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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9.2 两广总督叶名琛，被俘后被英军送往加尔各答，于1859年4月客死彼处。清代薛福成（1838—1894）评论当时叶名琛是“不战，不和，不守，不死，不降，不走。相臣度量，疆臣抱负。古之所无，今亦罕有。”这一评论可谓十分苛刻，对后人客观地认识叶名琛形成了很大的误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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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场战争在西方国家一侧，以英法联军为主力，他们是本次战争中登陆广州、天津等地同清军作战的前线部队；美国和俄国属于助阵，冀得渔翁之利。英法联军于1857年12月29日攻陷了广州城，1月5日俘虏了总督叶名琛和其属下以及几十箱中方档案，很快把叶总督送到了印度的加尔各答。随后，英法美俄四国公使乘坐军舰一路北上至天津大沽口，在同清廷谈条件失败后，英法联军于5月20日攻陷了大沽口，迫使北京朝廷派遣大学士桂良（1785—1862）和吏部尚书花沙纳（1806—1859）为钦差大臣，奔赴天津，于6月13日到27日两周之内，同美、俄、英、法分别签署了和平条约。在中英、中法、中俄条约内，最后一条均规定在本国批准条约后于第二年即1859年到“大清京师”即北京换约，但6月18日签署的中美条约的最后，除了赋予美国片面最惠国待遇之外，只规定了次年换约，但未指明在何地换约。美国并未就此提出异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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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国的中立政策：追寻自由贸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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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时的美国驻华公使是列卫廉（William B. Reed, 1806—1876），于1857年刚刚赴任，此前的五年一直在费城担任地区检察官，对中国情形并不熟悉，但他对美国对华交往以贸易为中心的政策把握得很好，所以在外交上坚持中立道路，和当时的俄国一样扮演着英法与中国之间的调和人的角色（图9.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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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9.3 1858年5月24日列卫廉与中国钦差会谈场面。美国《哈珀斯周刊》，1858年9月4日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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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国的这种中立立场，在列卫廉于1858年2月10日由广州致北京朝廷的一封长篇照会中表达得十分明确。彼时广州城已经被英法联军攻占，对中国而言形势不可谓不危急，列卫廉起草照会的目的就是敦促北京政府及早派钦差大臣到上海，同英法以及美俄四国讨论修约事宜。在这封照会中，列卫廉首先强调说原两广总督叶名琛办事不周，英法迫不得已诉诸武力占领广州，但美国并没有和他们站在一起来与中国为敌，“美国追求和平与中立，此系建国之父们的箴言，亦是美国之传统，故而美国拒绝参与到任何与中国为敌的队伍之中，不管这种敌对是针对中国的哪一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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列卫廉建议北京朝廷及早与西方各国修约，换取和平。他强调说：“这一和平的首要的成果，就是中华帝国的所有部分的完整，包括从中央到边疆，这也是美国及其代表们内心素所追求的。外国的荼毒与（中国）社会的混乱，将同样不被我们所接受。……贸易自由是对那些实现自由贸易的人们的最佳保护措施。”列卫廉的根本目的，说到底是要达成对华自由贸易。至于这样做是否可以称得上是爱好和平，或者受基督教的影响仁而爱人，我们可能要问问当时正在广州热火朝天地做鸦片烟生意的美国商人们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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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十一年后，即1899年9月到1900年3月之间，美国国务卿海约翰（John Hay, 1838—1905）等人在对华政策上提出了著名的“门户开放”政策（Open Door policy），试图使获取了在华“势力范围”的列强之间达成利益各持、机会均等、互惠均沾的态势，以期避免中国局势失控。揆诸历史，“门户开放”政策并不是一夜之间偶然产生的，其理路至少可以追溯到1858年列卫廉时期的对华政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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无论是列卫廉在1858年，还是海约翰在1899和1900年，美国对华政策的根本目标没有发生变化，那就是最大限度地寻求自由贸易，确保其在华商业利益。而美国之所以这样做，根本原因之一是在远东地区没有像英法那样的军事力量，亚太地区也不是当时美国国际外交舞台的重点，虽然这种局势在美国于1898年从西班牙手中抢占了菲律宾群岛之后，即“门户开放”政策提出的前夜，逐渐发生了根本改变。之前美国习惯性做法，是联合其他国家一起，奉行一种建立在口头好人（即lip service）和利己主义基础上的联合外交：列卫廉的照会并不是单独递交的，是和英、法、俄三国的长篇照会一起递交的，其实后来的“门户开放”政策更是联合了所有在华有“势力范围”的殖民主义势力。近代中国的历史已经说明，列卫廉的政策丝毫没有能够阻止英法俄等国对中国的侵略和蚕食，海约翰的政策也没有能够成功维护在华列强之间的均势以及改变中国主权风雨飘摇的状态。本书后面的章节包括对“门户开放”政策所做的考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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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列卫廉表明了美国对华政策的整整160年之后，2018年10月4日，时任美国副总统麦克·彭斯（Mike Pence）在华盛顿的保守派智囊机构哈德逊研究所（Hudson Institute）内做了一次题为“当前政府对华政策”（“The Administration’s Policy Towards China”）的发言，综述了当前以特朗普总统为首的美国政府的对华政策。其中，彭斯回顾了历史上的美中关系，并提到当中国在那“一个世纪的羞辱”（“Century of Humiliation”；是指鸦片战争到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的一百年之间）中备受侵凌压迫之时，美国拒绝加入（压迫者的队伍），而是推行了“门户开放”政策，“这样我们就得以同中国保持更自由的贸易，并且维护了他们的主权”。这一对美中历史的“骄傲”的解释，可谓是列卫廉1858年与海约翰1899年的政策的合一与重复，而美国对在华“自由贸易”的追求，百余年来表现得完全一致。彭斯也提到了美国成立初期与中国的人参和皮毛贸易，但他并没有提美国在中国的鸦片贸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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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再回到1858年。列卫廉的照会，通过两江总督何桂清和江苏巡抚赵德辙，连同英国、法国、俄国的长篇照会一起，于1858年3月10日以致大学士裕诚的名义递到了北京。但何桂清和赵德辙收到照会以后，先行拆阅，认为叶名琛办事不善的确不容否认，但“该夷之猖狂，亦已自认不讳，深堪发指”。在这种情形下，北京并没有对列卫廉照会中表示的美中要“和睦为贵、不分彼此”的一套说辞产生任何好感；至于列卫廉要维护中国完整的那一部分内容，中文本里根本没有翻译。在北京看来，“米夷”与“英夷”“法夷”“俄夷”一样，并无区别，都是闯到天朝家门口的猖狂之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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战事复起与美国角色的隐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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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858年6月《天津条约》签订后，四国公使陆续南撤，美使列卫廉也回到了美国。一年以后的1859年6月20日，英法美三国公使携带本国批准的条约，抵达天津大沽口，要求进京换约。清廷要求三国公使由北塘登陆，在清军保护下前往北京换约。对此提议，新任美国公使华若翰（John Elliott Ward，1814—1902）表示接受，愿意遵从北京的指示前往换约，但英法两国公使拒绝接受北京的方案。6月25日，英法两国执意要进入天津北河口之后再赴京，然而在大沽口外海面遭到了亲王僧格林沁所部的炮击，死伤惨重，狼狈逃回上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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英法的惨败激怒了伦敦和巴黎，于是年底两国再次派遣以额尔金伯爵（Earl of Elgin，系第八代伯爵，本名詹姆斯·布鲁斯, James Bruce，1811—1863）为统帅的联军，于1860年8月攻陷北塘和大沽口炮台，并于10月13日占领了北京，十天后签订了新的条约，完全确认了《天津条约》有效，附带一系列新条文，形成了中英、中法、中俄《北京条约》。圆明园就是在其中的18日、19日两天被联军焚烧的，下达命令的是额尔金伯爵。额尔金的私人秘书罗亨利（Henry Brougham Loch），在1869年于伦敦出版的陪同额尔金伯爵使华的自述中，简单清楚地记载了僧格林沁部在通州俘虏的英法士兵遭虐待与英军焚园之间的关系。他本人是幸存的被俘人员之一，虽然他在北京监牢内并没有遭到虐待，但清朝送回的被俘虏的英法士兵的尸体证明这些人生前遭受了中国方面的监禁和严重虐待，有的人死状凄惨、面目全非，所以在额尔金等人眼中，焚烧圆明园这座皇家园林正是对中方的惩罚（图9.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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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9.4 咸丰皇帝在户部尚书宝鋆所奏的圆明园遭英法联军焚毁的奏折上写的长篇朱批，气急败坏地说宝鋆没有前往救护，说宝鋆“不知具何肺肠，实我满洲中之弃物也”。北京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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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圆明园遮天蔽日的浓烟之中，大清国投降了。咸丰皇帝早早跑去了热河行宫，留下他的六弟和硕恭亲王奕（1833—1898）在北京对付外夷。不到一年的光景，咸丰帝就死在了热河，留下了偌大一个烂摊子。起来收拾这个摊子的，恰恰是被他抛在北京的六弟恭亲王，连同七弟奕（1840—1891，光绪皇帝的亲生父亲），以及两个新晋为皇太后的嫂子—慈安和慈禧。他们发动了一场政变，处理了八个咸丰帝遗诏任命的辅政大臣，共同扶植慈禧五岁的儿子登基，即同治皇帝。随后，大清国开始了轰轰烈烈的改革开放，广设兵工厂，建设新海关，学习西式外交，接触国际法，成立同文馆等等，史称“同治中兴”。在这场中兴之中，美国人也和英国人、法国人等一样，积极参与了很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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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第二次鸦片战争的后半截，美国没有与清廷签订北京条约，实际上也没有参与到天津以后的军事行动中去，原因正在于美国当时的新任公使华若翰于1859年7月遵照了北京的指示，从天津北塘登陆，顺利进京与中方做了交涉。倘若这个过程进行得不顺利，北京条约的谈判桌上就要增加美国的席位，即便美国已经身处本国内战的前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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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是，顺利进京的华若翰却没有能够亲自觐见咸丰皇帝，也没有能够在北京换约，只是由中国的钦差大臣把国书转交给了皇帝，回到天津北塘之后在北塘驿站和直隶总督恒福举行了简单的换约。为什么会这样呢？原因出在了觐见中国皇帝的礼仪上，即三跪九叩头，这一点我们下章再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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