国一直担当着侵华殖民主义一侧的主角，更被法国作家维克多·雨果（Victor Hugo，1802—1885）以一篇《就英法联军远征中国给巴特勒上尉的信》而牢牢钉在了耻辱柱上；俄国因为趁火打劫攫取了中国东北的大片领土，其侵略者的身份也不遑多让。唯独美国这个英法俄的合伙人，一直静悄悄地躲在角落里，一般的叙事中都难以窥见其踪影，但实际上，美国与第二次鸦片战争的源起有着比其他三国都更密切的关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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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望厦条约》与第二次鸦片战争的发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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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次鸦片战争起源于中外有关修改条约内容而起的纠纷，而此种纠纷的源头恰是1844年中美签订的《望厦条约》。《望厦条约》全文三十四款，在第三十四款中规定：“和约一经议定，两国各宜遵守，不得轻有更改。至各口情形不一，所有贸易及海面各款，恐不无稍有变通之处，应俟十二年后，两国派员公平酌办。”这虽然是赋予美国的修约权利，但英法等国通过与中国签订的条约内的利益均沾的片面最惠国待遇条款，即自动获取其他国家在中国所获取的权益，也和美国一样自动获得了十二年后同中国修约的权利。因此，英国于1854年提出了针对《南京条约》的修约要求，法国和美国于1856年提出了修约要求，彼时俄国在克里米亚战争中战败，转而向东扩展，于是也插进三国来一同要求同中国修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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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场中外交涉，最终在英法俄等国的殖民主义开始向亚洲地区高歌猛进的时代大背景下，通过1856年10月广州河上的“亚罗”号事件，以及驻扎广州的两广总督叶名琛等人强硬的对抗“外夷”的外交对策及对方的反应，演化成了一场战争（图9.2）。这场战争比第一次鸦片战争更为重要，深刻地改变了中国的命运。这也是清代中国第一次面对联合起来的西方殖民主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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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9.2 两广总督叶名琛，被俘后被英军送往加尔各答，于1859年4月客死彼处。清代薛福成（1838—1894）评论当时叶名琛是“不战，不和，不守，不死，不降，不走。相臣度量，疆臣抱负。古之所无，今亦罕有。”这一评论可谓十分苛刻，对后人客观地认识叶名琛形成了很大的误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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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场战争在西方国家一侧，以英法联军为主力，他们是本次战争中登陆广州、天津等地同清军作战的前线部队；美国和俄国属于助阵，冀得渔翁之利。英法联军于1857年12月29日攻陷了广州城，1月5日俘虏了总督叶名琛和其属下以及几十箱中方档案，很快把叶总督送到了印度的加尔各答。随后，英法美俄四国公使乘坐军舰一路北上至天津大沽口，在同清廷谈条件失败后，英法联军于5月20日攻陷了大沽口，迫使北京朝廷派遣大学士桂良（1785—1862）和吏部尚书花沙纳（1806—1859）为钦差大臣，奔赴天津，于6月13日到27日两周之内，同美、俄、英、法分别签署了和平条约。在中英、中法、中俄条约内，最后一条均规定在本国批准条约后于第二年即1859年到“大清京师”即北京换约，但6月18日签署的中美条约的最后，除了赋予美国片面最惠国待遇之外，只规定了次年换约，但未指明在何地换约。美国并未就此提出异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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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国的中立政策：追寻自由贸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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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时的美国驻华公使是列卫廉（William B. Reed, 1806—1876），于1857年刚刚赴任，此前的五年一直在费城担任地区检察官，对中国情形并不熟悉，但他对美国对华交往以贸易为中心的政策把握得很好，所以在外交上坚持中立道路，和当时的俄国一样扮演着英法与中国之间的调和人的角色（图9.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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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9.3 1858年5月24日列卫廉与中国钦差会谈场面。美国《哈珀斯周刊》，1858年9月4日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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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国的这种中立立场，在列卫廉于1858年2月10日由广州致北京朝廷的一封长篇照会中表达得十分明确。彼时广州城已经被英法联军攻占，对中国而言形势不可谓不危急，列卫廉起草照会的目的就是敦促北京政府及早派钦差大臣到上海，同英法以及美俄四国讨论修约事宜。在这封照会中，列卫廉首先强调说原两广总督叶名琛办事不周，英法迫不得已诉诸武力占领广州，但美国并没有和他们站在一起来与中国为敌，“美国追求和平与中立，此系建国之父们的箴言，亦是美国之传统，故而美国拒绝参与到任何与中国为敌的队伍之中，不管这种敌对是针对中国的哪一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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列卫廉建议北京朝廷及早与西方各国修约，换取和平。他强调说：“这一和平的首要的成果，就是中华帝国的所有部分的完整，包括从中央到边疆，这也是美国及其代表们内心素所追求的。外国的荼毒与（中国）社会的混乱，将同样不被我们所接受。……贸易自由是对那些实现自由贸易的人们的最佳保护措施。”列卫廉的根本目的，说到底是要达成对华自由贸易。至于这样做是否可以称得上是爱好和平，或者受基督教的影响仁而爱人，我们可能要问问当时正在广州热火朝天地做鸦片烟生意的美国商人们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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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十一年后，即1899年9月到1900年3月之间，美国国务卿海约翰（John Hay, 1838—1905）等人在对华政策上提出了著名的“门户开放”政策（Open Door policy），试图使获取了在华“势力范围”的列强之间达成利益各持、机会均等、互惠均沾的态势，以期避免中国局势失控。揆诸历史，“门户开放”政策并不是一夜之间偶然产生的，其理路至少可以追溯到1858年列卫廉时期的对华政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