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虽然柔克义没有提及，但在1720年年底的时候，本书之前提到的罗马教皇的特使嘉乐也抵达了北京，觐见了康熙皇帝。虽然史书没有详细记载嘉乐一行有否跪拜康熙皇帝，但因为当时没有留下任何跪拜礼仪之争的记录，所以几乎可以肯定嘉乐等人都按照中国仪轨行礼了，正如同期抵达北京的伊斯梅洛夫一行。俄国使团等离开北京七年以后，1727年（雍正五年）5月，葡萄牙派遣的以麦德乐（Alexandre Metello de Sousa Menezes，1687—1766）为首的使团经过澳门抵达北京。麦德乐使团巧妙援引了1720年俄国伊斯梅洛夫使团的前例，得以亲自呈递国书至雍正帝手中，并行三跪九叩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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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方使节对清帝行三跪九叩，原本并不是行不通的事，这说到底只不过是一种本土礼仪而已。但是，1793年抵达热河的英国特使马戛尔尼，碰到了不愿在礼节上妥协的中国官员，双方终将这一问题做成了不可调和之局，因此马戛尔尼一行，是清代叩头史上的转折点。此事中西叙述，足可汗牛，本书之前开篇部分也已经提到，在此不必多讲，只提其中的一个环节，那就是马戛尔尼在清朝方面要求其觐见之时行三跪九叩头礼的时候，提出清朝的官员也要在他所携带的英国国王乔治三世的画像前行同等之礼。这一提议，和1720年俄国伊斯梅洛夫所做的基本一致，康熙皇帝当年拍板决定可以这样做，马国贤也说的确有中国官员跪拜彼得大帝亲笔国书；然而，马戛尔尼抵达中国的时候已经是乾隆五十八年（1793年），彼时大清国早已平定了准回各部，统一了天山南北，昔日西域显赫一时的王公贵族甚至越南国国王也都亲自到热河或北京觐见皇帝并行跪拜大礼，乾隆皇帝也已经打算以“十全老人”名垂后世，整个大清国正处于巅峰时期。当此之时，让大清国的官员对着远在重洋的区区英国的一个国王行三跪九叩大礼，不啻是天方夜谭。和伊斯梅洛夫相比，马戛尔尼的不幸，在于遇到了一个已经一统天下的体制化了的大清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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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后，马戛尔尼提出单膝跪拜乾隆皇帝，此系在英国老家对英王所行之大礼。乾隆皇帝允许了这一做法，十二岁的小男孩小斯当东的日记以及此后中西学者们长篇累牍的考察都予以证实。然而，乾隆皇帝的心里是不痛快的，接见了英国人以后，就把身边的军机大臣连同沿途招待过英国使团的地方官们数落了一通，再趁着这个机会，把英国提出的扩大通商地域以及公使驻京的种种要求，逐个婉拒，并写了一封上谕给英王，把马戛尔尼一行打发回了广州去。当然，如本书前面章节提到的那样，乾隆皇帝回绝英国要求的主要原因在于后者完全不符合中国对天下秩序的认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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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为这种不算愉快的在礼节上的遭遇，马戛尔尼使团开始把中国描绘成一个顽固自闭的老大帝国，这对当时的欧美国家以及后来以欧美历史和文明为中心去阐释整个世界历史的人们对清代中国的理解，产生了非常重要的影响，而且是非常片面化的影响。近年以来也有欧美学者仔细考察了这种影响的学术史脉络（图1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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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10.1 法国外交家兼学者阿兰·佩雷菲特（Alain Peyrefitte）研究马戛尔尼访华事件的名著《停滞的帝国：中西第一次大冲突》，1989年在法国出版法文版，1992年在美国出版英文翻译版，1998年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出版了中文版，题为《停滞的帝国：两个世界的撞击》。右图为英文版封面。此书曾经在学界围绕中华帝国是否停滞发生了较大争议，争论核心是历史著述中的欧洲中心观念。现在学界主流看法已经不再视清代中国为停滞的帝国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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马戛尔尼之所以不愿屈从于叩头礼，主要是坚信他是英国君主的代表，不能以匍匐于中国皇帝脚下而使英国主权、国体和君主颜面受损。然而并不是所有的欧洲人都这样认为。马戛尔尼走后两年，1795年1月，也就是中国人正在喜迎春节的乾隆五十九年腊月，从广州北上的荷兰使团抵达了北京，并且很快就随同朝鲜贡使和蒙古王公们一起，对乾隆皇帝行了跪拜礼。荷兰人和以前一样，朴素而务实，虽然饱经腊月北京的风雪冰冷之苦，但在仪节方面并未留下任何让北京朝廷不快的事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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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之后，1805年，即嘉庆十年，俄罗斯的一个以外交家尤里·亚历山大洛维奇·戈洛夫金（Yurii Alexandrovich Golovkin，1762—1846）为首的使团发往北京，并于1806年1月中旬抵达了库伦（今乌兰巴托）。清朝于1761年（乾隆二十六年）在库伦设立了办事大臣，所以戈洛夫金抵达库伦以后，就得以通过当地官员与北京沟通。在这一过程中，戈洛夫金明确拒绝向中国皇帝行叩头礼，并说英国马戛尔尼就没有叩头，足见马戛尔尼使行对欧洲理解对华外交的影响。清廷通过库伦大臣赐宴俄使之时，地方官亦要求戈洛夫金朝着代表皇帝的一个屏风和一张铺着明黄色布的桌子叩头，但戈洛夫金再次拒绝，结果该宴也就没有赐成。一个月之后，清廷就礼送俄使一行出境返国了。其实，清朝官员对这位戈洛夫金的家世恐怕也没有弄清楚，戈洛夫金的曾祖加夫里拉·伊万诺维奇·戈洛夫金（Gavrila Ivanovich Golovkin，1660—1734）曾经是彼得大帝身边的红人，于1707年晋升神圣罗马帝国的伯爵，1710年封俄罗斯帝国（沙皇俄国）的伯爵，长期把持沙皇俄国的外交政策，为人孤傲不驯。其曾孙在这种家庭环境的熏陶下，如果能够对叩拜中国皇帝的礼仪表示接受，才真是咄咄怪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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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年以后的1816年（嘉庆二十一年），英国继马戛尔尼使团之后，派遣威廉·阿美士德带领使团前往北京，再做交涉的尝试。有关这次使行的研究也非常之多，不必赘述。简单说来，就对皇帝叩头问题，阿美士德提出了和马戛尔尼一样的建议，即如果中国和他身份相等的官员对英国君主行同样的三跪九叩礼的话，他就对嘉庆皇帝行这样的礼。清廷自然不肯妥协，嘉庆帝也很生气，于是阿美士德一行虽然进京了，却最终未能觐见天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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阿美士德使行的失败，在欧洲引发了很多讨论，大多数人认为赴华使节代表的是本国的国王，是和大清国皇帝平等的，因此不能匍匐于皇帝脚下。曾在1793年以12岁的年龄跟随马戛尔尼一起觐见了乾隆皇帝并获赏荷包等物的小斯当东，后来在东印度公司从事工作多年，并在1816年充任了阿美士德使团的副手，他是英国公认的为数不多的几个能够读懂中文以及被认为是了解中国的人。他对中国抱有很多好感，但是也在一本书的序言中明确表示，若以文明层级而论，当前的中国的确处于底层。这种评论，自然也使得大部分出身富贵的英国和欧洲的外交官们不会向中国皇帝低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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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而，在针对中国的这种礼仪评论之中，至少有一个著名的欧洲皇帝做了很不一样的评论，这位皇帝此时刚刚兵败被流放关押于西非的圣赫勒拿岛，他就是拿破仑（1769—1821）。拿破仑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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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使们（ambassadors）既不与其君主平等，也不能代表其君主；君主们从来都没有平等对待过他们。大使们代表其君主的这一错误观念，是封建习俗（feudal customs）的一个传统；在这种习俗之内，一个大诸侯国是派一个大使来代表其奉行效忠的，而这个大使也因为其君主的缘故而受到同等的尊荣。……中国皇帝有权要求使节叩头。你们执迷于一个假设，就是用英国王室（Court of St. James’s）的一套去衡量北京宫廷的礼仪；其实最简单的原则早就在那里了，那就是在交涉和礼仪交往中，一个大使不能代表其君主，他只具有在出使国当地获得和他同等官衔的要员们同等对待的权利，以及去处理问题和克服困难。俄国和英国应该训令他们的大使们在北京叩头，并要求中国大使在伦敦和彼得堡按照本国王公大臣们应行的礼节行礼。只有尊重一国之风俗，你方可让自己的风俗更得尊重；而在一外国之内对其国君恭行仪节，也是非常合适和受人尊敬之事。你们国家里任何一个有判断力的人都可以考虑拒绝叩头，只要不计这样做所带来的非正当以及非常不幸的后果的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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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以想见，假若拿破仑没有兵败而是继续统治下去并派遣使节到中国的话，他的大使一定会对大清皇帝三跪九叩，或许整个中西关系会和后来历史上发生的存在很大的不同。然而，欧洲只有一个拿破仑，且是战败后的拿破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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清朝在鸦片战争中失败以后，于1842年同英国签署了《南京条约》，但该条约以及嗣后的同一时期的中外条约还并未涉及欧美公使入京之事，所以并未对觐见大清皇帝礼仪造成任何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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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国公使华若翰对叩头的态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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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859年5月28日，华若翰以新任驻华全权公使的身份，乘坐蒸汽巡防舰“波瓦坦”号（Powhatan）抵达上海，其使命是与北京交换1858年的《天津条约》，并递交美国总统布坎南的亲笔信。钦差大臣桂良和花沙纳早已在上海等候，并与华若翰以及英法两国公使一起商谈下一步计划。三国公使着急进京，但两位钦差却不温不火，以至于华若翰使团的第一秘书卫三畏认为，中国人不认为按期换约是多么重要的事情，显然还没有学会西方的外交准则。卫三畏是美国传教士兼汉学家，早在1848年就在纽约出版了《中国总论》（The Middle Kingdom: A Survey of the Geography, Government,Education, Social Life, Arts, Religion, &c., of the Chinese Empire and Its Inhabitants），乃当时很多西方读者和外交官了解中国情形的流行参考书（图10.2）。中方当时叫卫三畏“卫廉士”，并视其为美国使团的“副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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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10.2 卫三畏1848年出版的《中国总论》内的一幅洋溢着中国风情的插图，上面的几个人物包括了官员、随从、小贩、行者和妇女；牌坊上书“中国总论”四字，内配英文标题“The Middle Kingdom”。牌坊左右为楹联一副，上联书“仁者爱人由亲及疏”，下联书“西方之人有圣者也”，均系孔孟之言，而选择这两句放上去，显然亦有深意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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华若翰一行很快北抵天津，并于7月8日在北塘会见了直隶总督恒福以及布政使文煜，说明了来意。会晤进行得很顺利，事后恒福和文煜上奏咸丰皇帝说“米酋华若翰”等人“词意颇为恭顺”。经过一番交涉后，华若翰被允许由北塘登陆进京，除书写中国字的10人员役之外，使团自身不得超过20人，这个人数其实是清朝对待一些朝贡外藩的进京使团限额，不过美国人并没有明白这一点。华约翰很快组织了20个人的使团，但其中有一个人生病不能前往，因此最后动身进京的一共19人，加10名书员，共计29人。在19人主要成员之中，除了全权公使华若翰以及其他一些军官之外，还包括两位美国公使馆秘书，其中一人为卫三畏，另外有两位协理秘书，而其中一人是丁韪良，即William A. P. Martin（1827—19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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丁韪良是美国长老会（Presbyterian Church）的牧师，于1850年来到中国宁波传教，于1858年协助当时的美国公使列卫廉同北京签署了中美《天津条约》，现在又随同新任公使入京换约。丁韪良日后基本都生活在北京，参与了中国第一份国际法《万国公法》的编译，先后出任京师同文馆总教习以及京师大学堂西学总教习的职位，乃近代中国历史上影响颇大的一位美国传教士。本次使行主要由丁韪良担任翻译（图10.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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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10.3 美国传教士丁韪良，图片来自丁韪良自传《花甲忆记》（A Cycle of Cathay），1896年初版第292—293页。照片下自题：First President of the Tungwen College，即同文馆首任总教习之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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清朝从大臣到皇帝对美国人进京换约之举，有着各种不放心，总觉得美国人舍弃英法俄等国单独进京，殊为诡异，而美方要代俄国公使捎给俄国驻京人员的信，也让北京朝廷怀疑美俄二夷意欲串联。于是，就美国人进京的路线，君臣上下也大费周章地讨论了一回。恒福和文煜向咸丰帝提议华若翰入京的两条路线，一条是从北塘陆路走到天津，然后由水路抵达通州后入京；另一条是由北塘陆路行至香河，自香河由水路抵达通州后入京，然而天津人烟稠密，夷人经过的话恐怕惊扰当地，所以不如走香河；如果“米夷”拒绝此条路线，那再走天津不迟。此时防守天津的僧格林沁也上奏说，米夷意图不明，不能让他们经过天津城，以免发生冲突之类。咸丰皇帝回复说，这两条路线由美国人自己选择一条，断不可勒令其只走香河，以免对方怀疑，可见也是吸收了刚刚和英法在大沽口外发生战事的经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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恒福、文煜和僧格林沁商量以后，决定让美国人先从北塘登陆，然后陆路行走至军粮城，由军粮城到北仓上船，水路直抵通州后入京。北仓距离天津城二十里，所以美国人虽然行走了天津地面，但是难窥天津虚实。华若翰一行果然是按照中方这条路线进京的，自北塘骑马经过军粮城，到北仓后乘坐两艘中国大船北上，抵达通州，于7月28日进入北京并入住早就被安排好的馆舍。中方早就责令负责护送的清河道崇厚等人和沿途文武各官一起，一路上要“不动声色，密加防范”。中国对外国人的这种怀疑戒备之心，从来没有消失（图10.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