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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13.8 第三批幼童的前两名唐绍仪（右）和梁如浩（左）的合影，从背景布置的风格来看，这可能是他们初抵美国时的合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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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国寄宿家庭的女主人维乐女士（Ms. H. R. Vaille）第一次来春田镇的洋局带李恩富回家的时候，激动地抱住了这个穿着长袍马褂的中国小孩，并亲切地吻了一下他的脸蛋，这让其他的孩子哄堂大笑，李恩富的脸也唰地一下子就红了，这是他出生以来第一次被人亲吻。在李恩富和另一位同学到了寄宿家庭后不久，赶上了周日，维乐女士和她11岁的儿子告诉家里的两名中国孩子说大家一起去“礼拜日学校”（Sabbath-school）。李恩富二人当时的英语词汇还很有限，只听懂了“学校”这个词，高兴地以为要去学校报到了，于是开始收拾衣服和书本，维乐女士见状连忙告诉他们不需要带什么书。四人一起离家出发后，李恩富二人很快意识到他们来到的不是学校，而是镇上的“第一教会”（the First Church）。李恩富的伙伴用中文对他说：“这是个教堂。”二人偷偷地打量了一番，看到人们站起来唱歌，确认了这真的是一所教堂，二人慌忙低声说：“教堂！教堂！”飞也似地跑出去，一路狂奔到家里的房间内，维乐女士和她的儿子在教堂外没有能追得上他们两个，就又回到教堂内了。从这个故事里，我们可以看到《圣谕广训》中“黜异端以崇正学”的这一教条对这批孩子的深刻影响。当然，随着时间的推移，这批孩子入乡随俗，不仅不再排斥教会，而且积极参与教会的活动，有的甚至受洗成了教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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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是一批十分聪慧的孩子，他们在美国从预备高中到大学，一路得到了当地接待家庭、教会、任课老师和校长的一致肯定，都是十分踊跃、积极好学的学生（图13.9）。当时的美国社会对中国了解极少，这批学生积极参与到当地社区的社会活动之中去，为中美文化交流做出了不可磨灭的贡献。例如，在哈德福城的中国学生，认识了三四年前刚刚搬到这所城市的大文豪邻居马克·吐温，并经常和马克的女儿跳舞，而马克·吐温的作品中有关中国的记载以及对华工恶劣待遇的抨击，未尝不是和他与中国留美学生的接触以及对这批孩子的热爱有关。直到今天，在春田地区的博物馆，仍旧陈列着很多有关留美幼童的文物，当地的图书馆和档案馆，也有大批留美幼童的资料，是直到现在学者们呈现幼童十年留美生涯的主要参考资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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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13.9 1881年耶鲁赛艇队合影，前排中间的系舵长（coxswain）钟文耀（Chung Mun Yew），钟文耀属于第一批留美幼童，广东香山县人氏。耶鲁大学图书馆藏，照片编号3237。公有领域图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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描述这批学子的留美学习和生活的优秀的作品和历史纪录片都是有的，本书就不再重复了，但偶尔也有一些有趣的轶事，可资丰富细节。例如，2004年12月21日，耶鲁大学历史学系的中国史教授白彬菊博士（Dr. Beatrice S. Bartlett）在该校容闳铜像揭幕典礼的演讲中，提到了有关留美幼童的一个故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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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些中国孩子非常非常聪明。曾经在哈德福高中和其他一些孩子同窗共读的威廉·莱恩·菲尔普斯（William Lyon Phelps）教授，就非常钦佩他们学习拉丁文的能力，也非常羡慕他们在高中舞会上赢得所有女孩芳心的魅力（显然他没有能赢得女孩子的青睐）。就在去年，当我随手翻阅我曾舅父列奥纳德·达吉特（Leonard Daggett）关于1884届班级的自传时，看到他不无忧郁地承认说，他本来可能成为一门课的第一名，但遗憾的是被一名聪明的中国学生抢了先。这名学生就是李恩富，他以优秀毕业生（Phi Beta Kappa）毕业，并且留在了美国，他的曾孙后来也来到耶鲁求学，成为一名雅礼协会学士（Yale-China Bachelor），而且在我们的东亚研究委员会中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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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9年10月，我在看到白彬菊教授的这个发言稿之后，和她通过电子邮件取得了联系，想知道有没有关于这个故事的更多细节。我在康奈尔大学读博士学位的时候，曾经帮助白教授校对过她的一份中国历史档案文章中的拼音部分，不料她为了表示感谢，竟然慷慨地把她收藏了几十年的一套中国台湾出版的线装本《热河日记》邮寄给我，让我大为感动。这次我因李恩富的故事再联系她，也没有想到91岁高龄的她迅速回复电子邮件，告诉我说当年的文件都散失了，但同时提到：“我的曾舅父的确说过类似这样的话：我在班上做得一直非常好，直到一名中国学生抢到了我前头去。”这个故事再次证明留美幼童们优秀的成绩，给美国同学留下了深刻印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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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而，到了1881年，留美教育计划戛然而止，次年所有学生被召回国，绝大部分没有完成学业。这一惨剧的发生，有着多种原因。首先是外部大环境的改变。当时美国西部开始掀起排斥华工的浪潮，而且在1880年的时候美国特意派安吉立（James B. Angell）为新任驻华公使，赴北京定点修改了《蒲安臣条约》中规范的华工入美的规定；此时，美国的西点军校等军事学院和海军学院也未能按照先前的约定招收中国学生，但却在招收日本学生，这让曾、李等人一开始设定的富国强兵的目的顿遭大的挫折。其次是内部的矛盾。驻美留洋公局自成立以来，一直为各种矛盾所缠绕。陈兰彬和容闳办事路数迥然不同，陈氏没有接受过西学教育，所以他侧重中学，认为容闳过于强调西学，疏忽了中学的监督，而容闳则以自己的标准来管理学生，所以二人之间时有龃龉，这些矛盾也都通过他们各人和其他驻局官员反馈到了北京朝廷和李鸿章那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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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878年秋，陈兰彬被北京任命为中国首任驻美公使，容闳为副使，为了缩减开销，北京决定裁撤驻洋公局，由容闳监管留洋事务。陈兰彬和容闳很快南下华盛顿就任，北面留学生事务由陈兰彬奏请驻西班牙参赞、翰林院编修吴嘉善（即吴子登）接任。吴嘉善虽然有驻外使节的经历，但此人认为留美幼童西化严重，所以抵任以后强化中学监管，并向北京汇报洋局管理不善，问题严重，诸生将来回国恐一事无成，云云，建议考虑终止这一留学计划。李鸿章在获悉这批留学生可以转去英、法、德等欧洲国家继续留学，并且可以进入这三国的军事院校之后，也对考虑撤回留美学生表示了默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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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后，陈兰彬、吴嘉善、容闳、李鸿章等人围绕全撤、半留半撤等方法激烈讨论了半天，一直在哈德福城照料留学生的容闳的老朋友杜吉尔牧师（Rev. Dr. Joseph Twichell）、耶鲁大学校长诺亚·波特（Noah Porter）、马克·吐温甚至前美国总统格兰特（Ulysses Grant）都出面写信给中方，建议继续留美计划，不要撤回。但是，1881年6月8日（光绪七年五月十二日），北京的总理衙门做出了最后的决定：“趁各局用人之际，将出洋学生一律调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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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881年7月9日，哈德福城的驻美肄业局关门，留学生们以很快的速度分三批经旧金山和日本乘船回国。到10月，当时在美的94名学生全部回抵中国。中国历史上第一次官派出洋留学就这样突然收场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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百年遗恨：世界瞩目的人才大计的失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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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873年6月，李恩富等第二批官生从上海乘船出发，一周后抵达日本横滨。这次乘船和在日本中途休息，让这批孩子第一次看到了轮船蒸汽机，亲眼目睹了能在地上跑的冒着蒸汽的“火车”。他们发现了日本人也正在跟他们一样学习西洋的东西，而且能够和他们以汉字笔谈的日本人也崇拜孔夫子。他们当时还没有意识到的是，这已经是从1868年开始的明治维新的第五个年头，他们所见的是一个正在朝着欧美工业化迅速奔跑中的明治日本，是一个逐步抛弃中国路数的朝着欧美方向蓬勃发展中的新帝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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也就在这批学生中途参观日本然后开赴美国的同时，在北京发生了一件大事，即在这年刚刚亲政的同治皇帝于6月29日首次接见了六个国家的驻京使臣，包括英、法、俄、美、德五国公使，以及来自“同文之国”的日本全权大使副岛种臣。副岛种臣访华的目的是和中国互换1871年9月中日签订的《修好条规》，但他同时也肩负着打听北京对台湾和朝鲜的政策的任务。此时的日本除了开始谋求侵占琉球、染指台湾之外，国内也已经开始出现了西进“征韩论”等声音，而中国与朝鲜之间紧密的宗藩关系，让日本不得不弄清楚中国的政策。为了这一目的，在朝日江华岛事件爆发之后（1875年9月20日，日本军舰“云扬”号突入朝鲜江华岛水域，遭到朝军炮击，双方发生交火），日本政府派遣森有礼（1847—1889）为新任驻华公使赴北京讨论朝鲜问题（图13.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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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13.10 森有礼照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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森有礼1847年生于鹿儿岛，1865年赴伦敦大学学院留学，后转赴美国。1870年出任驻美少辨务使，后任代理公使。1873年7月从美国归国后出任外务大丞。森氏倾力于日本近代启蒙教育，1873年（明治六年）与福泽谕吉等人共同创办了著名的“明六社”，推广启蒙教育。1885年担任伊藤博文内阁的首任文部大臣，协助伊藤博文大刀阔斧地进行教育改革。1889年2月11日也就是日本帝国宪法颁布当日遇刺，翌日身亡。森氏被称为“日本现代教育之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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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876年1月抵达北京的时候，森有礼刚刚29岁。在北京同总理衙门五六十岁的大臣们辩论了几个回合以后，这位年轻的日本外交官在给他父亲的家书中说：“清国政府于百事固守旧例，改进之道颇为暗淡，谈事之时，甚为不便。”不久，森有礼奔赴保定的直隶总督府拜见直隶总督兼北洋大臣李鸿章。1月26日，森李二人举行了第一次会谈，其中二人就中西学问以及留美幼童教育项目做了一番谈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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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问：中西学问何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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森答：西国所学，十分有用，中国学问，只有三分可取，其余七分仍系旧样，已无用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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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问：日本西学有七分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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