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随后,夫人们和翻译们在中国翻译的陪同下到偏殿用膳。御膳房准备了一大桌子美味佳肴,中国翻译以英文和法文向太太们逐一介绍。庆亲王奕劻、庆亲王的一位格格和其他几位格格,也前来陪同用餐。外国翻译则由总理衙门的大臣陪同,在一个小桌子上就餐。午餐进行得十分顺利,气氛也非常融洽。餐后,各位夫人用了茶。此时,慈禧太后携隆裕皇后前来,太后坐在一张黄色的椅子上,公使夫人们立即如前般地坐好。太后朝着每一位公使夫人伸出双臂,然后再缩回去,和蔼地说:“一家人,都是一家人。”然后,慈禧太后逐一向公使夫人们介绍了身边的隆裕皇后,皇后略显腼腆,但康格夫人对她的印象很好。这之后,太后和每一位夫人暂时道别,让她们前往戏楼听戏,也就是观赏京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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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使夫人们观赏完了京剧之后,回到之前就餐的偏殿用茶点,并再一次见到了早已经等在那里的慈禧太后。在各位夫人都拿到了自己的茶以后,太后起身到每一位夫人面前,举起茶杯自己先抿一小口,然后把茶杯递给公使夫人,并说:“一家人,都是一家人。”与此同时,太后给了她们每个人更多的非常漂亮的礼物。最后,这批公使夫人与慈禧太后道别,一起乘轿子从蕉园门离开西苑,回到了出发前的英国公使馆,然后各自乘轿回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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整个接见的流程和总理衙门提前拟定的礼仪流程基本相同,但慈禧太后赐给每个公使夫人礼物、赏赐听戏以及戏后赐茶和礼物等几个环节,则并非之前的具体计划,完全是她自己的临时决定。这在清宫历史上发生过很多次,例如乾隆皇帝经常额外赏赐朝鲜、越南等国家来京的贡使很多礼物,这些额外赏赐之举并不在负责礼仪和外事的礼部提前拟定的觐见流程中,不一定事事按照节目单举行。这次接见中的一些礼仪,例如太后攥着诸位公使夫人的双手、抿一口茶再让对方喝,等等,均是慈禧向对方展示友好和善、亲密如一的姿态,按照今天的流行说法,这叫“平易近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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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公使夫人们而言,此番觐见可谓大开眼界,是令她们激动得不能自已的一次重要事件。虽然英国公使夫人对火车车厢、太后的声音等等颇有不喜之处,但对觐见本身仍旧非常期待,而且没有失望。觐见结束回到英国公使馆之后,这批太太兴奋地聚集在一起拍了一张照片,将她们瞻仰天颜之后的激动定格在了一个瞬间(图18.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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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18.6 1898年12月13日下午,在觐见慈禧太后和光绪皇帝之后,七国公使夫人及四名翻译在英国公使馆合影。前排左起是:德国公使夫人、荷兰公使夫人、英国公使夫人、日本公使夫人;后排左起是:法国公使夫人、俄国公使夫人和美国公使夫人。图片出自康格夫人萨拉的《中国来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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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今天很多人批评慈禧太后腐败无能和专擅弄权之类,也做“落后的中国”和“先进的西方”的种种对比,而在北京城内的历史空间中,很多西方人士总以见到中国皇帝和皇太后为荣,可见我们后来的历史观察与评议,与现实是相差很多的。见过与没有见过皇上和皇太后,是很不一样的,例如“百日维新”的干将康有为(1858—1927),曾受过光绪皇帝的召见,所以康氏对光绪帝忠心耿耿,到死都是“保皇派”,而他的得意门生梁启超(1873—1929)从来没有见过光绪皇帝,因此并没有这方面的负担;假若梁启超也觐见过光绪帝,我们恐怕就要少看梁任公的很多文采恣肆的文章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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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国公使康格夫人对能够觐见皇太后和皇帝尤觉兴奋,一路上看什么都是那么美好,尤其是对慈禧太后、光绪皇帝、隆裕皇后、庆亲王以及格格们的看法,是非常积极的。事后,她在写给住在美国的一个姐妹的信中激动地回忆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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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返回的时候,已经陶醉在了新奇和美丽之中,这真是完美得像做梦的一天,让我们每个人都觉得是那样非常、非常的不真实。他们为我们做了所有的事!只要想一下!中国的大门紧闭了好多个世纪,现在却已经打开了缝隙!此前没有外国女人见到过中国的统治者,而中国的统治者也从未见过任何外国女人。我们兴高采烈地回到英国公使馆,聚在一起照了一张相,记住这最为非同寻常的、实际上具有历史意义的一天。1898年12月13日对中国和世界而言都是伟大的一天。想想这个吧!英语是外国妇女们在朝廷觐见至尊时说的第一外语。中国贸易语言是修改后的英语,而纯正的英语则由一位女性带到了中国至尊的面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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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国公使康格于次日即12月14日就致信美国国务卿海约翰,简单报告了整个觐见过程,并评价说:“在整个中国历史上,这是一名皇后或者皇太后第一次接见外国女性,这次接见应该会产生很多好的结果。大家相信这次会面将在紫禁城里激发出一种去观察和了解更多的西方人和西方事物的欲望。而且,当中国人都知道了太后本人乐意接见和款待外国人的时候,中国人的某些敌视情绪会得以消解。”汇报之时,康格夫人仍旧处在欢欣雀跃之中,康格也难免受影响,认为此次觐见慈禧太后将会对中外交往的局面做出某些改善。由此可见,慈禧太后的这次夫人外交,的确造成了一定的外交影响,这未尝不是她最初允准此番觐见的初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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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而,义和团运动的兴起,迅速改变了很多东西。康格和他的太太,连同其余几位国家的公使和太太,都被义和团和清军包围在了使馆区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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义和团运动与美军打进紫禁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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义和团运动发源于直隶(今河北)西南部和山东省西北部交界的菏泽曹县、单县一带,这一带是黄泛区,民风淳朴(图18.7)。自1898年黄河泛滥之后,这一带又连续出现了大面积的旱灾,很多农民衣食无着,加之对天主教及其教徒的地方仇视以及由此导致的种种冲突,逐渐出现了农民纷纷加入当地“梅花拳”等拳社,结伙练拳、自卫和乞食的情况。在此过程中,一些拳师提出了“扶清灭洋”等口号,目标指向外国列强,并率众攻打教堂,杀死教民。山东大学历史学系曾经在20世纪50年代做过一次大规模的田野调查,后来在义和团运动一百周年纪念的时候,特意出版了厚厚两大卷调查资料。从这些资料中,我们可以看到在天灾之下,衣食无着的农民是如何聚众讨食的,他们基本上都是善良的农民,并非清廷后来所指摘与污蔑的“暴民”或“拳匪”。美国历史学者周锡瑞(Joseph Esherick)曾经在山东大学参考过这批资料,在1987年出版了一本著名的《义和团运动的起源》(The Origins of the Boxer Uprising),其中将自然环境与社会、人文、政治等环境结合起来讨论这一历史事件的发生与发展,是一部近代中国史研究的经典之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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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18.7 1900年美军第6骑兵团在天津俘虏的部分义和团团员。美国国会图书馆藏,编号 2004670921。这些团员基本上都是农民,为了生计加入义和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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清政府起初试图压制拳民,新任山东巡抚袁世凯就是这样做的,但“义和拳”势力发展的速度和规模远远超出清朝官员们的预计和控制能力。1900年6月初,大批义和团成员从山东和直隶两省经天津进入北京城,这些团员通常手持大刀和长矛,围着红头巾,以“梅花拳”“金钟罩”“铁布衫”等等为名聚众练武,加上混合了道教神符、作法等各种仪式,在一般没有受过教育的民众眼中,的确如神话中的天兵天将降临京城一般。北京一带的义和团运动开始变得如火如荼。慈禧太后紧急调集来京防卫的董福祥的甘军,竟也有士兵加入了义和团,很多达官贵人的家人和仆人也纷纷成为义和团员。以后来者的眼光去看的话,这就是一种时髦的革命运动,整个京城的民众几乎都被动员了起来,闹革命是大势所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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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些义和团员闹革命的主要目标并不是要推翻清政府,而是要“扶清灭洋”,要打洋人、排洋教,所以他们迅速聚集于东交民巷的使馆区,将各国的使馆围困起来,并开始攻击这些使馆,同时在城中攻击和焚烧教堂。在他们看来,正是外来的“邪教”给人民带来了无穷的灾祸。清廷此时态度发生了变化,一些保守派的官僚起来强力支持义和团,给义和团攻击外国使馆区提供了道义上的支持。就国际外交而言,此时义和团做的事情已经构成严重外交事件,清政府虽然没有对各国宣战,但因为没有阻止义和团对使馆区的进攻,且鼓动过其进攻,所以实际上构成了中外冲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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各国公使馆早在义和团围困之前就向外发出了求援,因此英、美、俄、日、法、德、意、奥匈等国家出兵组成了一支临时防卫部队,即所谓的“公使馆卫戍部队”(Legation Guard),总计21名军官、429名士兵,这可以说是最早的一支“八国联军”。这支队伍在义和团大批进入北京城之前,已经提前在清政府的默许之下于1900年5月31日抵达了东交民巷,各自在本国公使馆区布防,这是为何后来手持大刀、长矛和弓箭等武器的义和团民,甚至一部分拥有新式炮火的清军一直没有攻打下东交民巷的主要原因。当时使馆区被困人员大约3 000人左右,而寻求庇护的教徒等华人接近2 000人,保卫这批人的主要军事力量就是这一支400多人的各国临时拼凑起来的部队。守卫美国公使馆的是约翰·迈尔斯(John T. Myers)上尉带领的48名海军陆战队员和5名水兵。6月12日之后,美国公使康格携带妻子、九名仆人、传教士及其庇护的中国基督教徒,一起迁到更靠近使馆区内部的英国公使馆,英国公使馆也有更多的水和食物。如果没有这支临时防卫部队的话,使馆区是一定会被攻陷的,里面的所有人恐怕也难逃被杀的厄运,如果那样的话,后来的八国联军侵华的规模就要大上许多,而清朝的命运也很有可能终结于1900年(图18.8和图18.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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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18.8 围困之中的美国公使馆一角。美国摄影师查尔斯·基利(Charles A. Killie)摄。前景是钟楼,里面建有张贴当日动态的消息栏,背景之中的房舍是公使康格的寓所。在被困的差不多两个月之间,被困人员拿骡子当食物,睡在地上或椅子上。在8月14日解围之前,使馆区原先的守卫部队中总计7人阵亡,11人受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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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18.9 1900年被清军炮火击毁的英国公使馆的南馆舍。美国摄影师查尔斯·基利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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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时第二支2 000余人的“八国联军”已经在联军统帅英国人西摩尔(Seymour)的带领下开始朝北京进发,其中包括112名美国海军陆战队士兵和水手,中外战事开始在京津一带铺开。在北京,6月11日,日本公使馆书记官杉山彬被董福祥部的甘军所杀,手法残忍,引起了各公使馆的公愤,双方的冲突已经不可调解。义和团团民对使馆区的零星攻击持续不断,但只在6月14日发动过一次较大攻势,因武器悬殊且义和团民根本没有接受过军事训练,很快被使馆区守军击退。清廷很快要求各公使馆人员限期撤出北京,但后者在这种情况下根本无从带着男女老幼脱身,何况使馆区内还有上千名寻求庇护的中国人。6月20日,德国公使克林德(Clemens von Ketteler)在前往总理衙门交涉允许各国公使延缓退出北京城的途中,在东单牌楼北大街西总布胡同被巡逻清兵当街击毙,因为克林德一行没有携带任何武装人员和武器,所以此事构成了一起中方严重违反国际法击杀外国驻华外交人员的事件,情况由此发生了重大变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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