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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期爆发的义和团运动以及八国联军占领北京，使得“黄祸”论和“白人的负担”迅速流行开来，欧美世界在对“落后”“野蛮”的中国的恐惧之下，将对中国的妖魔化推上了巅峰。在当时以及此后相当长一段时间内，义和团都是中国邪恶力量的化身，而“义和团叛乱”（Boxer Uprising）更是在西方相当流行的一种对中国大众盲目排外和仇外的经典化描述。义和团运动对中国人而言，是一种本土保守主义对抗外来殖民主义势力的失败；而对西方国家而言，则是中国保守主义对抗西方世界的进步和文明的疯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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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然，并非所有的西方人士都持有一样的看法。在京津烽火连天的1900年7月，英国爱尔兰裔远东学学者和前孟加拉高级宫员查尔斯·约翰斯顿（Charles Johnston, 1867—1931）在《北美评论》（North American Review）上发文评论说，西方自认文明的日子并没有多久，当“我们最为文明的西方大地”还在茹毛饮血之时，中国文明早已高高在上，所以“任何一种认为西方一直都是优越的看法，不过是一种令人愉悦的虚构的故事罢了；得反过来说道一下才好”。 约翰斯顿指出：“西方在战斗和破坏因素上是更高一筹的，但这些东西恰恰是西方宗教两千年来一直想去除的；因此，即便从西方的角度去看，欧洲在物质上的胜利恰是其道义之败北。”然而，并没有多少人真正听到约翰斯顿这种反思的声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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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义和团事件以后，“黄祸”与“白人的负担”均成为欧美基于种族主义和欧美文明中心角度，贬低包括中国人在内的所谓“东方人”的主要比喻。这一比喻后来的一个具体化的舞台形象是所谓的“傅满洲博士”，是英国小说家萨克斯·罗默（Sax Rohmer，即Arthur H.Ward，1883—1959）在其1913年开始出版的一系列小说中塑造的一个清代中国男人形象，集狡猾、聪明、奸诈、恶毒和犯罪等等于一体（图18.13）。“傅满洲博士”的横空出世发生在义和团事件后仅仅十年多的光景，贴合很多西方民众对中国的排斥心理，使得这一形象此后一直活跃在西方很多剧作之中，自20世纪20年代初开始搬上电影银幕。随着20世纪中期以来传播媒介在影视技术方面的长足进步，傅满洲的形象更是广为人知，在很大程度上对包括美国民众在内的西方人强化中西文明差异，特别是持续误解中国和中国人，起到了不小的推波助澜的作用。直到今天，我们仍旧能够在欧美一些电影和电视剧中找到其形象的变种，这些角色以华人面孔出现，虽然不再有当年的傅满洲式的胡须和长长的指甲等明显的凸显邪恶的体貌特征，而变成了当代科学家之类，但其内里仍旧充满了傅满洲式的邪恶与阴险，可谓是傅满洲的进化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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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18.13 美国派拉蒙影业公司1929年上映的电影《神秘的傅满洲博士》的海报，展示了美国男性演员沃纳·奥兰（WarnerOland，1879—1938）扮演的邪恶的傅满洲形象，并说这是一部“充满危险和神秘的惊悚片”“让你毕生难忘”。因为排华的缘故，当时的美国电影的华人角色几乎都由美国白人装扮成中国人后出演，包括1937年上映的以赛珍珠的著名小说《大地》为蓝本的同名电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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义和团运动到现在整整120多年了，中国早已经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晚清时期开始的近代化事业也早已突飞猛进，很多方面甚至远远超出欧美国家，但是西方世界对于中国的偏见和扭曲的理解却仍旧存在，而且这种偏见其实早在18世纪晚期和19世纪初期就已经逐渐树立起来，进入19世纪晚期以后随着中国的孱弱不堪而变得尤其扭曲。以当今的现实生活言之，欧美国家的绝大部分人并没有去过中国甚至东亚地区，他们在本国的教育体系中几乎完全没有接触过近代中国的历史发展，也不了解当代中国的巨大变化和建设成绩。因此，直到今天我们仍旧可以时不时看到一些带着种族和文明歧视的东西出现。例如，2020年1月中国爆发新型冠状病毒疫情以后，加拿大的一些报纸称这个病毒为“中国病毒”（China virus），澳大利亚的一些报纸在报道防疫情形时称当地的华人孩子为“中国孩子”（China kids），美国的某些报纸专栏内使用了“亚洲病夫”（sick man of Asia），甚至于美国总统也公然使用“中国病毒”（Chinese virus）等等，都是带有明显种族歧视甚至侮辱性质的字眼，反映了一种近代以来西方历史上对中国和中国人的由来已久的偏见，而瘟疫和疾病又尤其是西方历来妖魔化中国以及整个东方的比较突出的一个渠道。这些报道虽然不能代表整个西方对中国的认知，但却清晰地暴露了一些人的差序文明观念甚至种族主义观念是根深蒂固的。从这个角度来看，中外之间的文化交流依然是任重道远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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夫人外交的再起：老佛爷与康格夫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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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02年1月7日下午，慈禧太后和光绪皇帝以及“西狩”的其他皇室成员和随员，从西安一路跋涉后，终于回到了北京紫禁城，是为“回鸾”。康格夫人称这一天是“非常美妙的一天”，因为她相信签约以后中外将摒弃成见和敌视，翻开友好关系的新篇章。“回鸾”这天是辛丑年冬月廿八日，距离春节正好还有一个月（当年除夕在公历2月7日）。惊慌失措了一年后，太后、皇帝和皇后与一干亲信们，终于回到京师，准备过年。因为圣驾要从火车站经过前门大街回宫，而使馆区所在的东交民巷就在前门东面，所以外务部（根据《辛丑条约》，总理衙门改为外务部，即后来外交部的前身）发照会给各国公使，希望各公使馆1月7日当天不要有人前往前门一带，以免发生意外事件。康格特别交代美国公使馆的外交和保卫人员及其家人和随员不要去前门等处，该馆秘书也通知了在京美国公民不要前往。当天下午，当慈禧的轿子经过东交民巷南侧一处上面站着外国公使馆成员的楼房阳台时，这些公使馆成员向慈禧致敬或敬礼，慈禧则稍微往前倾了倾身体，以为答礼。这位老佛爷有生之年大约还是头一次这样做。“回鸾”后的清政府致各国公使的外交照会的口气，在康格看来是“非比寻常的友好”（图18.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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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18.14 1900年10月美国公使康格及其妻子萨拉连同其他三位女士正在沿着紫禁城中轴线走向午门，两侧是美军第9步兵团，当时列队是欢迎新任八国联军统帅德国元帅瓦德西（Alfred Heinrich Karl Ludwig Waldersee）。午门广场上的营房也是第9步团的临时驻扎营地之一。照片是在端门城楼北侧所拍。美国国会图书馆藏，编号20046709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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几天后，新任的六个国家的公使进宫，向光绪皇帝递交了国书，这是他们第一次从紫禁城的正门即午门走进宫里，也是第一次被慈禧太后召见。慈禧太后也表达了要再次召见各公使夫人的意愿。1月28日下午，所有驻京公使一起，从东华门入宫，至乾清宫觐见了慈禧太后和光绪皇帝。乾清宫是紫禁城内廷最重要的大殿之一，即上面悬挂着“正大光明”匾额、下面摆放着皇帝宝座的大殿，是雍正朝以来处理政务的最正式的场所，自1861年以来外国公使从来没有在这个地方受到皇帝召见。然今非昔比，八国联军占领紫禁城的时候联军将领们已然坐在宝座上照相合影，堂堂天朝此时还有何颜面可言。根据外务部拟定的觐见礼仪，各公使在殿门前、入殿几步后以及趋前觐见的时候要鞠躬，总计三鞠躬，结束的时候也是在这些地方三鞠躬。觐见之时，光绪皇帝坐在御座上，慈禧太后就坐在他身后。奥匈公使齐干（Moritz Czikann von Wahlborn）作为公使团主任，趋前对皇帝做了一个简短的致辞，说中外恢复了友谊并将持续下去云云。光绪皇帝在提前准备好的正式简短答复之外，临场对公使们说：“现在各位钦差大人来了，我非常满意。中外关系会变得更好的。今天，皇太后也想一见各位大人，和你们说几句话。”（图18.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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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18.15 1900年秋的乾清宫。此照片应是八国联军占领紫禁城时所摄。美国国会图书馆藏，编号200768313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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英国新任公使萨道义（Ernest Mason Satow，1843—1929）回忆说，慈禧太后看上去有些感情上的激动，眼中好似噙着泪水，但她尽量将那种感情掩藏起来，平静地和公使们就1900年的事件道歉，并保证以后不会再发生了。太后说：“今天我非常高兴见到各位钦差。去年各位大人在京师担惊受怕的时候，我心里也十分不安。打这以后，中外重拾友谊，会变得更亲密的。还有，我希望各位大人住在北京期间能够舒心，也平平安安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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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次召见对清廷而言自是莫大屈辱，但慈禧太后及被她控制的光绪皇帝乃至整个朝廷，除了表示软弱和顺从之外无计可施。在我们今天看来，中国一个泱泱大国之命运与四万万人之前途，竟被捏在一小撮集权主义者手中，实在是整个中华民族的莫大悲哀。这次中外会面，表面上将《辛丑条约》之后的中外关系回复到了一个貌似友好的状态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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慈禧太后紧锣密鼓地开始了她的第二轮夫人外交，而且扩大了规模。1902年2月1日，农历腊月二十三，即北京过“小年”的日子，慈禧太后和光绪皇帝联合召见了各驻京公使的夫人、各公使馆卫戍将官的夫人以及她们的孩子。作为公使夫人中居京资历最久的人，康格夫人萨拉担任此次的觐见领班，而太后其实只认识她一个人，其余的太太都是新来的。这次觐见并不是所有人都乐见其成的，义和团围困期间的阵痛还没有消除，各国有不少的反对和批评意见，认为不应该接受觐见邀请。但是萨拉认为此时应该捐弃前嫌：“把悲愤与复仇的刺更深地扎进我们心里的话，将永远不会松开那根载着可怕的过去的弦，也不会让我们在和平中得到安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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召见当天，公使夫人们和孩子们齐集美国公使馆，高兴地拍照留念后，一起乘坐中方安排的29台绿呢大轿，前往紫禁城，公使团主任与几名翻译随行（图18.16）。这次和1898年12月13日夫人们第一次入宫不一样，去的不是西苑（那里的仪鸾殿当时已经因失火被毁），而是从东华门进入紫禁城，在养心殿觐见。养心殿在乾清宫西侧偏南，是自雍正皇帝以来历代皇帝经常召见群臣和理政与休息的地方，在此殿召见公使夫人，也可见清廷的苦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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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18.16 1902年2月1日进宫觐见慈禧太后和光绪皇帝之前在美国公使馆合影的驻京公使馆夫人及其子女和翻译。前排居中者系康格夫人萨拉。公有领域图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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诸位公使夫人进宫后，先在一处庑殿内略事休息和用茶，随后由宫女和格格们带领，前往养心殿觐见太后和皇帝。当日天气晴朗，萨拉心情格外舒畅，认为宫中建筑的颜色搭配和日光阴影都是那样的漂亮无比，但慈禧太后和光绪皇帝大约并没有一丝去发现这些美的心思。在走进养心殿正门时，慈禧太后朝着萨拉微笑地注视了一下，因为在众多夫人之中萨拉是她唯一认识的老熟人，而巧合的是萨拉此时恰是诸位夫人的领班。此次各国夫人们也是行鞠躬礼。觐见之时，萨拉作为代表致辞，由美国领事馆中文秘书翻译成中文，其中说欢迎圣驾回宫，自此以后中外友谊会进一步发展，并说：“世界正在前进之中。进步的潮流无可阻挡，希望中国也在这一进步大潮之中加入伟大的万国之盟（the great sisterhood of nations）。愿所有国家能够在上天赋予的责任、尊敬和好意之下联合起来，朝着互惠的方向前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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致辞完毕后，庆亲王到慈禧面前，跪着接过太后的答复，再交给萨拉。然后，每位太太和孩子被依次介绍给太后，太后则亲切地拉着每一个人的手表示欢迎；此后，她们每个人再到光绪皇帝跟前做介绍，皇帝则抬手一一示好。这套流程结束后，诸位太太和孩子被带到一个偏殿用便膳。慈禧太后已经在殿内等候她们，因此当她们一进门的时候，太后对着萨拉亲切地喊道：“康太太。”萨拉就走到了太后跟前。太后把萨拉的双手握在自己的双手间，忽然动情地抽泣了起来，大约是登时想起了三年多前即1898年12月的那次召见时也是这样握着萨拉的手，一时悲从中来。太后抽泣了一阵子，平静下来以后，说：“我后悔呀，后悔近来的这些麻烦。那是一个大错呀，中国从此将是外国人的朋友。这样的事不会再发生了。中国会保护外国人的，我们希望以后也做朋友呀。”萨拉回答说：“我相信您是真诚的，我们相信更好地了解彼此后我们会是朋友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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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时太后问萨拉，现场的太太中还有谁去年被围困过。萨拉介绍了美国公使馆的班布里奇夫人（Mrs. Bainbridge）和法国公使馆的索西纳夫人（Mrs. Saussine），太后朝着她们两位表示了友善之情后，又紧紧地攥着萨拉的手，抽泣着说了几句安慰的话。然后，太后从自己手指上取下了一个沉甸甸的带着一颗大珍珠的雕刻精美的金戒指，套到了萨拉的手指上，并从自己的手腕上取下一副精美的镯子套到萨拉手腕上。随后，太后给每一位太太非常贵重又精美的礼物，连孩子们和翻译们也没有落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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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之后，所有人都被邀请去一个房间用正膳，里面有三张大大的长桌子，摆满了各式精美的饮食，隆裕皇后和庆亲王的几位格格也一起陪同。在其中一张大桌子的尽头有两把椅子，萨拉坐其中的一把，她的左手边的另一把则空着，恰是为太后预备的。依照中国的习惯，太太这位东道主或者说主陪是将萨拉视为上座之主宾。太后进屋到了自己的座位前，举起了自己的酒杯，其余太太也都照样举起来。太后将自己的玻璃酒杯塞到萨拉的左手中，再把萨拉正在举着自己酒杯的右手拢过来，这样两个酒杯就碰到了一起，太后说：“一起。”（United.）这之后，太后取走了萨拉的酒杯，把自己的酒杯留给她，再举杯向大家致意，所有人回敬，这算是走完了一个程序。随后用茶，慈禧太后两手端起一杯茶，递到萨拉两手中，然后亲切地举到萨拉嘴边。用茶之后，各位落座，用夹心饼干。太后掰开一块饼干，将一小片递进了萨拉的嘴中。太后还在同一张桌子的公使夫人的盘子里，都放上了一小块饼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