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威妥玛对中国人的强势态度可以从一个事件中看得很清楚。1875年2月英国公使馆的秘书马嘉理（Augustus Raymond Margary）在云南被杀以后，威妥玛出离愤怒，因为马嘉理是他一手培养的年轻人，因此他使出浑身解数和总理衙门斗法。有一天他邀请丁韪良去英国公使馆一起吃早饭，就他们两个人在，威妥玛滔滔不绝地讲自己的意见，越说越激动，后来干脆从椅子上跳起来，举起双手大喊：“他们（指中国人）必须接受这个，不然就是战争；我，威妥玛，一定要办成这事，只要上帝还存在我就要干成！”虽然这是1875年的事情，但足可以反映出他一直以来的为人处世风格。相比之下，蒲安臣就显得十分平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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钦差“1+2”和条规8项：蒲安臣使团的组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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虽然遣使出使欧美各国一事已是总理衙门的既定计划，但任命蒲安臣为首其实不是计划中的，尽管恭亲王等人都一直很喜欢蒲安臣。总署在短时间之内完成了蒲安臣的任命、其他人员的挑选和任命以及国书的缮写和翻译工作。至于让一个美国人担任中国钦差是否合适，恭亲王认为并无妨碍，例如中国的总税务司赫德就是英国人，却竭心尽力地为中国办差。现在中国无人知道欧美等国的外交规则，所以蒲安臣前往恰可弥补这个缺憾。但是，恭亲王一来要在政治上堵悠悠众口，二来要做外交上的长远考虑，所以在任命蒲安臣之后，也迅速提请任命了两名同等地位的中国钦差，包括花翎记名海关道志刚和礼部郎中孙家谷，一起随同蒲安臣出访，既跟着蒲安臣学习办理外交，也方便及时和总署沟通情况以便节制蒲安臣。这就出现了“1+2”的三位钦差同时出使的状况，但蒲安臣认为两位中国钦差乃是“学习者”（learner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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清廷给蒲安臣等三位领队大员的正式任命是“办理各国中外交涉事务大臣”，简单呼其为“钦差”，而这一“钦差”的名头在英文外交术语中相当模糊，蒲安臣在给国务卿西华德的汇报中说自己被任命为中国的“envoy”即特使；但他所携带的中国皇帝致美英等国的国书英文件由柏卓安翻译，由卫三畏、赫德和丁韪良核校，在英译文中称呼钦差为“High Minister Extraordinary and Plenipotentiary”，这就与通行的“特命全权公使”基本一致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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派一个洋钦差出国，朝廷也不是百分百放心。为了节制蒲安臣的权力，恭亲王特别制定了八项出使条规，涉及钦差权力范围、外交礼仪、与中国钦差沟通等方面。嗣后还对蒲安臣特别声明了有碍中国国体之事断不可行等等。为平衡英法两国起见，恭亲王又奏请聘请懂得中文的英国人柏卓安和在中国海关税务司工作的法国人德善（Ferdinand Auguste Emile Deschamps）分别为左、右协理，当然这种任命也是对担任钦差的美国人的一种制衡手段。从整个人事布局来看，恭亲王和文祥等人可谓费尽心机，力图做到滴水不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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既然此行也是一次学习之旅，因此恭亲王又奏请挑选几名同文馆学生一起随团游历，这包括在同文馆学习英文的德明、凤仪，学习俄文的塔克什讷、桂荣，学习法文的联芳、廷俊，以及候选县丞亢廷镛、候选巡检王抡秀、候选从九品严士琦、总理衙门兵马司吏目庄椿龄，外加马弁千总雷炳文、六品军功坐补千总把总果庆瑞等。连同三名华洋钦差、两名英法协理，使团总计17人。其中德明、凤仪和德善，都曾经参加过斌椿在1866年的欧洲访问之行（图1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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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11.5 1868年蒲安臣使团在美国合影。美国国会图书馆藏，编号2008680540。该照片流传很广，人物从左至右分别是：庄椿龄、桂荣、联芳、凤仪、德善、孙家谷、蒲安臣、志刚、柏卓安、德明、塔克什讷、廷俊、亢廷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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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867年12月12日，蒲安臣从上海向国务卿西华德发出了一份有关自己出任中国特使的详细汇报。在这个汇报的末尾，蒲安臣强调说：“请允许我多说一句，那就是当世界上最古老的、占全世界人口三分之一的国家要和西方建立关系，并通过他的代表要求世界上最年轻的国家去居中帮衬这一变化的时候，这个外交使命是不应该被加以商量或者拒绝的。”由此，蒲安臣将自己定位为世界上最古老的国家（中国）的代表，第一站要前往的恰是他的祖国、世界上最年轻的国家—美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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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868年2月，蒲安臣一行从上海乘坐轮船，前往美国加利福尼亚州，开启了欧美外交之旅。对所有的中国成员而言，大洋的那一边届时会发生什么以及如何应对，还都是未知之数，但他们每个人心中，此刻都有一个美好的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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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美相遇：大国外交与晚清兴衰（1784-1911） [:170286484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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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美相遇：大国外交与晚清兴衰（1784-1911） 第十二章 改变还是尊重中国：蒲安臣“勿扰她”演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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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8年11月中下旬，美国感恩节的时候，某主流媒体开始了持续一周的中国系列报道。这组报道的核心意思就是经济大发展之后的中国并没有像很多美国人之前预想的那样，变成另一个美国，或者说朝着变成美国一样的国家的方向发展；相反，中国走了一条自己的道路。系列报道之中流露出来的惊讶、肯定、赞叹、羡慕、怀疑、失望、失落、沮丧、恐惧等等，夹杂在一起，难分难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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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天我们谈的是150年前的一场演讲，发生在纽约曼哈顿，是由代表中国出使西方的前美国驻华公使蒲安臣所做的，当时《纽约时报》等媒体都有记者在场，嗣后做了大量报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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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古老的与最年轻的：纽约州长范腾的开场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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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868年6月23日，星期二，纽约曼哈顿第十四大街和第五大道旁边的著名餐厅“戴摩尼柯”（Delmonico’s）灯火通明，在举行一个重要的公众晚宴。美利坚的星条旗和大清国的龙旗挂满了餐厅四周，所有桌子装点得十分精美。大厅内人声鼎沸，纽约州包括州长、副州长等在内的官绅名流济济一堂，热切期盼着来自中华帝国的钦差大臣、同为美国同胞的蒲安臣的演讲。志刚和孙家谷两位中国钦差，亦一体出席（图12.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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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12.1 志刚访问美国时所拍照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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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点整，晚宴主席、纽约州州长鲁本·范腾（Reuben E. Fenton，1819—1885）致辞，欢迎以蒲安臣为首的中国使团莅临纽约。这篇简短的致辞折射出了当日美国政界主流人物对中国以及中美关系的看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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范腾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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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的民族和中国人的关系是值得关注的，也是非常有趣的。在政治上、历史上以及地理上，两个民族表现出了很多差异，昭显了很多不同，也揭示了至关重要和涉及利益的种种职责。东方最古老的有组织的政府，现在邀请那种西方发展的趋势以及思想之扩散重新回到东方，而这一点，正如它所表现的那样，乃是文明上的种种经历和诸多进步的结果。换言之，一个最为固定不变的、也因之最为封闭的社会，向最年轻、最自由和进步的国家，伸出了礼尚往来之手；而我绝不怀疑这种交流会给人类带来的巨大价值。我们要去建设一个培育自由、平等和进步的温床，让东方出现一个类似的可以获利的多产的欧洲，也让西方出现一个人口众多和富庶的亚洲，这是我们的天职所在。（欢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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范腾毫不吝啬地赞美蒲安臣使行，认为蒲安臣作为“东方土地上最古老、人口最多以及在很多方面也是最为有趣的政府”的代表回到美国和拜访其他西方国家，乃是“一种文明的进步”，乃至于“在近代外交和交通史上没有其他事件可望其项背，或能为人类带来如此巨大之福祉”。在发言的最后，范腾更画龙点睛地强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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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消说，我们的国家思想首先但也不仅仅是让我们的人民变得最富裕、最自由和最公正，而且我们要积极地把我们的影响延伸到其他国家去，让这种影响越过每一个海洋，进入每一方土地，并且用贸易、基督教和善意去提高和提升所有的人。我们的机制的宗旨，是让我们去认可世界上其他国家的，包括我们自己的人民在内的自由，而我们也将抓住所有机会来发展这一国家情感，因为它对互惠以及互相的永久福祉至为关键。因此，我们很清楚摆在我们面前的鼓励把我们的文明机制贡献于中国人的事情，那就是：我们的自由、才华和事业，而反过来我们则会从中国人的工业、艺术、社会和谐以及和平的处世态度中得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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