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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之后，蒲安臣有次去印第安纳州的首府印第安纳波利斯做竞选演说，在演说结束他刚刚走下演讲台的时候，胳膊被一个人一把抓住了，他回头一看，是从印第安纳州以南的肯塔基州来的律师兼前国会众议员托马斯·马歇尔（Thomas Francis Marshall）。蒲安臣一开始很高兴托马斯千里迢迢从肯塔基州赶过来参加他的演说，但托马斯说：“我可不是来听你演讲的，我就是来看看英勇前往尼亚加拉瀑布的究竟是个什么人！”托马斯非常支持蒲安臣的立场，反对布鲁克斯等蓄奴主义者。也是在同一时期，蒲安臣和其他同道一起创建了今日的共和党，成为共和党建党之父之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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林肯总统上任后，选择蒲安臣为驻华公使，后者欣然从命，于1861年10月24日抵达香港，但在香港逗留了较长的时间，直到1862年7月方才北上进京。蒲安臣本人并不懂中文，但他在外交上表现得十分温和，加上美国到当时为止除了在第二次鸦片战争初期因江面船只冲突而炮击过广州之外，并没有和中国发生正面的军事冲突，外交上奉行中立原则，在中国不动武，也不谋求建立殖民地，所以蒲安臣并没有像英法等国的驻华公使那样动辄跑去总理衙门左右理论并上下威胁。作为一名擅长演讲的律师，他总是用委婉的谈话表达出自己对中国外交的指导意见，因此在总理衙门大臣们的眼中，蒲安臣显得比其他驻京公使都要亲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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蒲安臣在同总理衙门的交往中向后者引荐了美国传教士丁韪良，这一举动对中国的近代化进程产生了重要影响。当时丁韪良正在翻译美国法学家亨利·惠顿（Henry Wheaton）于1836年出版的Elementsof International Law，后来中文名字定为《万国公法》，蒲安臣觉得中国应该了解国际法，然而并非所有人都乐意看到这种局面。当时法国代理公使哥士耆（Michel Alexandre Kleczkowski）对蒲安臣说：“那个要让中国人了解欧洲国际法的家伙是谁？杀了他—把他掐死！他将给我们带来无穷的麻烦。”不过蒲安臣和时任英国公使卜鲁斯（Frederick Bruce）都十分支持丁韪良继续翻译。《万国公法》于同治三年冬正式在北京刊刻出版（1864年），此系中国第一份国际法著作，很快传到了日本和朝鲜等国家（图11.4）。丁韪良逐渐成为总理衙门的好助手，不仅在刚刚开张的同文馆主事和教英文，日后更成为京师大学堂的西学总教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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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11.4 同治三年（1864年）冬北京京都崇实馆所刊行之《万国公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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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真正的朋友”：清廷对美国驻华公使蒲安臣的印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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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于蒲安臣的温和路线，总理衙门大臣们常常拜托蒲安臣在各驻京公使之间调和关系，认定蒲安臣乃是“我们真正的朋友”（our true friend）。下面举一个详细例子来说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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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865年2月下旬，两名英国人意欲进入北海琼华岛南的永安寺（即白塔寺），被中国守门人拦住后，恼羞成怒，暴打了守门人，并且捣毁了一个门锁以便进入寺庙。事情发生后，总理衙门要求英国署理公使威妥玛（Thomas Francis Wade, 1818—1895）严惩肇事者，威妥玛当即派人去逮捕了这两个人，然而事情并没有完。2月24日，总理衙门大臣、工部左侍郎恒祺前往美国公使馆找到蒲安臣，希望他能够在中英双方之间调停一下，二人发生了一段对话，居间翻译者是丁韪良和卫三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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恒祺：您已经听说了英国人在永安寺打守门人的事情了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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蒲安臣：是的，我知道了事情的真相。这实在是太令人愤怒了，我相信威妥玛先生自己也是这样看待这件事的。我相信他一定会将肇事者绳之以法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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恒祺：我知道他已经派人去逮捕了肇事者，但是他把事发责任弄到了我们头上，说我们在这个圣地的门上上锁，却没有让门大开以便让游玩者进入。他甚至抓住这个机会很不恰当地要求我们废除这种限制。这就譬如一个英国人砍了一个中国人的脖子，然后威妥玛先生在对这种不幸表示遗憾之时，建议我们都在脖子上戴上一个铁箍做保护一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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眼看与恒祺的谈话朝着批评威妥玛个人的方向发展，蒲安臣委婉地提出了三条外交建议：第一，中国完全具有悉数撤销条约规定之外的在华外国人所享有的权益的权力，但是中国若去最大化使用这种权力是否是明智之举是需要考虑的；第二，虽然中国给了外交官们特权，而且中国大众通常也不和公使馆隔开，但中国似乎可以酌量考虑给外交官及其随从们网开一面；第三，威妥玛先生真心是中国的朋友，或许中国方面可以尽量满足他的要求。就这三条意见而言，蒲安臣实际上都是站在威妥玛一方面的，在私下里他和威妥玛也是时常见面的好朋友，但蒲安臣表达的方式很含蓄，态度和蔼，让恒祺感到很放心，容易接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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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时蒲安臣要短期回美国公干一趟，中国方面以为他是任期结束而被召回了，不愿意他离开北京。1865年3月3日，恭亲王奕在总理衙门接见了蒲安臣。恭亲王依依不舍地问：“要与我们真正的朋友（our true friend）分手，不能不说不无遗憾。您真的一定得走吗？您是被贵国召回了吗？”待蒲安臣回答说只是短暂回国之后，恭亲王迫切希望他能够再回到中国来，并说美国总统已经开始了第二个任期，则蒲安臣也一定会继续在中国的。蒲安臣对恭亲王的信任表示感谢说：“如果我觉得我有能为贵国政府效力之处，我一定会回来的。”恭亲王听罢，邀请蒲安臣举起酒杯保证会回来，蒲安臣照着做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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向西方派遣使团：蒲安臣的友好建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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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样是在蒲安臣要短暂回国公干之前的1865年3月6日，总理衙门大臣董恂、恒祺和崇纶前往美国公使馆造访蒲安臣。蒲安臣在谈到如何恰当处理外交纠纷的时候，向董恂提出了两个外交建议：第一，在确保中方有理的情况下把整个交涉经过的文书散发给每一个驻京公使，要求他们在自己的国家内刊发，这样造成的舆论压力将会保证事情不滑向暴力冲突或者不公平的手段；第二，向西方派遣一个外交使团。蒲安臣就这两方面的建议做了详细阐述，董恂等人表示完全同意。就派遣外交使团一事，董恂表示中国政府的确觉得有必要这样做，而现在正在跟着丁韪良学习英文的年轻的中国学生，也应该可以充任使团的翻译。蒲安臣祝董恂能够成为第一位中国出使西方各国的外交使团的负责人。蒲安臣这样说也不是没有道理，董恂是热心支持出版丁韪良翻译的《万国公法》的人，并亲自作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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蒲安臣的这两点外交建议，可以说总理衙门都照着做了，特别是对外派遣使团，这一点也是当时担任中国海关总税务司的英国人赫德一直想促成的。很快，趁着赫德要回英国探亲完婚之际，1866年2月，北京朝廷在总理衙门恭亲王的推荐之下，派遣了当时在海关总税务司充任汉文帮办的满洲人斌椿（1804—1871），连同他的儿子广英以及在同文馆学习英语的学生德明、凤仪等人一起，跟着赫德前往欧洲游历，观察风土民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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斌椿虽然已经62岁，但他脑袋比较灵活，愿赴万里之外为国公干，更符合中国朝廷一贯讲究的老成持重。斌椿一行考察了英、法、荷兰等国，但他本人并没有被欧洲各国视为中国大使，没有涉及任何外交交涉以及条约谈判等等方面，充其量只是一个小规模的观光团，回国之后对中国外交无甚建树。然而，能够比较正式地派几个人去欧洲看一看究竟是个什么样子的，对大清国的外交中枢理解外界而言，是一件好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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知己知彼：必须要派人出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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恭亲王和总理衙门大臣对中国面临的外交形势认识得非常清楚。当此之时，清廷面临一个非常实际的麻烦，即1868年就是各国于1858年与中国签订的《天津条约》的十年修约之期，而“中国之虚实，外国无不洞悉；外国之情伪，中国一概茫然”，所以到时候中国恐怕又得陷入另一轮的被动之中。1867年10月，忧心如焚的恭亲王号召沿海沿江各将军督抚等大员献计献策，讨论一下究竟怎么办。恭亲王在奏折内痛心疾首地总结说，自道光二十年以后（即鸦片战争以后），“办理夷务，一次不如一次”，到了咸丰十年（第二次鸦片战争），情形更为窘迫之至，现在趁着修约期到来之前，这些“受国厚恩”的地方大员们应该赶紧讨论出个未雨绸缪的法子来。这些大员包括曾国藩、李鸿章、都兴阿、英桂、刘长佑、吴棠、瑞麟、李瀚章、崇厚、郭柏荫、刘坤一、李福泰、马新贻、丁宝桢、曾国荃、蒋益沛、左宗棠、沈葆桢，可以说包罗了当时接触甚至熟悉洋务的骨干，这些人也形成了嗣后三十多年包括外交和军事在内的中国近代化进程的主要力量。讨论的内容之一就是对外遣使问题，而恭亲王也强调了斌椿的观光模式以后不能再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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恭亲王这回是真急了。在烽火连天的咸丰十年，就是他坐镇北京眼见大清江山如何风雨飘摇的。朝廷和恭亲王并不是不知道应该派人出去一探虚实，问题是无人可派。即便是让这些封疆大吏们举荐，恐怕也没有什么中意的人选。就在这些督抚将军们忙着写奏折参加大讨论的时候，11月21日，恭亲王奏请让蒲安臣担任出使欧美各国的中国钦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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根据恭亲王的说法，蒲安臣即将离任，表示了若有可以帮助中国之处自己必当尽力等意思。这种表态最初可能只是出于礼貌，但恭亲王等人顺水推舟，觉得邀请他担任使团的领队也是一个很好的选择，于是就以给他送行为由，连续造访蒲安臣，最后对蒲安臣提出了可否担任中国钦差的要求。根据蒲安臣事后给美国国务卿西华德（William H. Seward，1861—1869年出任国务卿）的报告来看，总理衙门方面请他担任钦差的确是在一次欢送他的晚宴上，由总署大臣文祥提出，并要求他暂时延缓几天归国。总署很快通过英国驻华公使馆秘书柏卓安（John McLeavy Brown，1835—1926）居间联络，正式对蒲安臣发出了邀请。蒲安臣经过一番考虑后，最终答应了这个请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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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中国的脸谱：为什么清廷没有选择其他国家的公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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恭亲王等人视蒲安臣为真朋友，并非没有缘故。当时，总理衙门可以从英、法、美、俄四国中挑选一个中意的人，特别是和中国接触最早的英国。然而，当时刚刚和英国发生了很不愉快的购买战舰成立小型海军的事情，即所谓“阿斯本舰队”之事，在中国就职的海关总税务司英国人赫德等都卷了进去，蒲安臣还居中协调中英交涉，最后中国的计划还是流产了，人财两空。因此，总理衙门不会去找英国人做代表，况且后来组建的蒲安臣外交使团的主要目的之一恰是和英国洽谈中英双边关系。法国和俄国两国，也不在总理衙门的考虑范围之内，因此蒲安臣最终成了上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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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我们把蒲安臣与威妥玛做一个简单比较的话，这种认知就比较清楚了。威妥玛1842年抵达香港，后来中文达到很高的水平，第二次鸦片战争期间他担任英国统帅额尔金伯爵的秘书，在他自1871年成为驻华公使之前，大部分时间充任英国驻京公使馆的秘书，直到1882年离京，在中国供职长达40年。1886年出任剑桥大学第一任汉学教授。他把自己收藏的883种4 304卷中文图书都捐赠给了剑桥大学图书馆。威妥玛的一大学术贡献是创制了中文的罗马字拼写法，后来经过他在剑桥汉学教授的继承者翟理斯（Herbert Allen Giles）修订后，于1892年形成了系统的“威妥玛—翟理斯拼音法”，用来拼写中文。例如“毛泽东”拼写为“Mao Tse-tung”，“蒋介石”为“Chiang Kai-shek”。当下中国很多翻译作品在涉及人名和地名的时候出了一些非常荒谬的错误，例如把“Chiang Kai-shek”译为“常凯申”，把“Tung-sean”（董恂）翻译为“童显”等，主要是接受了汉语拼音系统的译者不了解威妥玛拼音法所致。在华任职期间的威妥玛性格十分张扬，脾气也不好，容易冲动，他一方面认为中国应该尽快向他的欧洲老家学习，一方面又惯于利用这种中西差距威吓和逼迫清廷。威妥玛造访总理衙门是家常便饭，因此常常引起双方的不愉快。一旦有了这种不快，威妥玛就跑到和总理衙门交情不错的丁韪良家里串门，按照丁韪良的说法，威妥玛去他家里大谈和总理衙门的纠葛并不是要听取他的意见，而是希望他把威妥玛的态度传递给总理衙门，虽然威妥玛从来没有张口这样要求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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