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莫斯科与孙中山之间的这种结合,开始于1923年。在此之前,俄共(布)派来中国的代表,如维经斯基等人,都先后会见过孙中山。1920年夏天,在俄国成立的中国共产党组织局[34]派刘江专程回国到上海会见了孙中山,同他讨论了从新疆、蒙古和华南分三路合击北京政府的军事可能性问题。孙中山明确提出,他将向莫斯科派驻两名代表,他们不久即将到达布拉戈维申斯克。[35]担任过孙中山的警卫团团长和大元帅府参军的李章达,很快被派往苏俄。孙中山要求李章达代表他本人,向苏俄政府提议缔结一项军事合作的协定,请求苏俄红军于次年,即1921年春季,从俄国的土耳其斯坦进兵中国的新疆,深入甘肃,接应并援助四川的革命党人,推动中国各地的革命党人的武装起义。[36]而1922年夏天,当孙中山再一次遭遇失败退回上海之际,他意外地收到了苏俄全权外交代表越飞的来信,希望同他建立密切的关系。经过共产国际代表,这时也在协助越飞工作的马林等人居中联络,孙中山和越飞在1923年1月26日于上海达成了一项重要文件,即《孙文越飞宣言》。孙中山同意维持中东路现状,并同意苏军暂时驻扎在外蒙古;越飞则保证:“共产组织,甚至苏维埃制度,事实上均不能引用于中国”,孙中山并“可以俄国援助为依赖也”。[3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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孙中山这时指望“依赖”苏联援助的是一项结合“长远计划”(包括组建尽可能集中的领导机构和加强国民党党的思想政治准备工作,组织自己的军队,如在西北建立军事基地等)和“应急计划”(包括迅速提供资金和运送武器到南方帮助国民党夺回广东等)的宏大工程。很显然,俄共(布)中央十分看好孙中山及其领导下的国民党。3月8日,莫斯科正式决定同意帮助还从没有自己军队的孙中山,在中国西北部建立一支武装力量,同时向孙提供约200万金卢布的财政援助,并同意为孙中山派遣军政人员充当顾问。[38]当然,对于这支军队,莫斯科暂时还只能提供8000支日式步枪和15挺机枪,4门“奥里萨卡”炮和两辆装甲车,及其相关的军事物资和教练人员。[39]为了组建这支新的军队,孙中山特别派遣他最信任的军事干部蒋介石,组成代表团,于8月中旬动身前往莫斯科具体商谈合作事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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孙中山在西北建立军事基地并组建军队的计划,在蒋介石具体汇报了国民党人的具体设想和实际的要求后,很快就被苏联军方否定了。这是因为孙计划分别在外蒙古的库伦和新疆的乌鲁木齐建立两个军事基地。而苏联当局中的许多人这时正试图促成外蒙古的独立,自然不会允许孙中山国民党把库伦当成自己国家的土地,辟为军事基地,并创建军队。而对乌鲁木齐,苏联政府固然承认其为中国领土,但是孙中山在那里建立军事基地的提议,却是建立在先在苏联中亚地区建立军队,然后再打回中国境内,占领乌鲁木齐的基础上的。这显然也是苏联军方不可能办到的。因此,苏联方面最终同意的,只是帮助国民党在莫斯科和广州同时训练军事干部。尤其是鉴于广州这时已经夺回,莫斯科相信可以派遣专家和从海上运送装备给国民党人,在广州建立自己的军事学校来培养干部和组建军队。然而,俄国人给蒋介石的最重要的建议却是:“孙中山先生和国民党的当务之急,是要在国内全力以赴地开展政治工作,不然,在当今形势下,任何作战都注定要失败。”[4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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蒋介石此行没有达成他最为期待的目标,这使他对苏联留下了很不好的印象。他在回国后不久就明确讲:苏联“对中国之政策,在满、蒙、回、藏诸部,皆为其苏维埃之一,而对中国本部未始无染指之意。”“彼之所谓国际主义与世界革命者,皆不外恺撒之帝国主义,不过改易名称,使人迷惑于其间而已。”就中国革命而言,“事不能自立,而专求于人而能有成者,决无此理。”[41]但是,蒋介石对苏联红军的就近考察,也使他得到很多启发,并坚定了他要创建国民党自己的军队的想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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随着10月上旬苏联政治顾问鲍罗廷及部分军事顾问来到孙中山所在的广州,苏联与国民党正式开始了它们之间的密切合作的过程。如同苏联军事领导人在莫斯科向蒋介石所提建议一样,鲍罗廷到广州的第一件事情,也是建议孙中山要把政治工作,即建立一个革命的党,并使之成为一个有广泛群众性的全国性政党的工作,放到首要的位置上来。显然,孙中山很信服鲍罗廷的设想和主张,他不仅给了鲍罗廷以国民党组织员的头衔,授权他组织相关人员草拟各种必要的规范党的组织和使命的政策文件,而且开始依照苏联共产党人的经验,全面推动改组国民党的工作了。随同鲍罗廷来的苏联军事顾问,则在孙中山的授权下,也开始着手创办国民党人的第一个军事学校——黄埔军官学校。蒋介石则被孙中山提名为这个学校的首任校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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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参见《晨钟报》1917年4月4日;《民国日报》1917年4月14日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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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上海《民国日报》1917年5月6、19日,6月29日,9月14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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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周春岳:《调和之革命》,《太平洋》第1卷第4号,1917年6月15日;记者:《廿世纪世界之大变化》,《太平洋》第1卷第3号,1917年5月15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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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东荪:《过激主义之预防策》,《国民公报》1919年1月29日;孙洪伊:《吾人对于民国七年之希望》(社论),《民国日报》1918年1月1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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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政治周报》第5期,第11页;《孙中山全集》第4卷,第320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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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皓白:《波斯之新局面》、彭蠡:《民主主义与社会主义之趋势》,《太平洋》第1卷第10号,1918年7月15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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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 罗家伦:《今日世界新潮》、孟真:《社会革命——俄国式的革命》,《新潮》第1卷第1期,1919年1月1日;李大钊:《Bolshevism的胜利》,《新青年》第5卷第5号,1918年11月15日;李大钊:《法俄革命之比较观》,《言治》季刊第3册,1918年7月1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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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 见《李大钊选集》,第110、117页;泽东:《创刊宣言》,《湘江评论》创刊号,1919年7月14日;参见季陶《对付“布尔色维克”的方法》,《星期评论》第3号,1919年6月22日;蔼人:《社会改革与劳工报酬》,《南洋》第4期,1919年8月15日;伧父:《对于未来世界之准备如何》,《东方杂志》第15卷第10期,1918年10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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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 冯自由:《社会主义与中国》;《瞿秋白文集》第1卷,第23~25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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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 一湖:《二十世纪之大问题》,《晨报》1919年5月1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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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 转见李嘉谷《中苏关系(1917~1926)》,第43~47页。但是,该宣言8月26日在苏俄报纸上发表时,被删去了有关无偿归还中东铁路及其附属产业的内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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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 上海《民国日报》1920年4月14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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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3] 《维连斯基·西比里亚科夫就国外东亚人民工作给共产国际执委会的报告》,1920年9月1日,《联共(布)、共产国际与中国国民革命运动(1920~1925)》,第38~39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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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4] 参见记者《共产党的粤人治粤主张》,《劳动者》第2号,1920年10月10日;张赤:《打破现状才能进步》,《劳动界》第6册,1920年9月19日;立达:《劳动者与社会主义》,《劳动界》第16册,1920年11月28日;《社会主义底发生的考察和实行条件底讨论与他在中国的感应性及可能性》,《评论之评论》第1卷第4号,1921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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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5] 《毛泽东给肖旭东蔡林彬并在法诸会友信》,1920年12月4日,《新民学会资料》,第148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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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6] 《中国共产党宣言》,1920年11月,《中共中央文件选集》第1卷,第547~551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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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 无懈:《夺取政权》;C.T:《我们要怎样干社会革命》,《共产党》(月刊)第5号,1921年6月7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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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8] 《晨报》1920年7月2日,第3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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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 参见石源华《中华民国外交史》,第213~215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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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 《中俄关系史料——一般交涉》,民国9年,第52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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