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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18.7 1900年美军第6骑兵团在天津俘虏的部分义和团团员。美国国会图书馆藏，编号 2004670921。这些团员基本上都是农民，为了生计加入义和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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清政府起初试图压制拳民，新任山东巡抚袁世凯就是这样做的，但“义和拳”势力发展的速度和规模远远超出清朝官员们的预计和控制能力。1900年6月初，大批义和团成员从山东和直隶两省经天津进入北京城，这些团员通常手持大刀和长矛，围着红头巾，以“梅花拳”“金钟罩”“铁布衫”等等为名聚众练武，加上混合了道教神符、作法等各种仪式，在一般没有受过教育的民众眼中，的确如神话中的天兵天将降临京城一般。北京一带的义和团运动开始变得如火如荼。慈禧太后紧急调集来京防卫的董福祥的甘军，竟也有士兵加入了义和团，很多达官贵人的家人和仆人也纷纷成为义和团员。以后来者的眼光去看的话，这就是一种时髦的革命运动，整个京城的民众几乎都被动员了起来，闹革命是大势所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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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些义和团员闹革命的主要目标并不是要推翻清政府，而是要“扶清灭洋”，要打洋人、排洋教，所以他们迅速聚集于东交民巷的使馆区，将各国的使馆围困起来，并开始攻击这些使馆，同时在城中攻击和焚烧教堂。在他们看来，正是外来的“邪教”给人民带来了无穷的灾祸。清廷此时态度发生了变化，一些保守派的官僚起来强力支持义和团，给义和团攻击外国使馆区提供了道义上的支持。就国际外交而言，此时义和团做的事情已经构成严重外交事件，清政府虽然没有对各国宣战，但因为没有阻止义和团对使馆区的进攻，且鼓动过其进攻，所以实际上构成了中外冲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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各国公使馆早在义和团围困之前就向外发出了求援，因此英、美、俄、日、法、德、意、奥匈等国家出兵组成了一支临时防卫部队，即所谓的“公使馆卫戍部队”（Legation Guard），总计21名军官、429名士兵，这可以说是最早的一支“八国联军”。这支队伍在义和团大批进入北京城之前，已经提前在清政府的默许之下于1900年5月31日抵达了东交民巷，各自在本国公使馆区布防，这是为何后来手持大刀、长矛和弓箭等武器的义和团民，甚至一部分拥有新式炮火的清军一直没有攻打下东交民巷的主要原因。当时使馆区被困人员大约3 000人左右，而寻求庇护的教徒等华人接近2 000人，保卫这批人的主要军事力量就是这一支400多人的各国临时拼凑起来的部队。守卫美国公使馆的是约翰·迈尔斯（John T. Myers）上尉带领的48名海军陆战队员和5名水兵。6月12日之后，美国公使康格携带妻子、九名仆人、传教士及其庇护的中国基督教徒，一起迁到更靠近使馆区内部的英国公使馆，英国公使馆也有更多的水和食物。如果没有这支临时防卫部队的话，使馆区是一定会被攻陷的，里面的所有人恐怕也难逃被杀的厄运，如果那样的话，后来的八国联军侵华的规模就要大上许多，而清朝的命运也很有可能终结于1900年（图18.8和图18.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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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18.8 围困之中的美国公使馆一角。美国摄影师查尔斯·基利（Charles A. Killie）摄。前景是钟楼，里面建有张贴当日动态的消息栏，背景之中的房舍是公使康格的寓所。在被困的差不多两个月之间，被困人员拿骡子当食物，睡在地上或椅子上。在8月14日解围之前，使馆区原先的守卫部队中总计7人阵亡，11人受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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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18.9 1900年被清军炮火击毁的英国公使馆的南馆舍。美国摄影师查尔斯·基利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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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时第二支2 000余人的“八国联军”已经在联军统帅英国人西摩尔（Seymour）的带领下开始朝北京进发，其中包括112名美国海军陆战队士兵和水手，中外战事开始在京津一带铺开。在北京，6月11日，日本公使馆书记官杉山彬被董福祥部的甘军所杀，手法残忍，引起了各公使馆的公愤，双方的冲突已经不可调解。义和团团民对使馆区的零星攻击持续不断，但只在6月14日发动过一次较大攻势，因武器悬殊且义和团民根本没有接受过军事训练，很快被使馆区守军击退。清廷很快要求各公使馆人员限期撤出北京，但后者在这种情况下根本无从带着男女老幼脱身，何况使馆区内还有上千名寻求庇护的中国人。6月20日，德国公使克林德（Clemens von Ketteler）在前往总理衙门交涉允许各国公使延缓退出北京城的途中，在东单牌楼北大街西总布胡同被巡逻清兵当街击毙，因为克林德一行没有携带任何武装人员和武器，所以此事构成了一起中方严重违反国际法击杀外国驻华外交人员的事件，情况由此发生了重大变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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鉴于联军攻占了天津大沽，6月21日，清廷表达了对外国开战的意向，但没有正式的宣战文件送到各驻华使馆，因此并非是正式对各国宣战，反过来各国也没有对中国正式宣战。清军从6月21日开始参与围攻东交民巷使馆区，但照样没有多少实际进展。清政府方面，可谓对义和团和各国使馆两头耍滑，因为慈禧太后等人其实是明白攻打使馆区可能带来的严重后果的，否则的话，各国在镇压义和团之后的《辛丑条约》中对清廷的胁迫条款和赔偿数额就要多得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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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摩尔麾下的八国联军于7月14日攻占了天津城，此后战事对清朝而言急转直下。8月14日，人数迅速扩大到18 000余人的八国联军部队正式攻入了北京城，外国使馆区于当日解围。次日，联军全面占领了紫禁城和北京全城。在八国联军进入北京之前，慈禧太后已携光绪皇帝仓皇逃亡西安，所谓“两宫西狩”。这是1644年清军入关以来，清廷第二次狼奔豕突地逃命，上一次是慈禧太后的丈夫咸丰皇帝为了躲避占领北京城的英法联军跑去热河，最后惊吓过度很快死在了那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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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军总计有2 500人从菲律宾调到中国，参与攻占北京的行动，其中包括482名海军陆战队士兵的美军第14步兵团从东便门攻入北京城。该师的两个连队攻打东便门时，被城墙和箭楼上的清军火力压制住了，美军负责人寻找愿意登上城墙的敢死队员，西点军校毕业的年仅21岁的号手卡尔文·泰特斯（Calvin Pearl Titus，1879—1966）立即上前说：“我来试试，长官！”（I’ll try, Sir!）他通过城墙上的洞第一个攀爬到了上面，举起了美国国旗，然后他的连队也登上了城墙。泰特斯因其勇敢被授予国会荣誉勋章。后来他说的“我来试试，长官！”成为美国第5步兵团的格言，至今仍是如此（图18.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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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18.10 这是一幅广为流传的描述美军1900年攻占北京城东便门的画，是美军侵略中国的明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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列强来势汹汹，中国情形大乱，东南几个省份的督抚，包括两广总督李鸿章、两江总督刘坤一、湖广总督张之洞、闽浙总督许应骙以及山东巡抚袁世凯（山东只设巡抚，不设总督）等人，没有按照清政府的意思对外国宣战，转而认为清廷抗击外国是受了义和团的挟持，并于6月底在上海和各国领事签订了《东南互保条约》，因此史称“东南互保”。这几个省份实际上准备在极端情况下抛弃清廷而自立，最后虽然没有成为现实，但大清国朝不保夕的局面已经是各省督抚看得很明白的事，其实质上的政治分裂也已经达成，为后来清朝倒台后地方军阀割据势力的崛起埋下了一大伏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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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过一年多的混乱局面，1901年9月，李鸿章北上代表清朝与包括美国在内的总计11个国家签署了丧权辱国的《辛丑条约》。鉴于中外没有正式宣战，最后的条款文本称“协议书”（protocol），而非“条约”（treaty），但中国人一般都以“辛丑条约”称之。自此以后，清朝大势已去，纵然有新一轮的“新政”改革，终究不复能挽救其颓败倒塌的命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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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黄祸”“白人的负担”和妖魔化义和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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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义和团围困公使馆而出兵北京，是美国对华历史上的一个转折点，此前美国从未正式出兵中国，更未登陆与中国部队作战。义和团围攻使馆区以及攻击焚毁教堂的行为，在各国看来是野蛮之人以最为暴力和血腥的手段对抗进步和优秀的西方文明，这使得美国以及整个西方在公众舆论方面对中国和中国人的描述进一步恶化（图18.11）。在美国民间，自19世纪30年代就开始流行的一种极其便宜的“便士报纸”（penny press）等等新闻媒介，此时更将中国义和团事件的新闻报道与妖魔化描述和评论一起，作为国际突发大事件带到了千家万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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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18.11 纽约《顽童》杂志发表于1900年8月8日的封面讽刺漫画，题为《第一大任》（The First Duty），画中将义和团民描绘为一条丑陋的巨龙，身上写着“拳民”（Boxer），从它盘踞着的北京城墙上探下头来 ，身后是充满了“混乱”（anarchy）、“谋杀”（Murder）和“暴乱”（Riot）的滚滚烟尘，而幻化为一位头戴盔甲、手持长矛的欧美女性角色的西方“文明”（Civilization），指着巨龙对坐在宝座上的垂头丧气的中国皇帝义正词严地说：“在我们被卷入更多的麻烦之前，必须杀死那条龙；如果你不愿意，那么我就不得不动手了。”当时八国联军正在由天津进攻北京的路上，很快于8月14日攻占了北京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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至少自19世纪70年代左右开始，一些欧美国家已经出现了歧视中国人和“黄色人种”的种族主义的“黄祸”（yellow peril）论调，前几章提到的美国《排华法案》以及排华案件等等，都与这种大背景有关。德国驻华公使巴兰德（Maximilian von Brandt，1835—1920）就是掀起“黄祸”论调的一大推手。1899年2月，在美国和西班牙战争开始升级之时，英国诗人约瑟夫·鲁德雅德·吉卜林（Joseph Rudyard Kipling，1865—1936）发表了一篇名为《白人的负担》（The White Man’s Burden）的短诗，这首诗从某种角度上看可以说是对英国和美国等西方殖民主义的批评，但从另一个角度上看也可以理解为支持西方文明通过殖民主义等手段去拯救非白人的野蛮者，鼓召美国挑起文明拯救菲律宾群岛的责任。在美国当时的大众舆论之中，后一种理解完全占了上风，而在很短时间内人们已经不再关心这首诗的内容是什么，因为它的标题已经取代了一切，而且成了一个帝国主义的代名词（图18.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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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18.12 美国杂志《评判》于1899年4月1日刊发的题为《白人的负担》的讽刺漫画。图上画着两个人物，从山底下的“野蛮”（Barbarism）、“压迫”（Oppression）、“迷信”（Superstition）、“愚昧”（Ignorance）、“恶习”（Vice）、“残酷”（Brutality）等石头上艰难地驮着其他人往高处的“文明”（Civilization）之巅艰难跋涉，文明之巅上的女神一手持着“自由”（Liberty），一手持着“教育”（Education）。前面的一个人物是代表英国的约翰牛，背着中国、印度、埃及、苏丹和祖鲁（英国于1879年通过战争控制了非洲东南沿海的祖鲁王国，1887年正式将其吞并）；紧随约翰牛的是代表美国的山姆大叔，背着菲律宾、波多黎各、古巴、萨摩亚和夏威夷，都是新近抢夺来的海外殖民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