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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15.7 位于华盛顿杜邦环岛的中国驻美公使馆，摄于1893年。美国国会图书馆藏，编号9351759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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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月30日，郑藻如致信美国国务卿贝阿德（Thomas Francis Bayard，1885年3月—1889年3月出任第30任国务卿），介绍了石泉惨案情形，附上了傅列秘和黄锡铨等人的汇报总结、证人证词、法医鉴定、遇害人名单、财产损失报告等等。郑藻如要求美方严惩凶手、赔偿损失以及保护在美华人，并详细罗列了中国是如何赔偿在华受到攻击的美国公民的。这封信很长，层层铺开，可见郑藻如的确是下了大本钱请律师来做这项对美政府索赔的重要工作。按照嗣后接替郑藻如担任驻美公使的张荫桓的说法，郑氏聘请律师花费了4 000美元，换算成今日币值约在11.2万美元左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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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此之前，就在美遇害和遭受财产损失的华工案件，中国驻美外交官也曾向美方提出过索赔要求。郑藻如提到，1880年科罗拉多丹佛的暴徒攻击中国城一案（1880年10月31日丹佛中国城遭到美国白人暴徒洗劫，华人一人死亡，中国城很多商店和住宅被焚毁），当时的国务卿威廉·埃瓦茨（William Evarts，1877—1881年出任第27任国务卿）及其继任者詹姆斯·布莱恩（James Blaine）都拒绝赔偿。郑藻如说，如果美方这次还坚持埃瓦茨时期的不赔偿政策的话，那么中国也应该同样对待那些在中国遭受损失的美国公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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郑藻如提到当年埃瓦茨声称：“我不知道美国国家有要对丹佛暴徒攻击中国居民的行为负责的义务原则，当然也不是中美条约中所规定的；适用于丹佛居民的补偿措施也一样适用于那里的中国居民。……这就是国际法原则，也是国家友善所要求的用途。”郑藻如对此十分不满，提到国家之间是要互相友善的，指出虽然在1858年《中美天津条约》第二十九款内明确有“凡欲人施诸己者，亦如是施于人”（“to do to others as they would have others do to them”）的条款，“但是很不幸，在本世界内基督教国家（Christian nations）并没有对中国一直实行这一原则”。然后，郑藻如历数美国是如何要求中国赔偿在华受到伤害的美国公民的，以及美国驻华公使是如何在美国务院的指示下插手美国公民在华受伤的案件并要求惩凶和赔偿的。郑藻如特别提到了中国政府在1858年赔偿了美国公民所要求的735 258.97美元，“悉数尝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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就美国赔偿方面，郑藻如援引了美国1850年在新奥尔良地区发生的反对西班牙的骚乱中最后是如何赔偿了西班牙的。在那个案件中，当时的美国国务卿和后来的埃瓦茨一样，起初是拒绝西班牙的赔偿要求的，理由是新奥尔良地区的西班牙居民并不比本地美国居民享有更多的保护权，但是最后美国政府还是赔偿了西班牙一大笔钱。照此道理，美国应该赔偿石泉案中受害的华人。郑藻如承认，在美华工受到了一些人的仇视，但是他很高兴美国政府和大部分民众并不是这样，美国也在1880年《中美续修条约》中承诺保护已经在美的华工，现在美国政府显然没有做到这一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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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月2日，郑藻如致电北京总理衙门，汇报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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洛士丙冷案，查因洋工停工挟价，屡恨华工不从。七月二十四日早，攻占华工所挖煤穴，殴伤华工三。未刻又攻华人住处，毙二十八，伤十五，焚掠七百余华人之财产房屋，值十四万七千七百余元，已与状师订稿，今日照请外部办凶，赔偿抚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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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是案件爆发正好三个月之后，总理衙门第一次相对确切地知道了案件情况，但总理衙门指示郑藻如说，嗣后遇到这类事务，“须电奏请旨再办”，即便是迟缓一些，也对己方有利，而如果径自先行办理，恐怕日后遇到了类似事件时对方借口援例，事情会很麻烦。从这三个月的交流来看，驻美公使和北京上司之间的沟通不甚良好，没有形成一个快速有效的机制。但是，好的地方在于双方都对美国的暴力排华事件极为重视，总理衙门也不断搜罗翻译上海和广州等地出版的英文报纸里的排华消息。在同文馆翻译的一些英文报纸内，北京认识到了石泉惨案的程度，所谓“自开金山以来，未有如此奇惨事也”，即自从中国人抵达旧金山以来这是最为悲惨的一桩惨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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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886年2月18日，国务卿贝阿德就石泉案给了郑藻如一份长长的正式答复。贝阿德指出，石泉惨案发生地位于怀俄明领地之上，不是位于美国联邦的领土之上，因此应该由该领地负责此事，联邦政府理论上不应插手。贝阿德解释了美国的行政架构，试图表明联邦政府与自治的怀俄明领地之间的区别，并强调说，就石泉惨案的施暴者和受害者，中美两国政府以及怀俄明领地方面都没有卷入，行凶的和受害的都是“在我国的外来人”（strangers in our land），即外国人。根据这一逻辑，美国联邦政府不能予以赔偿（图15.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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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15.8 美国第30任国务卿贝阿德。美国国会图书馆藏，编号201789349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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针对郑藻如提到的《中美天津条约》第二十九款内的“凡欲人施诸己者，亦如是施于人”的规定，贝阿德指出中美具有同等义务的做法属于法律上的“诉诸人身谬误”（ad hominem），即对人不对事，而攻击华工的外国籍暴徒们的私人犯罪行为不能让美国联邦政府来承担赔偿责任。他清楚地指出，美国政府不对本国公民的个人犯罪行为负责，更不会对居住在本国的外国公民的个人犯罪行为负责。美国政府严厉谴责暴行，但像石泉案中的个人暴行并不应由美国政府来负责。对郑藻如提到的1850年美国赔偿西班牙一案，该国务卿指出，两案存在本质的不同，在新奥尔良的骚乱中西班牙领事馆受到了破坏，而且事情发生的时候两国政府正在交涉西班牙政府遣返侵犯古巴的几名美国公民，带有两国政府外交的背景在内，因此总统建议国会对西班牙进行一定程度的赔偿。石泉一案跟新奥尔良不能相提并论。贝阿德的“诉诸人身谬误”一说，是对郑藻如的索赔的最致命的否定。然而，他对调查证词内屡次提到的镇上的美国居民集体参与了洗劫华人社区一事，闭口不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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该国务卿甚至笔锋一转，责备华工说：“中国移民的特征和习惯，让他们把自己同其他的在美国的居民和公民隔离开来，而且和其他国家的移民不一样，中国移民拒绝融入大众之中。”贝阿德认为这一点就造成了华人被歧视，特别是在那些同他们竞争工作的他国移民眼中尤其如此。除了表达了这种赤裸裸的种族主义偏见之外，贝阿德还责备中国人不应该跑去像石泉那样荒凉的地方，而且外国劳工之间类似的矛盾哪里都有，不惟石泉一处，“用来保护在宾州的一个匈牙利或者意大利合同工人的，或者一个在俄亥俄的瑞典人的，也照样适用于太平洋海岸的中国人”。（图15.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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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15.9 美国杂志《顽童》于1886年3月17日刊发的讽刺漫画插图。图中中国公使左手向美国国务卿展示： “中国政府1858年赔偿了美国公民所要求的735 258.97美元，悉数尝清。”右手握着的卷起来的文件上写着“中国的要求”。国务卿贝阿德与此前两位国务卿一样，对中国的赔偿要求不屑一顾，而三位分别在1877年、1881年和1886年担任国务卿的政客背后的墙上都写着同样的一句话：“中国人没有选举权和权利，本政府坚决认可这一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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贝阿德的态度基本上代表了当时美国联邦政府的立场，他试图向中国公使表明美国联邦政府对石泉惨案不承担任何法律责任，也没有对华工进行赔偿的法律义务，中美两国签订的1844年、1858年、1868年和1880年的四个条约内也没有这样的规定，郑藻如做的一些解释属于“诉诸人身谬误”，并非条约本身的规范。从该国务卿的答复来看，美国联邦政府可以选择不赔偿，和1880年丹佛惨案时候一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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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而，石泉惨案在当时已经引发了美国全国媒体的广泛关注，从美联社到《纽约时报》和很多地方报纸，都纷纷就暴力骚乱和荒唐可笑的法庭结论做了广泛的报道，一时间成了全国著名的案件，远远不止是怀俄明领地一个地方的事情了。贝阿德不得不把这种情况考虑进去，因此在信的最后，他表示他个人认为，在目前的局势下，总统可能会向国会建议赔偿遭受损失的华工，但那完全是出于同情与怜悯，而不是出于两国条约要求或者国际法原则；国会也可能也会基于同样的理由，批准“非因法律义务”（ex gratia）的赔偿，虽然之前从未有过这样的先例。他这样说的时候态度是非常谨慎的，毕竟最后的结果并不取决于他本人，而是总统和国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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赔偿：美国决定赔偿与中国的分发赔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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石泉惨案引发了广泛的国内外关注，对美国政府善后形成了巨大的压力。美国驻华公使田贝（Charles Denby）也敦促华盛顿对华赔偿，因为中国国内的反美舆论正在上升，广州和重庆等地接连发生反对美国商人和传教士的事件，在华美商感受到了明显的压力，特别是在与美国西部华人联系紧密的广州一带，两广总督张之洞也在田贝眼中成了鼓动地方反美的领军人物。在这种复杂的情形下，美国总统克利夫兰于1885年12月建议国会考虑批准合适的赔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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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时光绪皇帝已经任命太仆寺卿张荫桓为新任驻美公使。当时驻美公使的正式头衔是“驻美、日、秘国大臣”，也就是驻扎美国、日斯巴尼亚（即西班牙，西班牙在西班牙语中为España，发音类似“日斯巴尼亚”）和秘鲁国的公使，驻节美国首都华盛顿。张荫桓1886年3月19日由香港抵达日本横滨后，曾赴东京拜访了日本外务卿井上馨等人。井上馨在会见时提到美国驱逐华人的事情，建议张荫桓参考法国的法律，以便抵美后加以交涉。张氏问询美国是否应该赔偿，井上馨沉思良久后说：“如果中日两国对待美国人这样的话，美国是一定要向我们索赔的。”这一问答让张荫桓坚定了赴美后办理美国政府索赔一事的信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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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月7日抵达旧金山之后，张荫桓去中国领事署视察，然后亲赴中华会馆和三邑会馆，与华商座谈。张氏了解到此地的华商1885年刚刚遭到本地美国人的驱逐和攻击，准备回国，但账目未清无法动身，一时进退维谷，直到1886年春情况稍微好了一些，所以华商们都希望张荫桓能够在旧金山多停留一些时日，以便向他汇报情况。张荫桓在慰问华商之余，向诸商表示，自己“奉命远来，保护商民，责无旁贷”，尽显其作为驻外公使的责任感。张荫桓回顾中美关系史说：中美订约通好数十年，并在同治七年签署有允许华工自由往来美国的《蒲安臣条约》，“其时美国志在开辟西境，招致华人惟恐不力”，在很短的时间内，这些地方火车铁路四通八达，“金山”附近的荒芜之地也变成了都会之所，如果没有华人的力量，怎么可能会这样好呢？讵料美国很快限制华工入美，更有驱逐之事，“近且焚掠抢杀，惨毒不堪”。华人不远万里来这里发展，应该一方面“咸务正业，毋为所轻”，一方面也要团结起来，小事诉诸会馆，大事交付领事。从我们后来人的眼光来看，张荫桓是一位尽心尽职的驻外公使，初抵美国就当着旧金山华商的面强调了其保护商民的重大责任，这是难能可贵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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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月16日，张荫桓一行从旧金山乘火车出发，历经内华达（张氏称为“尼华大”）、犹他（“乌大”），于4月18日行抵埃文斯顿，张在日记中说：“地距洛士丙冷不远，华民箪食壶浆，意自有在，吾侪不能拯水火而慰云霓，良兹愧耳。”次日行抵怀俄明州首府夏延，州长沃伦来拜会，“谈华民被害事，并为太息。”张氏于23日抵达华盛顿上任，接替郑藻如，但北京电令其与郑藻如一起办理石泉案赔偿事宜，郑藻如暂留美国一起会同协办，待两国议定善后章程后再行回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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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张荫桓和郑藻如的持续催问之下，美国国会于1887年初批准了一笔147 748.74美元的款项，以支票的形式通过中国驻美公使赠予中国。这一额度和黄锡铨列的石泉华人损失总额是完全一致的。在中国看来，索赔取得了巨大成功（图15.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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