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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时同治皇帝尚未亲政，一般的军国大事皆由“两宫皇太后”慈禧、慈安转总理各国事务衙门大臣讨论后上奏，而当时负责总理衙门的正是极力支持曾、李等人搞洋务的恭亲王奕。恭亲王很快表示，曾、李所提议的派遣幼童出洋留学是“实事求是”之举，“应如所奏办理”“章程各条，均属妥协可行”。恭亲王只就第二条招考幼童方面提议说，以前上海、广州等地成立同文馆之时，只是从满汉八旗内的“向习清书翻译子弟”（即学习满洲文字以做翻译的学生）和“汉人世家子弟”内选择，现在留洋幼童，应该不分满汉子弟，只要“质地端谨，文理优长”的就一律送局，“以广人材”。后来恭亲王又建议将幼童年龄限制在十二岁至十六岁，这样学成回国时不至年龄太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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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是一个十分漂亮的规划，眼光宏大、脚踏实地，他们真是要做一番轰轰烈烈的为国家造人才的大事业，是要为万世开太平的。然而，也不是所有人都认可出洋留学的做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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孔夫子一起出洋：对幼童的中国伦理教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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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872年3月1日（同治十一年正月二十二日），曾国藩和李鸿章又联衔上奏，推荐四品衔刑部候补主事陈兰彬为驻洋正委员、江苏候补同知容闳为副委员，并奏请盐运使衔分发候补知府刘翰清负责上海公局事宜，建议所有驻洋和在沪的事宜，均由这几人互相商办。二人同时上奏了一个“挑选幼童及驻洋应办事宜”的清单六条。其中最重要的一项内容是留洋期间幼童也要讲求“中学”，即中国学问，具体办法有两条：第一，学习《孝经》《小学》《五经》以及《国朝律例》等书；第二，每逢“房、虚、昴、星”等日，正副委员要召集所有幼童，宣讲《圣谕广训》，“示以尊君亲上之义”，目的是“不至囿于异学”。“房、虚、昴、星”是中国传统天文历法中二十八宿中的四宿，每隔七日出现一次，按照这个频率，就是每七天要集体讲解学习一次《圣谕广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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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圣谕广训》这本书，是雍正二年（1724年）初清廷在康熙的《圣谕十六条》的基础上，加以扩展并以白话注解后编成的洋洋万言的教化万民之书。每逢朔望两日（即每月的初一和十五），各地官员和将军人等，都要向该地的士绅、学子、官兵和百姓讲习“圣谕”。这是一本通行全国的白话教本，目的正如雍正所言的那样，要把其中的内容做到家喻户晓。现在幼童到了美国后也得学习这本书，而且频率比国内增加了一倍，每个星期需集会一次进行学习，一个月学习四次，一年四五十次，15年留学下来的话理论上要耳提面命地接触900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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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十六条圣谕的第七条，叫“黜异端以崇正学”，注解有640字之多，是十六条注解中文字最多的三条之一（图13.5）。这条之内提倡尊“儒宗”，不鼓励道教、佛教等等，对于西方宗教特别提到说：“西洋教宗、天主，亦属不经，因其人通晓历数，故国家用之，尔等不可不知也。”（“历数”指历法计算方法）这一教条长久以来成为很多士人民众抵制西学特别是西方宗教入华的理论武器。现在让出洋学习“异学”的学生们在美国学习包括这种内容在内的《圣谕广训》，实属莫大的讽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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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13.5 光绪戊申年（1908年）在广州出版的《圣谕广训》内的第七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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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了搞好中学业务，曾、李推荐五品衔监生曾恒忠为翻译，光禄寺典簿附监生叶源濬为教习，一起出洋同往。为了加强这一中国教化，曾、李也提议每年八月颁发时宪书（即清朝皇历）时，由上海江海关转交总税务司，邮递到驻美洋局，每逢“三大节”（包括“万寿圣节”即皇帝生日、冬至和元旦）以及每月的朔望两日，由驻洋委员率领手下诸员和留学幼童“望阙行礼”，即对着北京皇宫的方向行礼。恭亲王对此表示赞成，并进一步提议在洋局设立“至圣先师神位”，即孔子神位，这样诸员和诸生届期可一体行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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曾、李的这份会奏，说明反对幼童留学计划的声音不小，“为往圣继绝学”也是很多人看重的，不能荒废了，所以恭亲王建议加设孔子神位一节，可谓安抚反对派的绝招。长远而言，留美幼童最后被撤回，在这一层中学的问题上，早就埋下了失败的伏笔。其实，中国历来之官派留学，总或多或少有一些类似的举措，或者委派本国监督召集学生定期碰头，或者分派本国报纸以影响他们的脑袋，在生活于留学目的地国家的留学生中间产生的效果却经常和预想的不一样。我们在海外之所以把一些本来设计得很好的事情做坏了，跟把中国的做事路数和条条框框照搬到海外去，有着莫大的关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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懵懂的孩童：沪局选拔出洋人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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留学大纲设定后，沪局立即设立，开始招生。第一批30人中，来自中国北方地区的只有山东济宁的石锦堂，广东籍的高达24人，江苏3人、安徽1人、福建1人。在总计四批120名官费幼童中，从籍贯来看，北方省份的只有山东石锦堂1人（占总数的0.8%），其余都是来自南方省份，包括广东83人（占69.2%）、江苏22人（占18.3%）、浙江8人（占6.7%），安徽4人（占3.3%）、福建2人（占1.7%）。就赴美时年龄而言，是从10岁到16岁，其中10岁的有11人、11岁的21人、12岁的29人、13岁的29人、14岁的23人、15岁的3人、16岁的1人，都是名副其实的幼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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就家庭背景而言，这120人中，没有一人来自天潢贵胄之家，或是高官名将之门，都是像容闳一样的清一色的出身贫寒的农家子弟，出国留洋是父母家人们所能看得到的一条不算坏的生路。第二批幼童中的广东香山人李恩富就是如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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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中国听说李恩富这个人的恐怕不多。他是留美幼童之一，召回中国后办过报纸，后来重新回到美国耶鲁大学完成了学业，此后留在美国，成为一名著名的记者，在美国兴起反华浪潮的19世纪80年代曾经奋笔疾书，为华工和中国人的在美权益而斗争。1887年，他在波士顿一家出版社出版了个人自传《我在中国的童年》（When I Was a Boyin China），全书十二章，回忆了从香山县的家乡如何一路到了美国，并介绍了很多中国的风土人情（图13.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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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13.6 李恩富的自传《我在中国的童年》一书的扉页，左系李恩富照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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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恩富1861年初出生于香山县一个村子，六岁入私塾读书，由《三字经》《千字文》等发蒙，一路念到了《大学》《中庸》《论语》和《孟子》这四书以及《春秋》，他在回忆他的私塾生活的时候评论说：“学校低年级的学生总是由一名老师教课，任课教师加上几名助理的模式在中国行不通。中国的校长必须是大权独揽的，他是手下所有人的君王，在他的地盘上没有一个人敢冒犯他。”这无疑是李恩富日后对比中美教育模式时候的感慨之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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留洋沪局设立之后，碍于当时的通信手段，除了上海、北京等几个主要的都市地区，并没有多少人知悉这个消息。李恩富有个姨夫在上海的洋行内做买办，觉得留洋是条不错的出路，于是打发李恩富的表兄回到家乡，对李恩富的母亲（李氏父亲已于三年前病故）历数当下洋务的新举措和留洋的好处。李母一个人要拉扯三个儿子，境况可想而知，同意让李恩富去留学谋个出路。一个月后，李恩富对母亲磕了四个头，告别亲人，随表兄去了上海，第一次惊讶地见到了红头发、身着窄袖衣服的外国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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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恩富在上海公局内住了一年，学习英文和中国历史文化等等课程。从他的记载来看，除了周日休息之外，其余时间都用在了学习课程上面，每天下午4点半放学，6点吃晚饭，8点听教师讲中国历史，9点上床休息，是很紧凑的预备训练。1873年5月，40名学生参加沪局的选拔考试，主要测试英文，但平时表现也都列入考核范围。李恩富等30人通过了考核，被授予“童生”的荣誉，各人的老家都张贴了金字喜报，布告乡里，光宗耀祖。李恩富等得中的30人，乘着体面的轿子，正装前往拜见上海道台和美国驻上海领事。到了6月，这批官生从上海乘船奔赴美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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热闹十载终成空：幼童留洋生活与最后的撤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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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872年8月11日（同治十一年七月初八日），首批30名学生在陈兰彬的带领之下，从上海出发，经日本横滨后，于一个月之后抵达旧金山，然后乘坐火车抵达耶鲁大学所在的康涅狄格州。这批孩子被美国称为“中国教育计划男童”（CEM boys，CEM即Chinese Educational Mission）（图13.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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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13.7 1872年第一批抵达旧金山的中国幼童中的六名学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