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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8.4 耆英捉刀的道光皇帝颁给美国总统的“诏书”的汉文本，落款日期换算为西元系1844年12月16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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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道“诏书”上所用的印“敕命之宝”，是皇帝用来盖在诏书上的特用印玺。“敕命之宝”，满印文为hesei tacibure boobai，现藏北京故宫博物院。与此同时，耆英按照他的计划用满文行书写了一份满文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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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个满文本和汉文本意思是一致的，例如首句“daicing gurun-i hūangdi fonjime, be lii hi tiyan de saiyūn”即是“大清国皇帝问伯理玺天德好”的意思，对应汉文本原文首句即“大皇帝问伯理玺天德好”。大多数情景下，满语相对于汉语而言意思表示得比较直白，例如第二句“bi amba doro be sirame alifi”，意思是“我承受大命”，在汉文本里就是“朕仰承景命”；下一句“tumen irgen be bilume dasara de”，意思是“抚育统治万民”，即汉文本里的“抚驭中华”；后面一句的“gubci mederi tulergi be emu booi gese gūnime”，意思是“海外全部视如一家”，即“薄海内外，视同一家”之译。以下亦皆如此对应。需要补充说明的一点是，满文在很多语境内缺乏汉文所能携带的强烈政治含义，例如举出的这几个例子内，“朕”这个在汉语中只有皇帝才能使用的字，在满文中是“bi”（“我”），是一个常见的第一人称称谓，并不具备排他性使用特征。至于“仰承景命”等等，满文均无法将其背后的政治含义同等表达出来（图8.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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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8.5 耆英手书道光皇帝颁美国总统的“诏书”满文本（阅读顺序自左至右、从上而下）。按照道理，这种文书应该使用清文楷书才对，但据耆英自己向道光帝交代，他自己一直写行书，鲜写清文楷书，所以道光帝就顺势同意他这样书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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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今大约因为学科专门化和研究课题细分的关系，也受多语言研究风气和美国历史学界的所谓“新清史”的路数的影响，很多学生和研究者对满文档案趋之若鹜，甚至在很多人当中形成了一种懂得满文档案比不懂的要技高一筹的印象，其实这完全要看具体而微的研究课题以及具体的历史时段而判定。很多时候，在有条件的情况下，研究者最好能做到汉满对照，方能更进一步挖掘历史文本传递的文化、政治等信息，否则片面依靠汉文或者满文档案，都难免偏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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道光帝对耆英起草的“诏书”十分满意，命令耆英颁发美方。于是，耆英于1844年底将之转给伯驾，伯驾随后将其翻译成了英文，于1845年1月23日自广州转给当时已经回到华盛顿的顾盛，顾盛将原本两份和伯驾译文于1845年6月21日通过国务院转给了总统，但泰勒总统已经于当年3月4日下台了，换上了詹姆斯·波尔克（James Knox Polk，1845—1849年在任）。所以，美国总统是看到了这份来自中国皇帝的书信的，但所看到的是伯驾的英文译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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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is Imperial Majesty hopes the President is well. WE have graciously commanded that the Imperial middle flowery （kingdom） and （the countries of） the inner and outer seas are to be regarded as one family.Early in the Spring the Commissioner of your honorable country, Caleb Cushing, presented his credentials. He came from a great distance to Our Province of Kwangtung, passing through many seas and suffering many hardships before arriving at his destination. We could not bear to order him to submit to the hardships of further travel （and thus） he was prevented from coming to Peking and being received in audience.WE specially appointed as Imperial Commissioner Ch’i Ying （Kiying）,an Imperial Clansman, to receive him and to negotiate all business.Subsequently the Imperial Commissioner submitted to US your letter,respectfully petitioning that the contents be noted. It was read with much pleasure and gratification. The regulations of trade which have been agreed to have received OUR careful consideration. They are carefully and minutely drawn up and are satisfactory. They are to be eternally respected. Citizens of the United States are permitted to proceed to Canton, Amoy, Foochow, Ningpo and Shanghai and are free to engage in trade at these places in accordance with the articles （of the regulations）. This will promote friendly relations for all time and be of mutual benefit to the peoples of our two countries. It is expected that the President will also be much gratifie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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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ao Kuang 24th year, 11th month, 7th day （Dec. 16, 184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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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过中间人伯驾的翻译，文本和语境变得迥然不同了，道光帝的“诏书”变成呈给总统的国书，没有任何等级上的差异，更没有“敕命之宝”之类的因素，也完全没有了朝贡贸易的影子。读完这封信，任何一位美国总统都会觉得中国皇帝很亲切，的确是个“好朋友”，无奈皇帝在北京却视他们为化外夷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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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这个中外仍旧十分隔膜的时代，例如耆英和伯驾这样的居间翻译者，往往剔除了对方文本本身带有的信息，并对文字进行了重新塑造，以期适应本国的政治文化语境。清朝和暹罗（泰国）之间的交流，也是这样的，暹罗国王写给乾隆的金叶书信，在广东翻译后被称为“金叶表文”，暹罗国王质问清朝皇帝的一些事情和口吻，也都被通事巧妙地塑造成了外藩朝贡之臣仰赖大皇帝定夺之类的语言。这种通事群体在历史上的作用，无论从哪个方面看，都不可小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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就这样，在1844年后半年，美国人和中国人都很高兴，前者高兴与中国签订了条约、扩大了贸易范围，后者高兴抚夷成功、美国就范。实质上，双方心里都产生了一个想象的对方。《望厦条约》规定的十二年修约期到来后，这种“想象中的对方”带来的冲突，逐步暴露出来，对双边关系产生了进一步的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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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美相遇：大国外交与晚清兴衰（1784-1911） [:170286484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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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美相遇：大国外交与晚清兴衰（1784-1911） 第九章 躲在角落里的美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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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代中国人都知道，圆明园在第二次鸦片战争期间遭到了英法联军的焚烧和洗劫，历经沧桑后至今只剩下了大水法等处的断壁残垣横卧园内，于夕阳残照之中，尤显煌煌盛世灰飞烟灭的凄怆。这昔日的皇家园林，如今也早变成了当代爱国主义教育基地，成了近代中国历史叙事上的一个惨痛注脚（图9.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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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9.1 圆明园大水法遗迹。笔者2002年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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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有关第二次鸦片战争的诸多历史叙述中，英国和法国一直担当着侵华殖民主义一侧的主角，更被法国作家维克多·雨果（Victor Hugo，1802—1885）以一篇《就英法联军远征中国给巴特勒上尉的信》而牢牢钉在了耻辱柱上；俄国因为趁火打劫攫取了中国东北的大片领土，其侵略者的身份也不遑多让。唯独美国这个英法俄的合伙人，一直静悄悄地躲在角落里，一般的叙事中都难以窥见其踪影，但实际上，美国与第二次鸦片战争的源起有着比其他三国都更密切的关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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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望厦条约》与第二次鸦片战争的发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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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次鸦片战争起源于中外有关修改条约内容而起的纠纷，而此种纠纷的源头恰是1844年中美签订的《望厦条约》。《望厦条约》全文三十四款，在第三十四款中规定：“和约一经议定，两国各宜遵守，不得轻有更改。至各口情形不一，所有贸易及海面各款，恐不无稍有变通之处，应俟十二年后，两国派员公平酌办。”这虽然是赋予美国的修约权利，但英法等国通过与中国签订的条约内的利益均沾的片面最惠国待遇条款，即自动获取其他国家在中国所获取的权益，也和美国一样自动获得了十二年后同中国修约的权利。因此，英国于1854年提出了针对《南京条约》的修约要求，法国和美国于1856年提出了修约要求，彼时俄国在克里米亚战争中战败，转而向东扩展，于是也插进三国来一同要求同中国修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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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场中外交涉，最终在英法俄等国的殖民主义开始向亚洲地区高歌猛进的时代大背景下，通过1856年10月广州河上的“亚罗”号事件，以及驻扎广州的两广总督叶名琛等人强硬的对抗“外夷”的外交对策及对方的反应，演化成了一场战争（图9.2）。这场战争比第一次鸦片战争更为重要，深刻地改变了中国的命运。这也是清代中国第一次面对联合起来的西方殖民主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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