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无论是列卫廉在1858年，还是海约翰在1899和1900年，美国对华政策的根本目标没有发生变化，那就是最大限度地寻求自由贸易，确保其在华商业利益。而美国之所以这样做，根本原因之一是在远东地区没有像英法那样的军事力量，亚太地区也不是当时美国国际外交舞台的重点，虽然这种局势在美国于1898年从西班牙手中抢占了菲律宾群岛之后，即“门户开放”政策提出的前夜，逐渐发生了根本改变。之前美国习惯性做法，是联合其他国家一起，奉行一种建立在口头好人（即lip service）和利己主义基础上的联合外交：列卫廉的照会并不是单独递交的，是和英、法、俄三国的长篇照会一起递交的，其实后来的“门户开放”政策更是联合了所有在华有“势力范围”的殖民主义势力。近代中国的历史已经说明，列卫廉的政策丝毫没有能够阻止英法俄等国对中国的侵略和蚕食，海约翰的政策也没有能够成功维护在华列强之间的均势以及改变中国主权风雨飘摇的状态。本书后面的章节包括对“门户开放”政策所做的考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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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列卫廉表明了美国对华政策的整整160年之后，2018年10月4日，时任美国副总统麦克·彭斯（Mike Pence）在华盛顿的保守派智囊机构哈德逊研究所（Hudson Institute）内做了一次题为“当前政府对华政策”（“The Administration’s Policy Towards China”）的发言，综述了当前以特朗普总统为首的美国政府的对华政策。其中，彭斯回顾了历史上的美中关系，并提到当中国在那“一个世纪的羞辱”（“Century of Humiliation”；是指鸦片战争到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的一百年之间）中备受侵凌压迫之时，美国拒绝加入（压迫者的队伍），而是推行了“门户开放”政策，“这样我们就得以同中国保持更自由的贸易，并且维护了他们的主权”。这一对美中历史的“骄傲”的解释，可谓是列卫廉1858年与海约翰1899年的政策的合一与重复，而美国对在华“自由贸易”的追求，百余年来表现得完全一致。彭斯也提到了美国成立初期与中国的人参和皮毛贸易，但他并没有提美国在中国的鸦片贸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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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再回到1858年。列卫廉的照会，通过两江总督何桂清和江苏巡抚赵德辙，连同英国、法国、俄国的长篇照会一起，于1858年3月10日以致大学士裕诚的名义递到了北京。但何桂清和赵德辙收到照会以后，先行拆阅，认为叶名琛办事不善的确不容否认，但“该夷之猖狂，亦已自认不讳，深堪发指”。在这种情形下，北京并没有对列卫廉照会中表示的美中要“和睦为贵、不分彼此”的一套说辞产生任何好感；至于列卫廉要维护中国完整的那一部分内容，中文本里根本没有翻译。在北京看来，“米夷”与“英夷”“法夷”“俄夷”一样，并无区别，都是闯到天朝家门口的猖狂之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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战事复起与美国角色的隐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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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858年6月《天津条约》签订后，四国公使陆续南撤，美使列卫廉也回到了美国。一年以后的1859年6月20日，英法美三国公使携带本国批准的条约，抵达天津大沽口，要求进京换约。清廷要求三国公使由北塘登陆，在清军保护下前往北京换约。对此提议，新任美国公使华若翰（John Elliott Ward，1814—1902）表示接受，愿意遵从北京的指示前往换约，但英法两国公使拒绝接受北京的方案。6月25日，英法两国执意要进入天津北河口之后再赴京，然而在大沽口外海面遭到了亲王僧格林沁所部的炮击，死伤惨重，狼狈逃回上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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英法的惨败激怒了伦敦和巴黎，于是年底两国再次派遣以额尔金伯爵（Earl of Elgin，系第八代伯爵，本名詹姆斯·布鲁斯, James Bruce，1811—1863）为统帅的联军，于1860年8月攻陷北塘和大沽口炮台，并于10月13日占领了北京，十天后签订了新的条约，完全确认了《天津条约》有效，附带一系列新条文，形成了中英、中法、中俄《北京条约》。圆明园就是在其中的18日、19日两天被联军焚烧的，下达命令的是额尔金伯爵。额尔金的私人秘书罗亨利（Henry Brougham Loch），在1869年于伦敦出版的陪同额尔金伯爵使华的自述中，简单清楚地记载了僧格林沁部在通州俘虏的英法士兵遭虐待与英军焚园之间的关系。他本人是幸存的被俘人员之一，虽然他在北京监牢内并没有遭到虐待，但清朝送回的被俘虏的英法士兵的尸体证明这些人生前遭受了中国方面的监禁和严重虐待，有的人死状凄惨、面目全非，所以在额尔金等人眼中，焚烧圆明园这座皇家园林正是对中方的惩罚（图9.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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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9.4 咸丰皇帝在户部尚书宝鋆所奏的圆明园遭英法联军焚毁的奏折上写的长篇朱批，气急败坏地说宝鋆没有前往救护，说宝鋆“不知具何肺肠，实我满洲中之弃物也”。北京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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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圆明园遮天蔽日的浓烟之中，大清国投降了。咸丰皇帝早早跑去了热河行宫，留下他的六弟和硕恭亲王奕（1833—1898）在北京对付外夷。不到一年的光景，咸丰帝就死在了热河，留下了偌大一个烂摊子。起来收拾这个摊子的，恰恰是被他抛在北京的六弟恭亲王，连同七弟奕（1840—1891，光绪皇帝的亲生父亲），以及两个新晋为皇太后的嫂子—慈安和慈禧。他们发动了一场政变，处理了八个咸丰帝遗诏任命的辅政大臣，共同扶植慈禧五岁的儿子登基，即同治皇帝。随后，大清国开始了轰轰烈烈的改革开放，广设兵工厂，建设新海关，学习西式外交，接触国际法，成立同文馆等等，史称“同治中兴”。在这场中兴之中，美国人也和英国人、法国人等一样，积极参与了很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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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第二次鸦片战争的后半截，美国没有与清廷签订北京条约，实际上也没有参与到天津以后的军事行动中去，原因正在于美国当时的新任公使华若翰于1859年7月遵照了北京的指示，从天津北塘登陆，顺利进京与中方做了交涉。倘若这个过程进行得不顺利，北京条约的谈判桌上就要增加美国的席位，即便美国已经身处本国内战的前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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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是，顺利进京的华若翰却没有能够亲自觐见咸丰皇帝，也没有能够在北京换约，只是由中国的钦差大臣把国书转交给了皇帝，回到天津北塘之后在北塘驿站和直隶总督恒福举行了简单的换约。为什么会这样呢？原因出在了觐见中国皇帝的礼仪上，即三跪九叩头，这一点我们下章再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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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美相遇：大国外交与晚清兴衰（1784-1911） [:170286484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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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美相遇：大国外交与晚清兴衰（1784-1911） 第十章 跪还是不跪，这是一个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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觐见中国皇帝的时候，跪还是不跪，这是一个始终缠绕在18世纪到19世纪泰西各国赴华使节头上的问题，挥之不去，解之无门。因为跪拜直接和叩头或者说磕头有关，于是整套的礼节在欧美使节看来存在强烈的政治等级含义，不便接受。清朝朝廷也没有料到这个在中国人眼中理所当然的礼节方面，竟引起了诸多的麻烦，不得不与泰西各国先后争辩，发生了一系列的不愉快甚至冲突。1859年进北京换约的美国公使华若翰，就遇到了这个棘手的问题。当然，华若翰不是第一个碰到这个问题的外国使节，在他之前和之后都有不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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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国著名的汉学专家、曾担任驻华外交官的柔克义（William Woodville Rockhill，1854—1914）曾经在1897年就叩头问题做过一番探究，在他所处的时代，他的探讨是很有现实意义的，因为当时慈禧太后和光绪皇帝还未开始频繁接见外国公使，但对皇帝和皇太后叩头的礼节是中国官员必行之事。为了清楚起见，我们下面首先参照柔克义的观察，来简单地梳理一番清代中西交通上的叩头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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清代泰西赴华使节叩头小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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清代中西叩头一事闹得最大的，当属前文提到的1793年英国的马戛尔尼使团，但马戛尔尼并非是第一个对叩头提出异议的西方使节，而且也并非所有的欧洲使节都拒绝行叩头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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泰西赴华使团中最早遇到叩头这一礼仪的，是1656年即顺治十三年抵达北京的俄罗斯使团。该使团是沙皇阿列克谢·米哈伊洛维奇（Aleksei Mikhailovich，1629—1676）于1654年派遣的，以裴可甫（Feodor Iskowitz Backhoff）为首，行经内蒙古归化城，于1656年3月3日抵达北京。但裴可甫很快对中国方面要求的跪拜叩头礼提出了质疑，明确地表示即便在俄国他们也不向本国沙皇行如此礼节，因此他们只能向中国皇帝行深深的脱帽鞠躬礼。8月21日，清廷再次要求裴可甫觐见之时行叩头礼，后者再度婉拒。双方虽未再就此交涉，但俄罗斯使团最终并没有能够成功觐见顺治皇帝，很快于8月31日离开了北京回国，相当于被清廷礼送出京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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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个遇到叩头问题的西方使团，是1656年7月抵达北京的荷兰东印度公司的使团。该使团是从广州出发的，在裴可甫使团抵达北京四个月后进入北京，目标是扩大在华贸易范围。荷兰人对双方形势认识得比较清楚，所以一开始就答应会顺从叩头礼节。8月14日，礼部派员带领荷兰人演仪，为正式觐见前的演习。此种演习自明朝以来就存在，来自朝鲜、琉球等国的贡使经常参加，在中国朝廷眼中，此种演仪的目的是“风四夷”，即以中国之礼仪来风化四夷。荷兰人遇到的恰是此种传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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礼部带领荷兰人演仪之时，赞礼官高喊一声“跪”，荷兰人皆跪；又喊“叩头”，众人皆叩头三次；再喊“起”，众人皆站立。这样先后进行了三次，是为三跪九叩头，乃有清一代对天子所行之大礼。10月2日，顺治皇帝于深夜两点钟接见了荷兰使团，众人按照8月14日的演习，均行了叩头礼。清廷遂允准荷兰国每八年一贡，朝贡使团不许超过100人，准许进京者20人。这次觐见，使得荷兰成功登上了大清的正式朝贡国家名单，而且清廷还认为“荷兰在东南海中”，赴华朝贡实属不易，所以到了乾隆五十九年（1794年）加推恩典，准许其国五年一贡。朝贡和贸易是密不可分的，所以由八年改五年，在北京眼中系怀柔远人的恩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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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689年中俄《尼布楚条约》签订之后，俄国曾经派遣了一名丹麦旅行家和外交官雅布兰（Evert Ysbrants Ides，1657—1708）作为大使，于1692年（康熙三十一年）抵达了北京，但他并没有留下觐见康熙皇帝时候所行礼节的记录。但1719年，彼得大帝（1672—1725）派遣本国的列夫·伊斯梅洛夫（Leoff Ismailoff）带领使团前往中国。1720年（康熙五十九年）11月29日，伊斯梅洛夫一行高高兴兴地进入北京。清廷官员在馈赠俄人皇帝赏赐的珍馐美味之余，要求俄国人觐见之时行叩头礼。伊斯梅洛夫表示不同意，说他是代表了俄国的君主，而俄国君主和大清皇帝乃是平起平坐的。同时，他也要求必须亲自把国书递交到康熙皇帝手中，而不是通过其他人之手，这一提议是不符合清廷礼仪的，于是与叩头礼一起，成为双方争执的所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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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后，康熙皇帝表示破例允许俄使亲手递交国书，并且说日后清朝的使臣去俄国的时候，也会按照俄国的礼仪对俄国君主行礼；这样，伊斯梅洛夫立即答应可以向康熙皇帝行叩头大礼。当时在北京的耶稣会神父马国贤曾经记载说，康熙皇帝派了一个高官去向伊斯梅洛夫携带的沙皇的信行了三跪九叩礼，这使得俄使当即决定对康熙行一样的礼。无论如何，双方达成了一致意见。12月9日，伊斯梅洛夫在圆明园觐见了康熙皇帝，行了三跪九叩礼，并亲自把国书交到了康熙手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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