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鉴于联军攻占了天津大沽，6月21日，清廷表达了对外国开战的意向，但没有正式的宣战文件送到各驻华使馆，因此并非是正式对各国宣战，反过来各国也没有对中国正式宣战。清军从6月21日开始参与围攻东交民巷使馆区，但照样没有多少实际进展。清政府方面，可谓对义和团和各国使馆两头耍滑，因为慈禧太后等人其实是明白攻打使馆区可能带来的严重后果的，否则的话，各国在镇压义和团之后的《辛丑条约》中对清廷的胁迫条款和赔偿数额就要多得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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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摩尔麾下的八国联军于7月14日攻占了天津城，此后战事对清朝而言急转直下。8月14日，人数迅速扩大到18 000余人的八国联军部队正式攻入了北京城，外国使馆区于当日解围。次日，联军全面占领了紫禁城和北京全城。在八国联军进入北京之前，慈禧太后已携光绪皇帝仓皇逃亡西安，所谓“两宫西狩”。这是1644年清军入关以来，清廷第二次狼奔豕突地逃命，上一次是慈禧太后的丈夫咸丰皇帝为了躲避占领北京城的英法联军跑去热河，最后惊吓过度很快死在了那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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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军总计有2 500人从菲律宾调到中国，参与攻占北京的行动，其中包括482名海军陆战队士兵的美军第14步兵团从东便门攻入北京城。该师的两个连队攻打东便门时，被城墙和箭楼上的清军火力压制住了，美军负责人寻找愿意登上城墙的敢死队员，西点军校毕业的年仅21岁的号手卡尔文·泰特斯（Calvin Pearl Titus，1879—1966）立即上前说：“我来试试，长官！”（I’ll try, Sir!）他通过城墙上的洞第一个攀爬到了上面，举起了美国国旗，然后他的连队也登上了城墙。泰特斯因其勇敢被授予国会荣誉勋章。后来他说的“我来试试，长官！”成为美国第5步兵团的格言，至今仍是如此（图18.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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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18.10 这是一幅广为流传的描述美军1900年攻占北京城东便门的画，是美军侵略中国的明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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列强来势汹汹，中国情形大乱，东南几个省份的督抚，包括两广总督李鸿章、两江总督刘坤一、湖广总督张之洞、闽浙总督许应骙以及山东巡抚袁世凯（山东只设巡抚，不设总督）等人，没有按照清政府的意思对外国宣战，转而认为清廷抗击外国是受了义和团的挟持，并于6月底在上海和各国领事签订了《东南互保条约》，因此史称“东南互保”。这几个省份实际上准备在极端情况下抛弃清廷而自立，最后虽然没有成为现实，但大清国朝不保夕的局面已经是各省督抚看得很明白的事，其实质上的政治分裂也已经达成，为后来清朝倒台后地方军阀割据势力的崛起埋下了一大伏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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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过一年多的混乱局面，1901年9月，李鸿章北上代表清朝与包括美国在内的总计11个国家签署了丧权辱国的《辛丑条约》。鉴于中外没有正式宣战，最后的条款文本称“协议书”（protocol），而非“条约”（treaty），但中国人一般都以“辛丑条约”称之。自此以后，清朝大势已去，纵然有新一轮的“新政”改革，终究不复能挽救其颓败倒塌的命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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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黄祸”“白人的负担”和妖魔化义和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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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义和团围困公使馆而出兵北京，是美国对华历史上的一个转折点，此前美国从未正式出兵中国，更未登陆与中国部队作战。义和团围攻使馆区以及攻击焚毁教堂的行为，在各国看来是野蛮之人以最为暴力和血腥的手段对抗进步和优秀的西方文明，这使得美国以及整个西方在公众舆论方面对中国和中国人的描述进一步恶化（图18.11）。在美国民间，自19世纪30年代就开始流行的一种极其便宜的“便士报纸”（penny press）等等新闻媒介，此时更将中国义和团事件的新闻报道与妖魔化描述和评论一起，作为国际突发大事件带到了千家万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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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18.11 纽约《顽童》杂志发表于1900年8月8日的封面讽刺漫画，题为《第一大任》（The First Duty），画中将义和团民描绘为一条丑陋的巨龙，身上写着“拳民”（Boxer），从它盘踞着的北京城墙上探下头来 ，身后是充满了“混乱”（anarchy）、“谋杀”（Murder）和“暴乱”（Riot）的滚滚烟尘，而幻化为一位头戴盔甲、手持长矛的欧美女性角色的西方“文明”（Civilization），指着巨龙对坐在宝座上的垂头丧气的中国皇帝义正词严地说：“在我们被卷入更多的麻烦之前，必须杀死那条龙；如果你不愿意，那么我就不得不动手了。”当时八国联军正在由天津进攻北京的路上，很快于8月14日攻占了北京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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至少自19世纪70年代左右开始，一些欧美国家已经出现了歧视中国人和“黄色人种”的种族主义的“黄祸”（yellow peril）论调，前几章提到的美国《排华法案》以及排华案件等等，都与这种大背景有关。德国驻华公使巴兰德（Maximilian von Brandt，1835—1920）就是掀起“黄祸”论调的一大推手。1899年2月，在美国和西班牙战争开始升级之时，英国诗人约瑟夫·鲁德雅德·吉卜林（Joseph Rudyard Kipling，1865—1936）发表了一篇名为《白人的负担》（The White Man’s Burden）的短诗，这首诗从某种角度上看可以说是对英国和美国等西方殖民主义的批评，但从另一个角度上看也可以理解为支持西方文明通过殖民主义等手段去拯救非白人的野蛮者，鼓召美国挑起文明拯救菲律宾群岛的责任。在美国当时的大众舆论之中，后一种理解完全占了上风，而在很短时间内人们已经不再关心这首诗的内容是什么，因为它的标题已经取代了一切，而且成了一个帝国主义的代名词（图18.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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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18.12 美国杂志《评判》于1899年4月1日刊发的题为《白人的负担》的讽刺漫画。图上画着两个人物，从山底下的“野蛮”（Barbarism）、“压迫”（Oppression）、“迷信”（Superstition）、“愚昧”（Ignorance）、“恶习”（Vice）、“残酷”（Brutality）等石头上艰难地驮着其他人往高处的“文明”（Civilization）之巅艰难跋涉，文明之巅上的女神一手持着“自由”（Liberty），一手持着“教育”（Education）。前面的一个人物是代表英国的约翰牛，背着中国、印度、埃及、苏丹和祖鲁（英国于1879年通过战争控制了非洲东南沿海的祖鲁王国，1887年正式将其吞并）；紧随约翰牛的是代表美国的山姆大叔，背着菲律宾、波多黎各、古巴、萨摩亚和夏威夷，都是新近抢夺来的海外殖民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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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期爆发的义和团运动以及八国联军占领北京，使得“黄祸”论和“白人的负担”迅速流行开来，欧美世界在对“落后”“野蛮”的中国的恐惧之下，将对中国的妖魔化推上了巅峰。在当时以及此后相当长一段时间内，义和团都是中国邪恶力量的化身，而“义和团叛乱”（Boxer Uprising）更是在西方相当流行的一种对中国大众盲目排外和仇外的经典化描述。义和团运动对中国人而言，是一种本土保守主义对抗外来殖民主义势力的失败；而对西方国家而言，则是中国保守主义对抗西方世界的进步和文明的疯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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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然，并非所有的西方人士都持有一样的看法。在京津烽火连天的1900年7月，英国爱尔兰裔远东学学者和前孟加拉高级宫员查尔斯·约翰斯顿（Charles Johnston, 1867—1931）在《北美评论》（North American Review）上发文评论说，西方自认文明的日子并没有多久，当“我们最为文明的西方大地”还在茹毛饮血之时，中国文明早已高高在上，所以“任何一种认为西方一直都是优越的看法，不过是一种令人愉悦的虚构的故事罢了；得反过来说道一下才好”。 约翰斯顿指出：“西方在战斗和破坏因素上是更高一筹的，但这些东西恰恰是西方宗教两千年来一直想去除的；因此，即便从西方的角度去看，欧洲在物质上的胜利恰是其道义之败北。”然而，并没有多少人真正听到约翰斯顿这种反思的声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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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义和团事件以后，“黄祸”与“白人的负担”均成为欧美基于种族主义和欧美文明中心角度，贬低包括中国人在内的所谓“东方人”的主要比喻。这一比喻后来的一个具体化的舞台形象是所谓的“傅满洲博士”，是英国小说家萨克斯·罗默（Sax Rohmer，即Arthur H.Ward，1883—1959）在其1913年开始出版的一系列小说中塑造的一个清代中国男人形象，集狡猾、聪明、奸诈、恶毒和犯罪等等于一体（图18.13）。“傅满洲博士”的横空出世发生在义和团事件后仅仅十年多的光景，贴合很多西方民众对中国的排斥心理，使得这一形象此后一直活跃在西方很多剧作之中，自20世纪20年代初开始搬上电影银幕。随着20世纪中期以来传播媒介在影视技术方面的长足进步，傅满洲的形象更是广为人知，在很大程度上对包括美国民众在内的西方人强化中西文明差异，特别是持续误解中国和中国人，起到了不小的推波助澜的作用。直到今天，我们仍旧能够在欧美一些电影和电视剧中找到其形象的变种，这些角色以华人面孔出现，虽然不再有当年的傅满洲式的胡须和长长的指甲等明显的凸显邪恶的体貌特征，而变成了当代科学家之类，但其内里仍旧充满了傅满洲式的邪恶与阴险，可谓是傅满洲的进化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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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18.13 美国派拉蒙影业公司1929年上映的电影《神秘的傅满洲博士》的海报，展示了美国男性演员沃纳·奥兰（WarnerOland，1879—1938）扮演的邪恶的傅满洲形象，并说这是一部“充满危险和神秘的惊悚片”“让你毕生难忘”。因为排华的缘故，当时的美国电影的华人角色几乎都由美国白人装扮成中国人后出演，包括1937年上映的以赛珍珠的著名小说《大地》为蓝本的同名电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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义和团运动到现在整整120多年了，中国早已经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晚清时期开始的近代化事业也早已突飞猛进，很多方面甚至远远超出欧美国家，但是西方世界对于中国的偏见和扭曲的理解却仍旧存在，而且这种偏见其实早在18世纪晚期和19世纪初期就已经逐渐树立起来，进入19世纪晚期以后随着中国的孱弱不堪而变得尤其扭曲。以当今的现实生活言之，欧美国家的绝大部分人并没有去过中国甚至东亚地区，他们在本国的教育体系中几乎完全没有接触过近代中国的历史发展，也不了解当代中国的巨大变化和建设成绩。因此，直到今天我们仍旧可以时不时看到一些带着种族和文明歧视的东西出现。例如，2020年1月中国爆发新型冠状病毒疫情以后，加拿大的一些报纸称这个病毒为“中国病毒”（China virus），澳大利亚的一些报纸在报道防疫情形时称当地的华人孩子为“中国孩子”（China kids），美国的某些报纸专栏内使用了“亚洲病夫”（sick man of Asia），甚至于美国总统也公然使用“中国病毒”（Chinese virus）等等，都是带有明显种族歧视甚至侮辱性质的字眼，反映了一种近代以来西方历史上对中国和中国人的由来已久的偏见，而瘟疫和疾病又尤其是西方历来妖魔化中国以及整个东方的比较突出的一个渠道。这些报道虽然不能代表整个西方对中国的认知，但却清晰地暴露了一些人的差序文明观念甚至种族主义观念是根深蒂固的。从这个角度来看，中外之间的文化交流依然是任重道远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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夫人外交的再起：老佛爷与康格夫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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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02年1月7日下午，慈禧太后和光绪皇帝以及“西狩”的其他皇室成员和随员，从西安一路跋涉后，终于回到了北京紫禁城，是为“回鸾”。康格夫人称这一天是“非常美妙的一天”，因为她相信签约以后中外将摒弃成见和敌视，翻开友好关系的新篇章。“回鸾”这天是辛丑年冬月廿八日，距离春节正好还有一个月（当年除夕在公历2月7日）。惊慌失措了一年后，太后、皇帝和皇后与一干亲信们，终于回到京师，准备过年。因为圣驾要从火车站经过前门大街回宫，而使馆区所在的东交民巷就在前门东面，所以外务部（根据《辛丑条约》，总理衙门改为外务部，即后来外交部的前身）发照会给各国公使，希望各公使馆1月7日当天不要有人前往前门一带，以免发生意外事件。康格特别交代美国公使馆的外交和保卫人员及其家人和随员不要去前门等处，该馆秘书也通知了在京美国公民不要前往。当天下午，当慈禧的轿子经过东交民巷南侧一处上面站着外国公使馆成员的楼房阳台时，这些公使馆成员向慈禧致敬或敬礼，慈禧则稍微往前倾了倾身体，以为答礼。这位老佛爷有生之年大约还是头一次这样做。“回鸾”后的清政府致各国公使的外交照会的口气，在康格看来是“非比寻常的友好”（图18.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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