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702867862
1702867863
在我夸奖中国人相比于其他国家人更具诚信的时候，我并没有忽略异教（Paganism）和基督教的差异，但在越来越多的趋势下，当人们面对着中国官员所面临的诱惑之时，我更倾向于怀疑基督教在没有别的启蒙性的（enlightening）和提升性的影响的帮助下能够切实控制人们的邪恶念头并使他们保持正直和美德的效用。在一个有着专权政府的国家，官员和民众们行事主要靠传统和先例而不是清晰界定的成文法（well-defined written law），不管根据我们的启蒙观念（enlightenment）这个国家已经是多么文明开化（enlightened），认为这个国家的公众和官员的道德会比中国更好的想法是危险的。【本段解评：镂氏在此达到了一种“同情的理解”的地步了，指明了中国的情况决定了即便是自认为更为文明开化的基督教人士在同样的社会中并不会比中国人做得更好。】
1702867864
1702867865
我们谈了中国如此不妙的情况，没有去谈它的进步，但令人吃惊的是整个庞大的社会和政府结构并没有四分五裂。各省是如此独立于中央，不禁让人疑惑中央政府究竟还能维系什么样子的威望和权力。孤立状态（isolation）无疑帮助维系了这个国家的完整，而皇帝既被视为精神领袖也被视为世俗领袖的事实，也增加了皇权以及圣旨的威力。但是，比其他因素结合起来都要有影响力的是全天下追求做官的野心，以及官员任命的模式，这是把整个国家捆绑在一起的很强的纽带。通过上面提到的竞争性考试，这个帝国的所有的知识分子要么正在官府里效力，要么正在希望入仕的路上。官员们也非常紧张地保持政府的完整，以便保留位子和权力，而一大部分读书人也希望能够时来运转，成功通过考试获得官位。但这也是取得进步的一大障碍，是在前进的道路上几乎不可逾越的障碍，也是靠理智和争辩难以达到或者克服的。【本段解评：镂氏看到的是同治时期清中央政府在内忧外患的夹击之下变得孱弱的状态，然后他试图寻找清政府没有垮台的原因，他所认为的科举考试和人们对官位的追求维系了中国完整的说法是片面的，这与他以公使身份接触的中国官僚体系网络大有关系；但是他提出的问题很值得我们注意。】
1702867866
1702867867
第四部分 中国语言和洋泾浜英语
1702867868
1702867869
中国的语言是另一大障碍，对其他国家而言只有时间和忍耐才能部分除去这一障碍。中国的语言是如此麻烦，乃至于要耗费一个中国人许多年去彻底掌握它。对中国人尚且如此，让外国人来学习又会是什么场景呢？现在，的确有几个外国人可以或多或少地熟练地读说中文，但是就算他们已经耐心学习了好些年，也不能肯定地说有一个在中国的外国人能完整准确地读说中文，或者有一个外国人能够不用中国教师或写手而单独把邮件和公文翻译为中文且准确无误地把意思和目的传达给对方。【本段解评：当时北京能够熟练掌握中国语言的外国人的确极少，就美国公使馆而言，从1871年到1901年三十年间主要依靠一名自己的翻译人员哲士（Cheshire）在中国员工的协助下做翻译文书的工作，到了1902年美国国务院才在驻华公使康格的极力要求下，选拔了10名美国翻译生前去北京学习中文以便日后在驻华公使馆工作。】
1702867870
1702867871
中国人认识到了一点学习其他语言的重要性，通过这些语言可以阅读其他国家的作品，但在中国更加文明开化之前，中国人不会朝着那个方向做多少努力，甚至完全不做努力。在中国人被引导着去认识到外国知识的价值或者外国人可以用自己的语言来教中国人之前，中国人如何去获取知识呢？尽管这个任务是繁重的，要求大量的时间和耐心，但是中国在过去二十年间所取得的进步是非常鼓舞人心的。教科书和字典等等越来越多，都是学习语言知识的好帮手，也将非常有助于未来的工作。【本段解评：“过去二十年间所取得的进步”指清廷在两次鸦片战争之后开始逐步学习西学，特别是第二次鸦片战争之后掀起的洋务运动。在此之前中国政府系统内没有什么官员懂得英文和法文，1862年京师同文馆成立以后，逐步开设了英文、法文、德文、俄文等外国语言科目，也开始学习近代物理、化学、天文等新的知识，格局开始根本改观。美国传教士丁韪良于1869年升任同文馆总教习，对该校的发展做出了很大贡献。1892年年底，丁韪良曾推荐同文馆的张德彝和沈铎二人担任光绪皇帝的英文教师。】
1702867872
1702867873
除了那些和中国海关税务司、外国领事馆以及传教士有关系的人之外，很难找到一个能懂、能说或者能写中文的外国人。外国商人们也不朝这个方向努力。相反，一些公司喜欢雇用能说能写英文的本地人，却又担心他们把欧洲的市价和市场报告告诉中国商人。大体而言，和中国人做的所有生意都是通过中国的中间商完成的，这些中间商叫“买办”（“compradores”）（图19.5）。
1702867874
1702867875
1702867876
1702867877
1702867878
图19.5 19世纪70年代初的一个正在吸水烟的上海买办。美国国会图书馆藏，编号2011660145。
1702867879
1702867880
外国商人们可以和买办通过一种没法记录的专业行话“洋泾浜英语”（pidgin English）来交流，这种语言可以传递最简单的意思，沟通买卖指令，完成交易目的。然而，洋泾浜英语并没有包含多少语言要素，所以它的出现和使用已经大大阻止了口岸及其周围地区的中国人的进步，例如在学习我们的语言等方面。但是，我也很高兴地看到一家位于上海的美国公司的两名年轻的雇员现在正在北京学习中文，以便能够为他们的公司服务，使其公司不再需要在同中国商人做生意的时候彻底仰赖买办。这家公司（即琼记洋行，Messrs. Augustine Heard & Co.）值得一提，因为它在开明地推进获取有用的知识的事业，我希望他们的尝试能够成功，这样其他人就会起来仿效。
1702867881
1702867882
第五部分 中华帝国的衰落：从乾隆到鸦片
1702867883
1702867884
这个帝国正在衰落之中，能证明其腐朽和衰败现象的令人痛心的证据比比皆是。这种衰弱是什么时候开始的以及是什么原因引起的，都是不容易回答的问题，正如其他的有关中国的问题一样。如果我们可以准确地了解和理解这个国家的历史的话，就会发现进步和退步一直是交替的，正如几个朝代显示的或锐意进取或放荡挥霍那样，而且很大程度上是和少数几个皇帝的智谋、忠诚和精力成比例的。然而，现在的这次衰落，我认为追溯到乾隆皇帝统治的1736年到1796年这一时期是没有问题的。乾隆年间，大批钱财用来修缮旧的或扩建新的皇家宅院和游玩场所，并被用在修缮或新建佛教寺庙、陵墓、碑亭等等上面，此种工程遍布全国。乾隆以后的皇帝们似乎没有精力去填补乾隆大加挥霍造成的国库亏空。已经一贫如洗的人民变得更为不满，这种不满通过起义和叛乱凸显出来。人民的这种反叛精神好像已经变得长期化了，而叛乱在本世纪的不同时间内几乎蔓延到了所有省份。这最终酿成了具有巨大暴力和破坏力的从1850年一直延续到1865年的太平天国叛乱，蹂躏和损毁了几乎整个中国中心地区。除了起义者们造成的人口和财产损失，我们还必须加上帝国政府在镇压叛乱的军事行动中的人口和财产损失，以及同外国进行的战争，这些都把成千上万的农民推到了穷困、贫乏和饥荒之中。从我们获得的最可靠的资料来看，过去的一百年间因战争伤亡、疾病和饥荒造成的人口损失，已经超过了自然增长的人口，所以中国现在的人口总数实际上低于一个世纪之前。如果这种估算是正确的话—其实也没多少可以去怀疑的，那么单单从这些原因中就不难看出衰落和退步是一种不可避免的结果。【本段解评：可见至少在19世纪70年代，人们普遍认为清朝是从乾隆时期开始衰落的，镂氏提到的清朝同外国的战争是指第二次鸦片战争，这场战争的时间和太平天国运动的后半段基本重合，而太平天国的最终失败，也与清廷结束第二次鸦片战争、同英法美俄等国达成协议之后，借用后者的力量去镇压前者有关。现在西方学界普遍认为太平天国运动造成的中国人口损失接近两千万，但因为很多人口资料都在战乱期间焚毁，伤亡人口也没有具体记载或统计，所以并不是确切数字，只是基于前后人口统计上的一种大略的估算。】
1702867885
1702867886
除此之外，更为强烈的一个可能超过其他各种原因总和的因素，就是鸦片消费的增长。鸦片已经消耗掉了人民的财富，掏空了他们的灵魂，但在本世纪一开始的时候它并不为人所知。根据最权威的统计，1800年时进入中国的鸦片不超过4 000箱（chest），每箱重133磅。到了1869年，外国销往中国的鸦片烟达到了大约85 000箱，这里面大约53 000箱是从通商口岸进来的，付了关税，剩下的32 000箱海关官员认为是从香港走私进来的。本世纪初的时候中国国内很少炼制鸦片，但到了1869年，谨慎的估计认为本土种植炼制的鸦片烟已达75 000箱，加上外国贩进来的烟土，当年鸦片烟消费量高达16万箱，相当于2 100万磅或10 500吨。通过各种渠道从外国贩到中国的鸦片，价值基本徘徊在6 800万美元上下，相当于中国销往其他国家的茶和丝绸的价值的75%。这些数字的背后是一个令人痛苦的故事，也是一个有关对外贸易本可促进这里的人民的福祉的让人伤心的评价。这些数字确凿地证明吸食鸦片的恶习已经消耗掉了并正在消耗人民的一大笔血汗钱，降低了他们纳税的能力，反过来就造成了政府的赤贫。但是，这种估算只是包括了一小部分损失和破坏。吸食这种毒品已经削弱了人民的精力，让他们变得好逸恶劳和肆意挥霍，减弱了他们的生产力，就此加速了这个帝国的衰败和毁灭。【本段解评：镂氏此处指出了一个非常重要的问题，即中国本土鸦片的种植和炼制，在1869年的时候数额竟然已经和进口鸦片烟数量很接近了。学界对晚清时期中国鸦片的年销售量的估算差别很大，例如有的中国学者的统计数据显示，1869年的时候从大陆各口岸进口的鸦片数量为53 413担，从香港进口的鸦片为86 065担，总数139 478担，总值海关银6 195万零403两，但这个统计数据中仅香港一地的进口数量已经接近镂斐迪说的贩入中国的外国鸦片85 000箱，这样一来差别就很明显了。按照清代海关总税务司十年报告中的标准数据单位，当时1担（picul）为中国单位100斤，合60.453千克及133.33英磅，镂斐迪所谓的1“箱”（chest）其实就是中国海关单位1担或100斤。照此计算，1869年进口鸦片总重量介于8 431多吨到9 672多吨之间，加上没有统计进去的本土炼制的和走私的鸦片，数额应该超过1万吨。这里，我们拿中国学者统计的1869年进口鸦片总额来讲，总值6 195万余两海关银，这是一个什么概念呢？1884年中国委托德国建造完成了两艘铁甲舰，其中“定远”号花费141万两白银，“镇远”号花费142.4万两白银，加上运费和杂项开支大约56万两，两舰成本合计339.4万两，而1869年一年中国人抽掉的鸦片就值36艘铁甲舰，当时距离1894年中日甲午海战还有足足25年，而打败北洋舰队和整个大清国的明治日本政府才刚刚建立一年。一年抽掉36艘战舰，25年就是900艘之多，若将此种资本汇集起来，振奋士气，何愁不能自保家园？从这个角度上说，晚清中国的近代化资本早在无形之间被中国鸦片烟鬼们抽掉了，而鸦片烟毒害中国人民、社会与国家之惨烈与不仁，也是今日中国人应当清醒认识到的。】
1702867887
1702867888
第六部分 如何拯救中国：内外道路及其困局
1702867889
1702867890
这种衰败是否可以通过改变人民的习惯来终止，或者是否可以通过开辟新的工业与财富的资源来取代消费鸦片造成的亏空，或者这两条途径能否都使用，是值得所有希望鼓励和促进西方国家人民和这个国家的人民之间的商务关系的人认真考虑的。要是做到第一点，即改变人民习惯的话，在我看来，唯一可行的就是在人民中间创造出更好的道德感，这样才能切实削减他们吸食鸦片的胃口和热情。要做到第二点的话，唯一的途径是教育统治阶层和受过教育的阶层他们开辟新资源可以得到的益处，然后通过他们的影响来引导自己的人民去完成系统化开发现在正埋在地下的大批矿藏和其他资源的任务，或者允许外国人去替他们做。在我看来，这些都是让这个国家和人民重新和平地获得活力的唯一途径。【本段解评：镂氏看到了中国如果仿照欧美模式开展工业化的前景，当时中国的洋务运动正在轰轰烈烈地展开，但长远看这一欧美工业化愿景在1871年的中国还不明显。】
1702867891
1702867892
中国大众的教育必须主要通过基督教传教士们的努力和影响来完成，中国官员也必须接受聪明、谨慎和精力充沛的外国政府通过他们驻扎在北京的外交代表来进行的教育。这些外交代表们的影响一定要能够开化官员和加强中央政府的权力，那样的话中央政府的公平合理的谕旨和命令才能够具有更多的力量和权威，而且和现在的情况相比也能得到更多的尊重。【本段解评：镂氏这里流露出了要从欧美的角度通过欧美的力量来改造中国的强烈愿景，认为这种改造一来要依靠传教士，二来要依靠欧美驻华公使。这两股力量，均与1870年夏爆发的天津教案休戚相关。】
1702867893
1702867894
还有另一种途径比上两种法子都更为直接，但不见得更为有效，那就是我们或许可以称之为“流行手段”（“popular course”）的武力（force）。这是驻扎在这里的大部分外国代表们认为的唯一可靠和快速的用来“打开”（opening up）中国的工具。商人们认为为了获取新的工业资源和渠道，付诸武力是必要的，而一大批的传教士也喜欢武力，因为通过武力手段他们的任务或许相对于缓慢又费时耗力的道德说教要变得容易一些。从传教士们的一边来客观地看，他们的思考模式让他们真诚地相信，为了给当地人民带来最好的结果而发动的战争是道德和仁义的。他们相信“地和其中所充满的，世界和住在其间的，都属耶和华”（“The earth is the Lord’s and the fullness thereof”） 【出自基督教《圣经·诗篇》24:1】；相信他们是万能的神（the Almighty）手中的代理人，去实现异教徒的基督教化和重生；相信他们的工作进展得越快，对中国人和世界就越好；相信为了打碎轻视、轻蔑和迷信的障碍，使用武力是绝对必要的；相信通过军队来使当地臣服只是为了实现主（the Master）的伟大事业而做的一点名正言顺的补充手段。驳斥这样一种理论的各种说法已经非常明显了，不需多费笔墨去重复。【本段解评：镂氏在这里解析了在华传教士和欧美列强在对华使用武力方面的共识，但指出了传教士从宗教的角度来看待武力的运用，与世俗商人有很大的区别。实际上，虽然19世纪欧美传教士是随着本国的坚船利炮重新返回中国的，但大部分传教士侧重于深入中国社会传教或者投身教育、卫生等事业，例如美国传教士丁韪良这样的，并没有像镂氏所言的那样积极鼓吹要对中国人民使用武力，因为武力在很大程度上将严重破坏他们传教的土壤。】
1702867895
1702867896
通过和平手段进行改造的工作，一定意味着要求其他国家付出很多年的耐心，也要求从事这项工作的人具有耐心的劳动和努力，但那些时间、忍耐和劳动将水到渠成地完成改造的使命。相信使用武力理论的人则根据事实认为，所有的外国人恰是通过几年前使用的武力才能现在生活在中国，在他们看来将来也唯有武力一途才能打破那些横在前进之路上的漠视与怀疑的藩篱。几乎没有必要说，我对这种理论整体上都是不赞成的。若抛却正义和道德勿论，并且把事情简化为一个仅仅有关政策和权宜之计的问题，我看到在通过武力—仅仅是武力—确保永久进步这条路上会有如许多的障碍，乃至于让我对于考虑是否通过武力来获得更多的特许权而徘徊良久（图19.6）。
1702867897
1702867898
1702867899
1702867900
1702867901
图19.6 美国杂志《评判》于1900年12月8日发表的题为《必须得有人站出来断后》（Someone Must Back Up）的讽刺漫画，描绘了在义和团运动和八国联军侵华的时代背景下中美两国狭路相逢的局面。画的右边是身上写着“中国”的一条巨龙怪兽，骑着这条巨龙的是一个身上写着“义和团员”的人，右手举着沾满鲜血的大刀，左手擎着一面写着“4亿野蛮人”的旗子（当时中国人口约4亿）；迎面前来对付中国人的是开着一辆炮车的山姆大叔，车后写着“文明和贸易机动车”，车身上装饰着“进步”，山姆大叔一手操着标着“暴力之必须”的一挺快炮，一手示意让中国人停下，而身后的车里装着机械、桥梁、棉布、音乐、干货和教育等等，表示前来中国贩卖货物。
1702867902
1702867903
但即便是所有的力量都用来抵挡衰败，我对中国和外国之间的和平关系会持续下去以便改善中的教育影响力将可以完成重振中国一事，也没有什么信心或真正的期待。中央政府的迟滞和犹豫不决将会耗尽其他国家的耐心，地方政府和人民对条约权利的违背以及外国商人阶层要求额外特许权的压力，将迟早引发一种断裂，进而以一场对外战争收场。【本段解评：镂氏对当时中外局势的观察，不能不说是入木三分，如他所预言的那样，此后20年间中外关系总体上日益恶化，外国银行以中国关税为担保的各种大小对华贷款接踵而来，中国国内针对外国传教士的教案和外国人的攻击也频频发生，中日甲午战后又出现了各国在华瓜分势力范围的狂潮，而康梁一派试图以温和手段推进社会改革的戊戌变法也不过百日即告夭折。内忧外患、人祸天灾，最终导致了中国国内反抗情绪的总爆发，即义和团事件，“扶清灭洋”一时汹涌澎湃，八国随即组成联军出兵中国并占领北京，最后以清政府签订丧权辱国的《辛丑条约》以及处决和贬谪一干官员悲惨收场。】
1702867904
1702867905
第七部分 不应忽视中国文明：西方应该如何对待孱弱的中国
1702867906
1702867907
在预测未来的机会和计算可能性的时候，我们应该记住一些欧洲国家的制造业的运转有一部分是依靠维护和促进印度和中国的制造业市场的。这些国家的政府为了试图缓解他们正在遭受痛苦的生产者们，将会采取一条旨在促进贸易的路，而在其他情况下不会去这样尝试。令人高兴的是，美国考虑采取的针对中国或者其他国家的政策里，都不会有这样的考虑。
1702867908
1702867909
除了横亘在维护中国人和外国人的和平友好关系的路上的其他各种困难以外，当两个截然不同的种族（races）和文明（civilizations）面对面的时候，就一定会发生“无法遏制的冲突”（irrepressible conflict）。北美大陆上的印第安战争以及美国人民有关非洲奴隶制度的经历，都是这一事实的令人倍感痛苦的写照。
1702867910
1702867911
大多数外国人所犯的一个错误，就是低估了中国才智和中国文明的价值。将中国人与印第安人或者黑人相比，或者把他们与印度和南洋群岛的居民放在同一个水平线上，都是不公平的。中国人比现在绝大部分异教国家的人都要优秀，这表现在智力水平、工业以及行政能力上。虽然他们的教育是有缺点的，而且对于一个文明开化时代中的实用目的而言实在是无用的，但是他们掌握复杂学习的能力表现出了一种比其他人都要优越的获取知识的才能。中国商人在所有贸易领域内都在同外国人成功地进行竞争，而且就目前而言占据着有利的态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