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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1] 唯俄国在中国各地的租界及其对俄侨的司法管辖权，因驻京外交团反对，在事实上未能按照原定方案接管。见《中俄关系史料——一般交涉》，民国9年，第206～208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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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2] 《中俄关系史料——一般交涉》，民国9年，第89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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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3] 转见李嘉谷《中苏关系（1917～1926）》，第78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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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4] 《中俄关系史料——一般交涉》，民国10年，第179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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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5] 石源华：《中华民国外交史》，第216～217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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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6] 《中俄关系史料——一般交涉》，民国10年，第549～551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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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7] 原文称：“俄中两国政府同意为苏俄需要另行签订使用中东铁路办法的专门条约，在订立条约时，除中俄外，远东共和国亦参加。”转见李嘉谷《中苏关系（1917～1926）》，第92～93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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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8] 上海《民国日报》1921年12月21日，第6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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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9] 《共产国际、联共（布）与中国革命档案资料丛书》第1卷（即俄罗斯科学院远东研究所、俄罗斯现代历史文献保管与研究中心、德国柏林自由大学东亚研究所编，中共中央党史研究室第一研究部译《联共（布）、共产国际与中国国民革命运动（1920～1925）》），第115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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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0] 《京报》1923年9月18日，第2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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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1] 转见李嘉谷《中苏关系（1917-1926）》，第215～218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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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2] 《顾维钧回忆录》第1分册，第334～338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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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3] 见王铁崖编《中外旧约章汇编》第3册，第423～434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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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4] 该局1920年7月成立，直接隶属俄共（布），其俄文名称是Центральное Организационное Бюрокитайских коммунистов при РКП （б），直译成中文即俄国共产华员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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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5] 《刘江给俄共（布）阿穆尔州委的报告》，1920年10月5日，《联共（布）、共产国际与中国国民革命运动（1920～1925）》，第44～45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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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6] 关于李章达前往苏联之事，周谷先生记述称：“俄国革命一起……孙中山拟派人前往俄国留学，特嘱廖仲恺、朱执信、李章达、李朗如四人学习俄文，还请了一位俄国教师每日到廖仲恺家教他们俄文。只有李章达后来去了俄国学习”。参见周谷《孙中山早期与俄国革命党人的来往》，《传记文学》第58卷第3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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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7] 《孙文越飞联合宣言》，1923年1月26日，《孙中山全集》第7卷，第52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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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8] 《俄共（布）中央政治局会议第53号记录》，1923年3月8日，《联共（布）、共产国际与中国国民革命运动（1920～1925）》，第226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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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9] 《越飞给马林转孙中山电》，1923年5月1日，《马林与第一次国共合作》，第170～171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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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0] 参见卡尔图诺娃《加伦在中国（1924～1927）》，第23～26页；《巴拉诺夫斯基关于国民党代表团拜会斯克良斯基和加米涅夫情况的书面报告》，1923年11月13日，《联共（布）、共产国际与中国国民革命运动（1920～1925）》，第310～312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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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1] 蒋介石：《与廖仲恺书》，1924年3月14日，《蒋介石年谱初稿》，第167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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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苏关系史纲：1917～1991年中苏关系若干问题再探讨（增订版）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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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苏关系史纲：1917～1991年中苏关系若干问题再探讨（增订版） 第二章 苏联援助下的国民革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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苏联的援助，给了孙中山和国民党以前所未有的壮大和成功。尽管，按照苏联模式改组国民党，容纳共产党，在国民党内部引起了不满和磨擦，但是，孙中山看得很清楚，苏联是中国革命走向成功的一个不可或缺的重要帮手。孙中山没有料到，他的强势在相当程度上阻遏了莫斯科对国民党前途的左右；而他的去世，则使莫斯科必欲引导国民党前进方向的努力和国民党内部的反抗形成尖锐的冲突。孙中山逝世后发生在国民党内的一系列重要事件，都清楚地反映出这种情况。苏联帮助了中国的国民革命，同时也大大加速了国共两党之间的彻底分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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