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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月，国民党人从上海得到中国社会主义青年团团刊抄本，并找到中共三大《关于国民运动及国民党问题的决议》、中共中央三届一中全会关于《同志们在国民党工作及态度决议案》和中国社会主义青年团第二次全国代表大会及扩大中央执行委员会会议决议等中共党内文件。他们当即找到苏联顾问鲍罗廷质问道：“俄国对中国革命，究取何种态度”，是只支持国民党，还是同时坚持扶助共产党“双方并进”？在他们看来，“俄国对中国革命政策，将由中国共产党人加入中国国民党以操纵左右也”。对此，鲍罗廷毫不含糊地答复说：国共两党原本即“互相利用”，“国民党利用共产党，共产党利用国民党，惟两相利用之结果，国民党更多得利益”。照目前情况，“党中分派，是不能免，党之中央执行委员会，实际上不能作党之中心，当然党内发生小团体，有左派右派之分”。党中分派，“诚可致国民党死命”。但“国民党已死，国民党已不成党，只可说有国民党员，不可说有国民党，加入新分子，如共产党者，组织党团，可引起旧党员之竞争心，则党可复活”。他声称：“希望右派左派相争，发生一中央派，作党之中心”。[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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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共两党之间的这次围绕着中苏建交问题而发生的磨擦，最终导致孙中山召开国民党一届二中全会，以讨论国民党中监委联署的弹劾共党案。尽管最终鲍罗廷通过提议成立一个“国际联络委员会”来处理共产国际与国共两党之间有关事宜，解决类似磨擦，化解了此一危机，但国民党内对苏联顾问及对共产党戒备甚至敌视的倾向由此一发而不可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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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于紧接着发生的广州商团反叛事件，和苏联援助的第一批武器运抵黄埔，国民党内对苏联的怀疑迅速得以缓和。这一次苏联运来了8000支带有刺刀的步枪和400万发子弹，足够装备一个师的兵力。而黄埔军校的学生兵这时才只有3个连，因此，这批武器不仅装备了第一支国民党的军队，而且还被用来装备了广州市的警备部队和工人纠察队。这样一来，广州的商团武装当然不是对手，迅速被剿平了。此后，到北伐战争开始，苏联又接连运送大批武器弹药给国民党人。这些武器弹药包括日本来复枪4000支，子弹400万发；俄国来复枪14000枝，子弹800万发；各种机枪90挺，各种炮24门，总价值将近300万卢布。[17]事实上，正是由于莫斯科分别提供经费或贷款来帮助创办黄埔军校、中央银行和支持国民党改组，提供武器弹药装备其军队，[18]国民党人才得以在粤、滇、桂等诸多小军阀虎视眈眈下，在广州确立了自己的统治地位。孙中山对此看得十分清楚。在多年向列强求援失败之后，孙中山终于找到了一个可以真正援助他的国家，这无疑是他坚定地实行联合苏联政策的关键所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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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24年10月23日，冯玉祥突然发动北京兵变，一举推翻了直系掌控的北京政府，电邀孙中山等共同进京，成立全国和解政府。孙中山在鲍罗廷的推动下，欣然应允，并立即停止北伐准备，动身北上，不意行至天津即因肝病发作而致病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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孙中山对此番与苏联合作的满意和对今后国民党依赖苏联援助的重视，即使在其生命的最后时刻，也显露无遗。他在遗嘱中写道：“余致力国民革命凡四十年，其目的在求中国之自由平等。积四十年之经验，深知欲达此目的，必须唤起民众及联合世界上以平等待我之民族共同奋斗。”他甚至还专门留下了致苏联政府的遗书，内称：“我在此身患不治之症，我的心念，此时转向于你们，转向于我党及我国的将来。”“你们是自由的共和国大联合之首领。此自由的共和国大联合，是不朽的列宁遗产与被压迫民族的世界之真遗产。”“我遗下的是国民党。我希望国民党在完成其由帝国主义制度解放中国及其他被侵略国之历史的工作中，与你们合力共作。命运使我必须放下我未竟之业，移交于彼谨守国民党主义与教训而组织我真正同志之人。故我已嘱咐国民党进行民族革命运动之工作，俾中国可免帝国主义加诸中国的半殖民状况之羁缚。为达此项目的起见，我已命国民党长此继续与你们提携。我深信：你们政府亦必继续前此予我国之援助。”[1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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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节 苏联干涉与三二〇事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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孙中山的突然去世，使苏联方面加速中国革命进程的意图受到了意外的挫折。但是，由于冯玉祥及其国民军在北方的突然崛起，迅速激起了莫斯科直接援助冯玉祥控制北京政府的强烈愿望。十分明显，就苏联远东地区的安全而言，苏联这时最担心的敌人还是日本。由于在直、皖、奉几派军阀势力当中，直系与日本的关系最差，因此苏联方面曾极力试图与直系军阀吴佩孚达成妥协。不料吴对苏联并不买账，因此，莫斯科只好把全部希望都寄托在了孙中山的身上。因为，无论是奉系张作霖，还是皖系段祺瑞控制了北京政府，中国对苏政策都可能因屈服于日本的压力而变得强硬起来。在这种情况下，冯玉祥的北京兵变，让苏联驻华大使加拉罕看到了一线新的希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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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25年初，加拉罕通过中共北方领导人李大钊等，利用关系，首先开始做驻在河南的国民军第二军军长胡景翼的工作，并达成了相应的协议，胡同意苏联方面派军事顾问团到第二军进行工作。不料4月10日胡景翼突然去世，致使计划告吹。[20]好在这时，鲍罗廷也成功地与冯玉祥取得了联系，并使冯看到了与苏联合作的好处，表示愿意与苏联携手，并接受苏联的援助。这让加拉罕深受鼓舞。他在4月28日向准备派往冯玉祥部队的苏联军事顾问说明对冯策略时，明确肯定：“冯军为中国北方国民解放运动之柱石，应造成冯军之战斗力使之强固持久”。莫斯科得此消息后，当即拨出步枪18000支，机枪90挺，大炮24门及相当数量的弹药，并提供飞机10架等，经外蒙古之库伦迅速运送给驻张家口的冯军。而联共（布）中央政治局中国委员会更是多次讨论了进一步向冯玉祥的国民军提供2000多万卢布大规模援助计划的可能性。[21]其援助速度之快，力度之大，已明显超过了对孙中山和国民党的援助。这里面的原因很简单，就是加拉罕所说的：“盖奉张之胜利即守旧派之胜利，亦即帝国主义（尤以日本为最）之胜利，深足为苏联之危害。即不将奉张破坏，亦宜削弱之。此时奉张之重要敌人即系冯玉祥。”[2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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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25年10月10日，江浙军阀孙传芳联合皖、赣、苏、闽数省组成五省联军起兵反奉，直系军阀吴佩孚随即出山，通电受14省拥戴，就任讨贼联军总司令。南方各省讨奉军一时蜂起，为了乘势打垮亲日反苏的张作霖，苏联外交人员这时也四处活动。其代表不仅秘密与江浙军阀孙传芳等进行接洽，承诺为其提供军火，加拉罕还通过各种关系暗中疏通了奉系郭松龄的妻子，策反了这位在奉军颇有实力的年轻将军。如果冯玉祥这个时候能够登高一呼，起来夺取北京和直隶省，向张作霖开战，郭松龄乘机造反，应当不愁张作霖不倒。为此，在苏联外交人员的推动下，北京城里中共和国民党也掀起了阵阵群众示威狂澜，中共中央并且发出了“全国革命的民众，革命的国民党，革命的军人，其速起响应北京的暴动，推倒安福卖国政府，建立全国统一的国民政府，政权归诸人民”的号召。[2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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就在加拉罕等人在北京施展神通，广泛联合和组织反奉统一战线的时候，广州这边鲍罗廷也施展手段，利用孙中山去世后国民党群龙无首，右翼势力刺杀了左翼领袖廖仲恺的混乱局面，成功地排除了国民党内具有右倾倾向的实权派领袖许崇智和胡汉民，而把汪精卫和蒋介石推上了政治军事领袖的高位。随即，在1926年1月，以汪、蒋为核心，国民党召开了第二次代表大会。尽管，由于此前突然发生了近半国民党中央执委和监委齐集北京西山碧云寺孙中山灵前召开所谓“国民党一届四中全会”，要求开除共产党加入国民党之党员党籍，解除鲍罗廷顾问职务的严重事件，共产国际代表维经斯基和中共中央领导人陈独秀不得不主动提出把担任国民党中央委员的共产党员人数限制在三分之一的办法，来争取其他动摇的中委和监委不倒向“西山会议派”，但是，国民党二大之后，共产党人在国民党内的实权地位不仅没有减少，反而大大地增强了。除了在国民党中央执监委里共产党员占据着三分之一的席位以外，在国民党中央党部的8个部1个处里，中共党员则占据了77%的领导职务。而在国民革命军当中，共产党员已达百人之多，第一、二、三、四、六军各军的政治部主任，蒋介石第一军中3个师的党代表，和9个团里7个团的党代表都是共产党人。同时，苏联顾问这时是国民党几乎所有军事部门实际上的领导人，中共在广东还掌握了2000工人武装纠察队和6000农民自卫军，领导着大约10万有组织的工人和60万参加了农会的农民。可见，中共的力量仍旧对那些强烈地担心国民党未来命运的国民党人，是一个严重的威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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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过，严格说来，这个时候国民党的实权掌握在汪精卫和蒋介石两人的手中。汪对鲍罗廷言听计从，蒋在几乎所有苏联军事顾问的眼里，都是坚定的左派，并且是广州最革命的一分子。[24]因此，这个时候的广州国民党，理当不会发生严重问题。却不料，国民党二大刚刚开过不久，就发生了带有明显排斥苏联顾问和共产党员性质的三二〇事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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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二〇事变的直接原因有二。其一，是因为蒋介石这时的北伐主张受到了苏联顾问的坚决反对，造成了双方之间的对立。北伐是孙中山一贯的主张，也是完成孙中山遗愿的最主要的途径。但作为新成立的国民政府的北伐计划，最初是由前苏联军事总顾问加伦将军建议和主持制定的。早在1925年上半年，他就拟出初步计划，并分别提交给国民党中央和莫斯科。蒋这时已有了相当的军事资本，且在上升的势头上，雄心正大，因此对北伐由衷表示拥护，并很快拟订了一个全面的北伐计划书。[25]按照他的设想，1927年8月就应“克复武汉”。因此，从1926年1月初开始，他就在极力推动北伐的实行。无论在春酌演说中，还是在二大军事报告中，他都不遗余力地鼓吹北伐的必要性。对此，鲍罗廷最初也曾给予了相当的支持。但蒋无论如何想不到，1925年7月间，即在广州国民政府宣告成立，并正式编就国民革命军之际，他最为信赖的加伦将军奉调回国了。1926年1月，支持北伐，对他帮助最大的政治总顾问鲍罗廷也突然辞职回国了。接任军事总顾问不久，全面接替加伦和鲍罗廷工作的季山嘉竟然对北伐大加阻拦。显然，蒋介石并不了解，季山嘉的态度实际上是莫斯科的意见。是因为莫斯科正在全力策划反奉战争，担心广州国民党发动北伐，会使南方军阀腹背受敌，从而使反奉战争半途而废。因此，刚一听说国民党有北伐计划，共产国际东方部部长就明确告诉其在中国的代表称：“我们强烈谴责北伐。”[2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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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二，是熟悉蒋介石性格的鲍罗廷在国民党二大召开后即因季山嘉等人的排挤，被迫离开广州，回国述职去了。而季山嘉又是一个刚愎自用、相当自负的军人，不仅不把中国将军们放在眼里，而且对蒋介石也常常是语多讥讽。双方为北伐问题发生矛盾之后，沟通起来更加困难。而季山嘉依旧我行我素，不仅毫不在乎蒋介石的感受，而且时常大谈政治，声称中国军队若不加改造，即使军事胜利，也只能是造成新的军阀统治，并暗喻蒋可能成为中国的凯末尔。在这种情况下，季山嘉有意将蒋介石手下第一军中的第二师拉出去另立一军，自然不能不引起蒋介石怀疑季山嘉有夺其兵、削其权的企图。蒋以请辞国民革命军第一军军长、军委委员和广州卫戍司令等职，并要求前往苏联考察相要挟，也没有得到汪精卫的特别同情。相反，对于他要求辞退季山嘉的强硬提议，汪精卫则极力为季山嘉辩解。所有这一切都只能越来越加深蒋介石的怀疑与恐惧。当他意外得知共产党员的海军局长李之龙在没有得到他的命令的情况下，就将中山舰开往黄埔，马上就开始怀疑汪精卫和季山嘉有绑架他去苏联的阴谋。在反复犹豫之后，他最终选择了利用他所掌握的第一军发动政变的做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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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月20日凌晨，蒋介石突然指挥军队在广州全城实行戒严，逮捕了李之龙及国民革命军第一军中共党员约50人，包围了省港罢工委员会和东山苏联顾问寓所，收缴了工人纠察队和苏联顾问卫队的枪械，同时占领了中山舰。随后，蒋要求召开政治委员会，决议令季山嘉等人回国，撤换第一军中全部党代表。[27]对此，正好率领苏联方面的代表团来广州考察的联共（布）中央书记兼红军政治部主任布勃诺夫，认为苏联顾问包办太多，因此明确主张答应蒋介石的要求，撤换季山嘉。这样一来，汪精卫变得有口也说不清了，只好以生病为由，隐匿不出。而蒋介石也更便于利用其军事委员会主席的身份，推动召开了国民党二届二中全会，通过了由他起草的《整理党务案》，除明文规定共产党员担任国民党中央执委者不得超过三分之一以外，更进一步规定：共产党必须将加入国民党之党员名单交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会主席；非有最高级党部之许可不得别有政治关系之组织与行动；共产党员不得充任国民党中央机关之部长，不得批评孙中山及三民主义；国民党员未受准脱党之前不得加入中共；等等。[2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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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届二中全会的召开和《整理党务案》的通过，不仅使蒋介石发动的三二〇事变变得合法，而且使蒋蹿升为国民党头号军事政治强人，集各种权力于一身。蒋介石最大的收获则是，再没有人能够反对他进行北伐了。当然，这个时候，由于冯玉祥和郭松龄发动的反奉战争也已失败，张作霖的部队大举开进北京，重握权柄，莫斯科方面也不再会反对国民党的北伐了。但无论如何，在这样一种情况下展开北伐，至少不是莫斯科所希望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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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节 苏联顾问与北伐战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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严格说来，苏联并不反对国民党用军事手段来统一中国。事实上，还在1923年6月下旬，莫斯科就已经选派了第一批军事顾问来到中国。一年后，他们正式开始在新成立的黄埔军校担任军事教员的工作，从队列训练，到单兵教练，到战术和射击训练，顾问们都亲自演练和教授。而第二批军事顾问由巴甫洛夫将军率领，多达50多人，因此成立了军事顾问团，来华的政治顾问被陆续分派到广州政府去协助财政、民事等各部门进行工作，军事顾问则被直接派到各支军队里去。由于巴甫洛夫到后不久即溺水身亡，苏联方面1924年8月又派布留赫尔（即加伦）将军来华任军事总顾问。在军事顾问的指导下，黄埔军校及其随后组成的国民革命军，都按照苏联红军的方式，设立了党代表和政治部的机构。与此同时，根据他们的考察和推荐，国民党还选派部分有培养前途的军事和政工人才前往苏联的军事院校进一步深造。国民党第一支党军，即国民革命军第一军，就是在黄埔军校和苏联顾问的帮助下，建立和发展起来的。有了这支军队，孙中山和国民党就再也不必像过去那样，依赖于地方军阀了。不仅如此，在苏联顾问的帮助和指挥下，以黄埔军校学生军为主力的东征作战接连取得成功，国民党的势力范围更是很快从原来的广州一隅之地，逐渐扩大到广东和广西的大部分地区，两省的地方军阀反而都归依到国民党的旗帜之下，随着1925年夏天广州国民政府的成立，逐渐成为其领导下的国民革命军的一部分了。国民政府的北伐计划，就是在这种情况下由这个时候的苏联军事总顾问加伦将军建议和主持制订出来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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还在1925年9月，加伦就明确提出：“为国民革命运动着想，现在重新提出北伐和进军长江的主张，不仅是现实的，而且是必要的。”在他看来，“这次北伐于1926年下半年初即可开始。”他并为此提交了具体的北伐计划书，全面估计了北伐的可能性和胜利的把握性。按照他的计算：北伐军不仅能够顺利地进抵长江，占领汉口，而且“有可能向东扩展到上海”。总之，成功“无可争议”。[29]由此可知，随着蒋介石取得权力，北伐计划重新启动。1926年5月鲍罗廷和加伦又都先后回到广州，苏联顾问对北伐的态度自然又变得积极起来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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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26年7月9日，国民革命军的北伐行动正式开始。北伐军从军一级到师一级，几乎都派有苏联顾问协助指挥和严格贯彻加伦制订的作战计划。总顾问加伦不仅亲临前线，而且多次乘飞机飞到敌军阵地上空了解战场情况。而加伦依靠的则是一个全部由苏联军官和专业人员组成的参谋部，和既负责前线侦察，也直接参与轰炸敌军的由苏联飞行人员组成的飞行小组。[30]正是依照加伦所制订的作战计划，北伐军迅速夺取了湖南和湖北，进而占领了江西、福建和安徽的大部分地区。对此，蒋介石即使在转向反苏反共之后，亦始终念念不忘加伦在北伐战争中所表现出来的卓越指挥才能。[3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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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伐战争的胜利，还得益于冯玉祥的国民军的参与和支持，而冯也早在1925年就开始聘请苏联军事顾问帮助训练他的部下了。5月初，第一批苏联教官组就到了张家口，在国民军第一军工作。一个月后，另一组顾问被派到国民军第二军工作。鉴于冯玉祥的国民军将与奉系军阀展开决战，苏联政府甚至特别派遣在苏联国内战争中担任过西南战线司令员，有着突出战绩，战后就任苏联红军总参谋长的叶戈罗夫担任驻华武官，以便就近协助冯玉祥的国民军。尽管此举并没有能够使冯军取胜，苏联政府还是积极欢迎冯玉祥去莫斯科，并再度给予了冯玉祥大量的军事援助，从而使冯的国民军在一度崩溃后又迅速崛起。到1926年7月，苏联向国民军提供的步枪就有55857支，各种炮60门，机枪230挺，迫击炮18门，还有各种子弹炮弹数千万发。北伐战争开始后，苏联在10月间还向国民军提供了3500支步枪、1150万发子弹和3架飞机、10支火焰喷射器等。[32]正是在苏联的大力援助和在苏联顾问的全力帮助下，冯军随后从陕西进占河南，直接威胁奉系军阀所控制的河北和山东，并成为国民革命军最后完成北伐战争目标的一支重要辅助力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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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节 “五月指示”与国共分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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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伐在军事上的顺利进展，让莫斯科很快开始为国民党的军队大唱赞歌。《真理报》接连发表文章，称赞国民革命军“在组织方面和士兵群众的政治觉悟方面与中国军阀的武装截然不同”，甚至相信它“是一支优秀的、在群众中享有很高威望的”“真正的人民军队”。[33]斯大林也公开表示：如果说在欧洲，革命靠的是人民起义和暴动，那么在中国这已经不适用了。中国革命将靠军队取胜。因为，“在中国，和旧政府的军队对抗的，不是没有武装的人民，而是以革命军队为代表的武装的人民。在中国，是武装的革命反对武装的反革命。这是中国革命的特点之一和优点之一。”[3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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受到斯大林和联共（布）中央乐观情绪的影响，在1926年底召开的共产国际执委会第七次扩大会议向中共提出了更为激进的斗争任务。这就是，“中国共产党应该竭尽全力争取最终实现过渡到非资本主义发展轨道的这种革命”，即争取建立“无产阶级、农民和其他被剥削阶级的民主主义专政”，和“向非资本主义（社会主义）发展的过渡时期的反帝革命政府”。而为了吸引农民参加革命，应该支持其夺取农村政权，减少地租及捐税负担，没收军阀、地主、土豪、买办以及寺庙、教堂的土地收归国有。“共产党人应该参加广州政府，以便支持革命左翼反对右翼软弱和动摇政策的斗争”，保证土地国有化进程，撤除外国租界和“没收具有外国租让性质的大企业、矿山、银行”等。[3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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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27年2月底3月初，中共中央得到了共产国际执委会第七次扩大会议关于中国问题的决议案。在此之前，由于北伐进展过于迅速，各方面准备不足，但革命激情洋溢，导致广东及两湖地区先后出现了工农运动失控的情况。仅武汉一地，北伐军占领后两三个月里，就发生罢工150余起，各行各业的劳动者都急于摆脱贫困，提高生活待遇，出现了相互攀比，“工资加到骇人的程度，自动缩短工时每日四小时以下，随便逮捕人，组织法庭监狱，随便断绝交通，没收工厂店铺等”过激现象。[36]而湖南农民运动中，也开始出现了诸如戴高帽、吃大户，随便勒索钱财，捉人杀人，禁养猪鸭，阻运谷米牲畜，抗捐抗税，乃至于捣毁税局厘局，擅自截扣军粮等过度行为。再加上战争对生产和贸易的冲击，外国企业停工，银行被迫歇业，各大商业公司纷纷倒闭，中国厂家因工人频繁罢工和原材料严重短缺而无法维持，两湖地区日渐陷于生产瘫痪、市场萎缩、经济停滞和物价飞涨的局面。面对这种情况，中共中央这时正在努力“防止我们过于向左”，并设法限制无政府现象的发生，反对工农运动的过高要求。[37]然而，共产国际决议案的到来，使中共中央的态度发生重大转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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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共中央这时通过决议声称：我们过去有一个根本错误，就是在国民革命和无产阶级革命之间划了一道不可逾越的鸿沟，以为今天只能做国民革命，仿佛多做了一点便违反了革命铁律。现在知道，革命就必须超越这个限制，不仅要努力争取无产阶级的实际领导权，而且要“做到工人农民及其他被压迫阶级的民主独裁制，集中铁路、航业、矿山、大工业于国家机关支配之下，以行向社会主义。”[38]他们因此开始相信：“中国民族革命已到稳固时期，无产阶级已到夺取领导权的时期”，“中国工人确有力量，确可革命”，“可以担负世界革命的责任”，因此，中国革命必须“一气呵成”。[3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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