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留学大纲设定后，沪局立即设立，开始招生。第一批30人中，来自中国北方地区的只有山东济宁的石锦堂，广东籍的高达24人，江苏3人、安徽1人、福建1人。在总计四批120名官费幼童中，从籍贯来看，北方省份的只有山东石锦堂1人（占总数的0.8%），其余都是来自南方省份，包括广东83人（占69.2%）、江苏22人（占18.3%）、浙江8人（占6.7%），安徽4人（占3.3%）、福建2人（占1.7%）。就赴美时年龄而言，是从10岁到16岁，其中10岁的有11人、11岁的21人、12岁的29人、13岁的29人、14岁的23人、15岁的3人、16岁的1人，都是名副其实的幼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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就家庭背景而言，这120人中，没有一人来自天潢贵胄之家，或是高官名将之门，都是像容闳一样的清一色的出身贫寒的农家子弟，出国留洋是父母家人们所能看得到的一条不算坏的生路。第二批幼童中的广东香山人李恩富就是如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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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中国听说李恩富这个人的恐怕不多。他是留美幼童之一，召回中国后办过报纸，后来重新回到美国耶鲁大学完成了学业，此后留在美国，成为一名著名的记者，在美国兴起反华浪潮的19世纪80年代曾经奋笔疾书，为华工和中国人的在美权益而斗争。1887年，他在波士顿一家出版社出版了个人自传《我在中国的童年》（When I Was a Boyin China），全书十二章，回忆了从香山县的家乡如何一路到了美国，并介绍了很多中国的风土人情（图13.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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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13.6 李恩富的自传《我在中国的童年》一书的扉页，左系李恩富照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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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恩富1861年初出生于香山县一个村子，六岁入私塾读书，由《三字经》《千字文》等发蒙，一路念到了《大学》《中庸》《论语》和《孟子》这四书以及《春秋》，他在回忆他的私塾生活的时候评论说：“学校低年级的学生总是由一名老师教课，任课教师加上几名助理的模式在中国行不通。中国的校长必须是大权独揽的，他是手下所有人的君王，在他的地盘上没有一个人敢冒犯他。”这无疑是李恩富日后对比中美教育模式时候的感慨之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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留洋沪局设立之后，碍于当时的通信手段，除了上海、北京等几个主要的都市地区，并没有多少人知悉这个消息。李恩富有个姨夫在上海的洋行内做买办，觉得留洋是条不错的出路，于是打发李恩富的表兄回到家乡，对李恩富的母亲（李氏父亲已于三年前病故）历数当下洋务的新举措和留洋的好处。李母一个人要拉扯三个儿子，境况可想而知，同意让李恩富去留学谋个出路。一个月后，李恩富对母亲磕了四个头，告别亲人，随表兄去了上海，第一次惊讶地见到了红头发、身着窄袖衣服的外国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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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恩富在上海公局内住了一年，学习英文和中国历史文化等等课程。从他的记载来看，除了周日休息之外，其余时间都用在了学习课程上面，每天下午4点半放学，6点吃晚饭，8点听教师讲中国历史，9点上床休息，是很紧凑的预备训练。1873年5月，40名学生参加沪局的选拔考试，主要测试英文，但平时表现也都列入考核范围。李恩富等30人通过了考核，被授予“童生”的荣誉，各人的老家都张贴了金字喜报，布告乡里，光宗耀祖。李恩富等得中的30人，乘着体面的轿子，正装前往拜见上海道台和美国驻上海领事。到了6月，这批官生从上海乘船奔赴美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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热闹十载终成空：幼童留洋生活与最后的撤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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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872年8月11日（同治十一年七月初八日），首批30名学生在陈兰彬的带领之下，从上海出发，经日本横滨后，于一个月之后抵达旧金山，然后乘坐火车抵达耶鲁大学所在的康涅狄格州。这批孩子被美国称为“中国教育计划男童”（CEM boys，CEM即Chinese Educational Mission）（图13.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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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13.7 1872年第一批抵达旧金山的中国幼童中的六名学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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按照先期抵达美国布置留学事宜的容闳的安排，学生们分散住到康州河谷地区（Connecticut Valley）的美国家庭里。原本计划是每个家庭安置两名幼童，讵料申请的家庭多达122家，30名幼童完全不够分配，美国家庭和当地社会的这种巨大的热情，让幼童和洋局负责官员都感到成功可期。容闳将洋局设立在了距离康州省会哈德福城（Hartford）以北不远的麻省的春田镇（Springfield），这样从春田镇到哈德福城到耶鲁所在的纽黑文，可谓三点一线，方便管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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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三、四批幼童分别于1873年、1874年和1875年抵达美国，和他们同行的其实还有几名自费生，都是沪局考试落榜的幼童，但因为对这项留学事业的信心和前途的期盼，宁愿自费前往留学。当时所有的学生都怀抱着在美国留学十五年的梦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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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美国加州登陆后，初来乍到的孩子们面对着各个方面的巨大冲击（图13.8）。例如1873年夏，13岁的李恩富初抵旧金山的时候，对这里的高楼大厦、天然气、自来水、电子时钟和电梯等等“摩登的便利条件”（modern conveniences），都充满了无限的好奇。在从旧金山乘火车到美国东部的时候，李恩富一行的列车在一天夜里竟然遇到了一队火车劫匪。在火车忽然停下后，他们听到了枪响和乘客的尖叫，李恩富等人惊恐地站起来使劲地往车窗外看发生了什么，结果看到不远处有两个大盗正双手握着转轮手枪面对着他们，一行人吓得魂飞魄散。老师们赶紧让学生们趴下，这群吓得要死的孩子们立即趴在地上，和老师们一起颤抖着求中国的老天爷和各路菩萨神仙土地公公来救命。好在劫匪只有五人，是为了抢劫车上的金条，他们毁坏了火车引擎、杀死了司机，但并没有伤害乘客的性命，第二批官生算是有惊无险，后来也按期抵达了春田镇报道。李恩富后来回忆说：“此一美国文明之章节，算是永久地刻在了我们脑袋里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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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13.8 第三批幼童的前两名唐绍仪（右）和梁如浩（左）的合影，从背景布置的风格来看，这可能是他们初抵美国时的合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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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国寄宿家庭的女主人维乐女士（Ms. H. R. Vaille）第一次来春田镇的洋局带李恩富回家的时候，激动地抱住了这个穿着长袍马褂的中国小孩，并亲切地吻了一下他的脸蛋，这让其他的孩子哄堂大笑，李恩富的脸也唰地一下子就红了，这是他出生以来第一次被人亲吻。在李恩富和另一位同学到了寄宿家庭后不久，赶上了周日，维乐女士和她11岁的儿子告诉家里的两名中国孩子说大家一起去“礼拜日学校”（Sabbath-school）。李恩富二人当时的英语词汇还很有限，只听懂了“学校”这个词，高兴地以为要去学校报到了，于是开始收拾衣服和书本，维乐女士见状连忙告诉他们不需要带什么书。四人一起离家出发后，李恩富二人很快意识到他们来到的不是学校，而是镇上的“第一教会”（the First Church）。李恩富的伙伴用中文对他说：“这是个教堂。”二人偷偷地打量了一番，看到人们站起来唱歌，确认了这真的是一所教堂，二人慌忙低声说：“教堂！教堂！”飞也似地跑出去，一路狂奔到家里的房间内，维乐女士和她的儿子在教堂外没有能追得上他们两个，就又回到教堂内了。从这个故事里，我们可以看到《圣谕广训》中“黜异端以崇正学”的这一教条对这批孩子的深刻影响。当然，随着时间的推移，这批孩子入乡随俗，不仅不再排斥教会，而且积极参与教会的活动，有的甚至受洗成了教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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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是一批十分聪慧的孩子，他们在美国从预备高中到大学，一路得到了当地接待家庭、教会、任课老师和校长的一致肯定，都是十分踊跃、积极好学的学生（图13.9）。当时的美国社会对中国了解极少，这批学生积极参与到当地社区的社会活动之中去，为中美文化交流做出了不可磨灭的贡献。例如，在哈德福城的中国学生，认识了三四年前刚刚搬到这所城市的大文豪邻居马克·吐温，并经常和马克的女儿跳舞，而马克·吐温的作品中有关中国的记载以及对华工恶劣待遇的抨击，未尝不是和他与中国留美学生的接触以及对这批孩子的热爱有关。直到今天，在春田地区的博物馆，仍旧陈列着很多有关留美幼童的文物，当地的图书馆和档案馆，也有大批留美幼童的资料，是直到现在学者们呈现幼童十年留美生涯的主要参考资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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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13.9 1881年耶鲁赛艇队合影，前排中间的系舵长（coxswain）钟文耀（Chung Mun Yew），钟文耀属于第一批留美幼童，广东香山县人氏。耶鲁大学图书馆藏，照片编号3237。公有领域图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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描述这批学子的留美学习和生活的优秀的作品和历史纪录片都是有的，本书就不再重复了，但偶尔也有一些有趣的轶事，可资丰富细节。例如，2004年12月21日，耶鲁大学历史学系的中国史教授白彬菊博士（Dr. Beatrice S. Bartlett）在该校容闳铜像揭幕典礼的演讲中，提到了有关留美幼童的一个故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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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些中国孩子非常非常聪明。曾经在哈德福高中和其他一些孩子同窗共读的威廉·莱恩·菲尔普斯（William Lyon Phelps）教授，就非常钦佩他们学习拉丁文的能力，也非常羡慕他们在高中舞会上赢得所有女孩芳心的魅力（显然他没有能赢得女孩子的青睐）。就在去年，当我随手翻阅我曾舅父列奥纳德·达吉特（Leonard Daggett）关于1884届班级的自传时，看到他不无忧郁地承认说，他本来可能成为一门课的第一名，但遗憾的是被一名聪明的中国学生抢了先。这名学生就是李恩富，他以优秀毕业生（Phi Beta Kappa）毕业，并且留在了美国，他的曾孙后来也来到耶鲁求学，成为一名雅礼协会学士（Yale-China Bachelor），而且在我们的东亚研究委员会中工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