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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个人纵然胸中有利在千秋的大业，想以布衣身份在中国办成扭转乾坤的大事，是断无可能的，所以容闳首先要做的事就是在官场上谋到一个正式职务。容闳的幸运之处在于曾国藩赏识和支持他，这比什么都重要。曾氏委派容闳负责筹备江南机械总厂以后，容闳于1865年亲自跑回美国，购买了若干机器，运回上海组装建厂，此即著名的“江南制造总局”，由著名科学家徐寿（1818—1884）主持局务（图13.3）。次年，曾氏即上奏保荐容闳为江苏候补同知，遇缺即补。“同知”是知府的副职，正五品，无定额，因事而设以专责成。1867年，在曾国藩视察江南制造总局的时候，容闳和徐寿进一步提议在总局附近设立中国兵工学校，培养本土技术工程师，以备本国人才之长远独立，并设立翻译馆所，大力引进西学。在曾国藩、李鸿章以及江苏巡抚丁日昌的大力支持下，江南制造总局迅速发展成为中国洋务运动的大本营，融机械制造、西方科学技术翻译和本土人才教育于一体，诚系千古未有之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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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13.3 1865年成立的江南制造总局炮厂内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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到了1870年夏天，天津爆发了一起攻击传教士的案件，成为推动容闳留学事业的一个转折点。当时，天津的天主教传教士在教堂内开设了育婴堂，因为天气炎热，疾病流行，一些儿童不幸夭折，加上一些孩童失踪，民间开始出现外国传教士诱拐儿童后挖眼剖心用来制药的谣言，群情激愤，民众于6月21日前往教堂前示威。法国驻天津领事丰大业（Henri Victor Fontanier）火冒三丈地找驻扎天津的三口通商大臣崇厚对质，要求后者立即出兵弹压，崇厚认为不能轻举妄动，丰大业蛮横异常，拔枪射击崇厚，幸未击中，结果在前往教堂的路上丰大业又举枪射击了正在疏导民众的天津知县刘杰，并重伤了刘府下人一名，围观民众怒不可遏，当场打死了丰大业及其秘书西蒙，进而冲进教堂，残酷地杀死了修女和神父，焚毁了法、美、英等国开办的几所教堂，并捣毁了法国领事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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事件共造成13名法国人、3名俄国人、2名比利时人、1名意大利人和1名爱尔兰人死亡，因此各国都称其为“天津大屠杀”（Tientsin Massacre）。三天之后，法、英、美、德、意等国军舰齐集天津外洋，要求中国惩办凶手。北京朝廷委派直隶总督曾国藩前往调查。曾国藩为了避免交战，把责任全部揽到了中国方面，将天津道台周家勋、知府张光藻、知县刘杰等人撤职查办，决定处死为首20人，流放25人，赔偿法国损失46万两白银，并派崇厚赴法国道歉。但北京和民众都对曾国藩这种处理方式极不满意，全国上下大骂曾氏是卖国贼和软骨头等等。北京借着两江总督马新贻被刺的当口，把曾国藩调去金陵补两江总督的缺，直隶总督由其门徒李鸿章接任。后来李鸿章勉强处理了教案余波，崇厚也赴法国去道了歉，事件算是过去了。李鸿章本人也恰是借着这个机会崛起，并以北洋通商大臣的身份驻扎天津（每年冬天封河后回保定的直隶总督府），参与处理中国的外交通商事务，一直到甲午战争失败以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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天津教案对曾国藩打击异常之大，其“中兴名臣”的声望毁于一旦，让他看到了中国社会的种种弊病，特别是民众对外界事物的不了解和谣言所能造成的破坏力，因此他对容闳的派人留学、改变中国风气的建议更加赞成。从这个角度上说，留美幼童的派遣，多少是中国统治阶层在吸取轰动一时的天津教案的血的经验教训的基础上做出的决定。到1881年，这场留学运动也以失败告终。中国的社会风气并没有多大变化，引起诸多中外争端的地方戕害传教士的教案仍然此起彼伏，例如1897年山东巨野县杀害德国传教士的教案，最后导致了德国逼迫清廷租借青岛，为日后日本占领青岛以及第一次世界大战后的“山东问题”埋下了历史伏笔。到1889年，这种排外的势头演变成更为剧烈的义和团运动，杀害传教士、围攻外国使馆，最后造成八国联军侵华并占领北京，逼迫清廷签订了丧权辱国之《辛丑条约》。当然，教案首先是诸列强侵略中国的帝国主义政策的产物，但就中国社会内部而言，也应该认真而理性地对待外来的宗教和文化的冲击，避免不必要的重大代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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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治十年七月十九日（1871年9月3日），曾国藩和李鸿章分别以两江总督和直隶总督衔，向北京朝廷联衔会奏拟选幼童赴外国学习章程十二条。在这份奏折中，曾、李缕述了中国当下了解海外情形的迫切，提到此前清廷派往欧美的斌椿（即斌椿使团）、志刚和孙家谷（即蒲安臣使团）的前例，认为当此“风气既开”（指洋务运动逐步展开）之际，更应该“亟选聪颖子弟，携往外国肄业，实力讲求”，以“徐图日强”。虽然中国已经开始设立制造局和同文馆等机构，学习欧美制造和语言文字，但他们指出：“设局制造，开馆教习，所以图振奋之基也；远适肄业，集思广益，所以收远大之效也。”因为《蒲安臣条约》的第七条允许中国人前往美国大小官学学习，所以他们建议选择美国为留学地点，日后可以派学生去英国的大学学习，而美国公使也同意到时候一定转达美国政府，让其“妥为照料”中国学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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曾、李提到，出洋留学计划面临选材和经费两大困难。经费方面，预计四年总需120万两银子（图13.4），由上海江海关的税项下按年拨发。更难的是选材，除了聪颖这个标准之外，还应该是“志趣远大，品质朴实，不牵于家累，不役于纷华者”。他们提议让四品衔刑部主事陈兰彬、江苏候补同知容闳专责此事，并在上海设“肄业局”（即通常所谓之“出洋局”，后来规范的正式名称是“幼童出洋肄业沪局”），招考幼童，并预备出洋事宜。每年招30人，四年招收120人，15年后陆续回国，则这批学生“不过三十岁上下，年力方强，正可及时报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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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13.4 英国摄影师约翰·汤姆森（John Thomson）拍摄的1872年北京街头卖水果的小贩。大英图书馆藏，编号1787.d.7。这张照片将中国农民的贫困以及整个社会最底层的日常挣扎状态表现得淋漓尽致。它可以帮助我们体味在这样一个社会里，突然决定耗费120万两白银资助一批学生出洋学习西学，需要多么大的决心和视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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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为都是幼童，出去难免被美国社会改变，于是曾、李二人提议随团设置“翻译教习”，在美国“随时课以中国文义，俾识立身大节，可冀成有用之材”。这两位大学士明白，这些学生“未必皆为伟器”，但人数众多，总有成材者，所以希望达成“拔十得五”的效果，也就是希冀120人之中能够出一半的人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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曾、李会奏的“幼童赴泰西肄业章程十二条”，是规范这一留学计划的大纲，基本内容包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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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条：中国每年选送幼童30名，由中国负责生活费用和学费，到美国“书院”学习，在“学识明通”以后，“量材拔入军政、船政两院”学习，也就是进入军事学校和海军学校学习，相关的入院事宜均照美国章程办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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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条：在上海设局，派三名委员负责，从上海、宁波、福建、广东等处，挑选聪慧幼童，年龄在十三四岁到二十岁之间，已经在中国读书数年，亲属愿送其出洋，由所在地方的地方官，取得幼童亲属的“甘结”即保证书，写明幼童年龄、样貌和籍贯以备案，然后送到上海公局考试，如属聪明并“稍通中国文理”的，留在公局暂住，等候齐集出洋，不合格的撤退送回原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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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条：每年选送幼童30名，四年总计120名。15年后，每年回国30名，由驻洋委员列明各人所长，听候政府派用，“分别奏赏顶戴、官阶、差事”。幼童都是“官生”，即官方派遣留学的学生，不准加入外籍和在外逗留，也不许私自先回而谋别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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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条：赴洋幼童学习一年，如果有“气性顽劣”“不服水土”的“将来难望成就”的学生，由负责的驻洋委员“随时撤回”，这些学生留出的空缺，则由驻洋委员在“金山”即旧金山的华人中，寻找年龄十五岁左右的“西学已有几分工夫”的幼童，随时补入，“以收得人之效”。驻洋委员可以“临时斟酌办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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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五条：驻洋委员将幼童学习的书目、专业等详细注册登记，每四个月考试一次，年终注明等第，详细记录后送到上海，由上海道台转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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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六条：派正副留洋委员二人，每人每月薪水450两银子；翻译一人，月薪250两银子；中国教习二人，每人月薪160两银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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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七条：每年的驻洋公费银大约600两，用于医药、邮资、文册、纸币等各项杂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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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八条：驻洋正副委员、翻译、教习往来川资，每人750两银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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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九条：幼童来回川资及衣物等项，每人790两银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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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十条：幼童驻洋的学费（“束脩”）、生活费（“膏火”）、房租费、衣服、食用等项，每人每年400两银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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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十一条：驻洋委员每年将一年的使用费用，开单知照上海道转报，如果正款有余，就收归国库，即“涓滴归公”，倘若正款不敷使用，由驻洋委员随时知照上海道补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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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十二条：每年驻洋的薪水、生活费等项，约需库平银6万两，以20年计算，总需库平银120万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