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萝卜与大棒:美国对华人移民的反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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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国政坛同期也开始面临日益突出的华工移民问题,而最初的潮流是鼓励这种廉价华工劳动力的输入。1849年,旧金山市长约翰·吉瑞(John Geary)特别举行了一个欢迎中国人前来加州的仪式。1850年9月,加州正式加入美国联邦政府,成为第31个州。1852年,加州第二任州长约翰·麦克杜格尔(John McDougal)鼓励中国移民去整理萨克拉门托河三角洲(Sacramento River Delta)的大片沼泽地,而中国人在短短的时间内将这片面积达500万英亩(2万平方千米)的地方改造成了世界上最为富庶的农田之一。勤奋的中国人拯救了亟待开发和改造的美西。19世纪60年代末,华人已经占爱达荷州和蒙大拿州人口的三分之一,大部分从事矿业,此外主要是经营洗衣店、饭馆和小杂货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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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865年美国中央太平洋铁路公司在全加州高薪招募跨洲铁路修建工人,而白人应召者寥寥无几,于是公司老板查尔斯·克罗克(Charles Crocker)尝试着招聘了50名华人,但担心这些身体矮小的中国人可能受不了修铁路的体力活。结果,这批华工证明了自己的耐力和实力。截至1867年,在该公司12 000名建筑工人队伍中,华工占了75%以上。当然,这批华工也遭受了各种苦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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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时美国政坛总体风向是看到了华工的价值,鼓励他们继续为美国出力。1868年6月23日,在纽约市举行的欢迎作为中国钦差的美国前驻华公使蒲安臣的晚宴讲话中,就包括纽约州众议员爱德华兹·皮尔庞特(Edwards Pierrepont)发表的有关对待中国劳工的演讲。皮尔庞特提到,美国历史上曾经发生过仇视外国劳工的现象,特别是爱尔兰劳工(爱尔兰人移民北美洲由来已久,但在1845—1850年的爱尔兰“马铃薯大饥荒”中大约有上百万人移民到了美国),而“美国劳工们认为这些爱尔兰劳工将会让劳动力变得便宜,减少他们的工薪,甚至于一些政客们也认可这种偏见,并反对外来移民。”现在,皮尔庞特强调,大批中国劳工因为贫穷和人口过剩而迁到了加利福尼亚,“那些爱尔兰劳工曾经在新英格兰和纽约所受到的偏见,现在同样地发生在加利福尼亚的华工身上,而当地也通过了一些限制中国移民的法令”。然而,皮尔庞特说,当此跨洲的太平洋铁路正在热火朝天地修建之时,华工从西而东、爱尔兰劳工和德国劳工自东而西,不久就会跨过伟大的山脉而相遇;“美国最需要的是人工劳力,而中国最需要的恰是输出这些劳力,这是多么互惠互利啊!”(图14.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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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14.1 位于波士顿哈佛大学校园附近的剑桥公园(Cambridge Common)内的爱尔兰大饥荒纪念碑,由前爱尔兰总统玛丽·罗宾逊(Mary Robinson)于1997年7月23日捐建。笔者2017年6月摄。纪念碑表现了一个身着上流社会衣服的男士和安详地趴在他肩头的孩子,以及一个饿得皮包骨头的妇女和她照样深受饥饿之苦的孩子,两个大人互相朝着对方伸着手,一高一下,一张一弛,传递着强烈的人类社会的道德和公义等方面的信息。其背后刻着一句话:Never again should a people starve in a world of plenty。(任何民族都不应再在一个富足的世界中挨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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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样是在这种美好理想和进步主义的指导之下,蒲安臣代表中国政府与华盛顿于1868年7月签署了天津条约附属条约,其中第五款鼓励两国自由移民,这进一步为中国移民进入美国打开了方便之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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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而,皮尔庞特众议员的美好理想并没有实现,在美华工遭受了远比爱尔兰和其他欧洲劳工还要痛苦而悲惨的命运。1869年5月,皮尔庞特提到的美国跨洲铁路东西合龙,修建完毕,从美东到美西原本需要6个月的路程大大缩减为6天,而中国劳工并没有特别的收获,相反,他们的尸骨装船运回祖籍的却比比皆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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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时赶上了美国1861—1865年内战结束,大批解甲归田的白人士兵离开了饱受战火摧残的美东,坐着火车一周后就来到了美西,成为一批新的白人移民。但他们在加州遇到了经济问题,找工作很难,于是把经济上的责任转嫁给中国移民。1870年6月30日,《纽约论坛报》(New-York Tribune)发表了一个记者的社论,称中国人和黑人一样愚蠢,不配在这样一个民主社会中生活,而“现在要紧的不是讨论和做决定,而是付诸行动”。这完全是赤裸裸地号召暴力排华,而这种仇恨也照样在美西蔓延开来,针对华人的暴力袭击开始出现。自此,美国总体趋势开始向排华发展,惨剧接连不断。1871年10月24日,500余名白人男子冲进洛杉矶唐人街抢劫和杀害华人居民,造成18名华人遇害的大惨案。1872年,马克·吐温出版了半自传体作品《苦行记》(RoughingIt),在第54章中描述了旧金山附近的中国移民群体的生存状态和遭受的社会歧视与不公,他写道:“就在我写这些文字的时候,又看到新闻说在光天化日的旧金山的大街上,一些男孩子用石头把一个无辜的中国人打死了,尽管有一大批人目睹了如此无耻的行径,却没有一个人站出来干预。”这可谓当日华人移民群体在当地社会地位的一个缩影,说明针对华人的暴力事件早在《排华法案》出台前十多年就已经在加州频繁出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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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人除了被称为“苦力”之外,还被蔑称为“中国佬”(Chinaman),而在这个时期,美国的很多报纸和画册开始塑造一个“中国佬约翰”(John Chinaman)的蔑称,通常是一个留着长辫子的华人戴着苦力帽子,后来衍生出一副中国官老爷模样的“孔夫子约翰”(John Confucius)的形象。沿着这个路子,英美最终出现了登峰造极的“傅满洲博士”(Dr.Fu Manchu),这一阴险、邪恶、狡诈的中国人甚至东方人的形象,于20世纪前半期在欧美小说、电影作品中常见。直到现在,一些欧美影视作品中的中国人或者东方人的形象,仍旧没有摆脱19世纪以来歧视华人移民的历史阴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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阻止中国妇女移民美国:1875年《佩志法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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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在一些欧美影视作品和广告在呈现中国或者东方女性的时候,其衣着打扮、举止言谈,常常让人联想到以前的青楼女子,而这一层文化隔阂也照样可以追溯到19世纪中期以来歧视华人移民的历史中去,甚至带有当事人已经觉察不出来了的隐藏在历史记忆之中的排外主义和种族主义的信息。当年,随着中国移民涌入加州一带,美国人之前责备爱尔兰劳工抢占了美国工人饭碗的事情,也照样发生在中国移民身上,反对华人移民开始愈演愈烈,而华人女性却成了最早受害的群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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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875年,美国通过了由加州众议员佩志(Horace Francis Page,1833—1890)提出的《佩志法案》(Page Act),此系该国建立以来第一个限制性的联邦移民法案,其主要的针对对象是中国妇女,因为佩志等人认为很多中国妇女来到美国后卖淫,造成道德和社会的危害,应予禁止。当时美国医学协会(American Medical Association)也认为中国人携带了一些他们自身可以免疫但白人们感染之后必死无疑的病毒,而中国的卖淫妇女恰是传播这些病毒的媒介。中国的一夫多妻制,更加剧了当地的这种心理恐慌。在《佩志法案》的影响下,加州一带的中国妇女人口比例从1870年的占华人人口的6.4%骤降到1880年的4.6%,这对很多华人移民而言是雪上加霜之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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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一个以人的劳动力为最重要的资本的新开垦区,最初的移民群体中总是男性为主,性别不平衡的现象也就会导致很多相关的社会和政治问题。自华人移民到加州一带之初,就是以男性为主,中国女性移民到彼处的只是男性移民的十分之一,而很多最初抵达美西的中国女性沦为妓女,这种情况和最早一批从美东抵达美西的白人女性是一样的。所以,美西华人中间有很多人娶了照样处于美国社会底层的爱尔兰女性移民为妻,故而在美国的第一代华裔中间有很多是亚欧混血儿,这也是为何今天很多带有华人血统的美国人已经看不出来多少明显的亚洲特征的历史因素之一。自1875年《佩志法案》通过之后,很多在美华工要想在当地娶中国妻子组成一个家庭变得更为困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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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佩志法案》正式名称为《移民政策补充法案》(An Act supplementary to the acts in relation to immigration),但因为其限制的移民对象而被称为《排斥东方人法案》(Oriental Exclusion Act),再进一步而言,就是一部赤裸裸地排斥中国妇女移民的法案。因此,中国在美妇女移民群体其实是最早受害的。这个法案终结了之前可以自由移民的所谓“开放边境”(open borders)时代,更为日后以排斥中国男性劳工为主的《排华法案》开了先例(图14.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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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14.2 1876年2月18日,美国纽约的《哈珀斯周刊》刊发的名为“中国人问题”(The Chinese Question)的时事漫画。画中描述了美国哥伦比亚女神从一群手持手枪和匕首的暴徒手中拯救一个留着辫子的中国人,并对暴徒说:“收手吧,绅士们!美国意味着平等对待所有的人。”画中的中国人和女神身后,是一面攻击中国人为“苦力”“奴隶”“野蛮人”“邪恶的人”等等的标语墙,而暴徒身后的远景则是反对取消种族隔离制度的画面,其右侧是已遭焚毁的“有色人种孤儿收留院”(Coloredorphan asylum),左侧的树上吊着一个绳子做的绞环,乃是美国社会中一些白人至上主义者动用私刑绞杀黑人的符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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排华高潮:1882年《排华法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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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国当时的排华可谓紧锣密鼓。紧随《佩志法案》之后,1876年,共和党推动国会全面调查中国移民的涌入对美国社会造成的道德与物质方面的影响,虽然有美国绅士傅列秘(Frederick Alonzo Bee,1825—1892)站在华人一方坚决反对仇视和排斥华人,该委员会最后还是做出了不利于华人移民的结论。1877年,加州成立了反华的劳工党(Workingmen’s Party),其党魁在一次演讲的最后大声喊道:“中国人必须走!”(“The Chinese must go!”) 1879年,这个党推动了在加州宪法中增加两条反华的修正案,限制美国公司雇用中国人,并剥夺中国人的选举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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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880年,美国派密歇根大学校长安吉立作为特使,前往中国商讨修改1868年《蒲安臣条约》中有关中国移民的规定。《蒲安臣条约》的第五款内规定两国人民可以随便自由往来,到彼此国家游历、贸易或久居等等,但并没有涉及“华工”字样。安吉立此行就是要讨论华工,他在递交给总理衙门的照会中说,华工赴美后价钱低廉,影响了美国工人的工作,中国政府最好能够答应修改1868年条约,禁止中国除了贸易、游历和学习之外的其他人进入美国,并允许美国对赴美华工人数做出限制。总理衙门对安吉立的禁止意见并不表示赞成,并且说华工工好价廉对中美双方都是好事。几经会谈之后,总理衙门认为居住在旧金山的华人已达数万,在当地与“土人”(美国人)以及劳工党等时有龃龉,倘若不通过修约加以一定的限制,日后万一酿成事端,恐累及商贸等其他方面,于是最终同意与安吉立修约,并在1880年11月17日签署了总计四款的《中美续修条约》,或称《安吉立条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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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安吉立条约》在中美关系史上首次明确了“华工”的基本概念,即除了贸易、游历和学习之外的其他中国人都可以被划入“华工”范围之内。通过这一条约,美方一举堵死了华人自由赴美的道路,并向北京强调了其单方面出台法律限制赴美中国人人数等等的权力,为其最终推出《排华法案》铺平了道路。安吉立使团只有三个人,却挫败了一个大清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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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880年,加州又通过禁止“蒙古利亚人”(指中国人)和白人通婚的法令,其余六个西部州也群起仿效。复经种种准备和宣传鼓动,1882年5月6日,美国第21任总统切斯特·阿瑟(Chester Arthur)正式签署了《实施有关中国人的条约规定的法案》(An act to execute certain treaty stipulations relating to Chinese),俗称《排华法案》(Chinese Exclusion Act),以法律形式禁止中国人移民美国,并禁止美国的联邦、州和地方法院允准中国人归化。该法案只允许六类中国人可继续进入美国:(1)教师;(2)学生;(3)旅游者;(4)持合法文件返回美国的劳工;(5)商人及其家人;(6)外交官及其家人(图14.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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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14.3 1882年《排华法案》首页,现在美国所有的中学学生都被要求习知这一历史事件,尽管很多人对具体内容并不清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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