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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是，正当中国共产党人跃跃欲试地在上海“准备一个很大的防御的流血的牺牲”，以便同蒋介石领导的国民党新右派争夺领导权的时候，对中国革命局势的判断总是慢半拍的联共（布）中央，突然于3月下旬接连开始向中共中央的革命热情大泼冷水。他们接连致电提出：（1）不要用武力冲入租界，避免在上海发生类似汉口那样的租界事件，造成帝国主义联合干涉的危险；（2）注意利用国民党左右派之间的冲突，不要仓促出面与军队对抗，并且应当隐蔽发展以保护自己；（3）应实际准备武装组织，不要将武器交出去，但要准备在力量对比不利时将武器隐藏起来。[4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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斯大林这时正因为其中国政策的“右倾”受到托洛茨基、季诺维也夫等人的尖锐批评。蒋介石破裂与中共关系的危险，恰好为托洛茨基等人的批评提供了一个重要的口实。因此，斯大林这个时候既要高唱激进主张，又不能马上改变既定的政策。因此，他的解释和观点就是：“国民党是一种联盟，一种由右派、左派和共产党人组成的革命议会，如果我们拥有多数，右派又顺从我们，为什么要搞政变？为什么要驱逐右派？”“目前我们需要右派，他们中有领导军队进行反帝斗争的有才干的人。蒋介石可能并不同情革命，但他掌握着军队，正好可以作反帝斗争之用”。他在4月6日的一次演讲中留下了一句名言：“我们要充分利用他们，就像挤柠檬汁那样，挤干以后再扔掉”。[4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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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而，还没有等到中共方面做好准备，蒋介石等已经于4月12日凌晨找借口缴了上海总工会工人纠察队的武装。18日，以蒋为首的国民党人公开另立国民党中央和国民政府，与这时在武汉的国民党中央和国民政府分庭抗礼，进而还开始实施血腥的“清党”措施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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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一二事变的发生，和南京国民政府的建立，使在国民革命军占领下的广东、福建、广西、安徽、浙江、江苏，以及公开归附国民党的西南诸省，先后都站到了蒋介石南京国民党的一边，江西朱培德则夹在宁汉中间，两边摇摆。共产党及其影响下的左翼国民党人，实际上有效控制的区域，只剩下了湖北和湖南两省区。两省原本就因工农运动造成经济危机，外交关系紧张，如今航运及陆路均遭封锁，财政更加困难，统战关系，乃至军队和工农运动之间的关系，也愈发紧张起来。湖北夏斗寅部和湖南长沙许克祥部相继发动的武装叛乱，更进一步使武汉政府失去了对湖北部分地区，特别是湖南大部分地区的控制，从而更加凸显了武汉国民党地位的岌岌可危。再加上北京政府这时突然袭击了苏联大使馆，不仅捕杀了包括李大钊在内的一批共产党员和国民党员，而且查抄和很快公布了大批暴露出苏联大力援助国民党和冯玉祥国民军的秘密文件。此举对国民党人和冯玉祥都造成了很大的政治压力。武汉政府甚至解除了鲍罗廷的顾问职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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面对如此严重的局面，在武汉的鲍罗廷和中共中央主要领导人，不得不力谋妥协，以求缓和危险局势。然而，斯大林等却清楚地意识到破裂在所难免，为避免被托洛茨基等坐实“妥协”政策失败的口实，斯大林突然异乎寻常地要求中共采取更加激烈的彻底的革命方针。其随后发出的著名的“五月指示”，固然在形式上也肯定“必须同过火行为作斗争”，“不要触及军官和士兵的土地”，要对手工业者、商人和小地主做出让步，但是，它同时强硬提出：（1）坚决主张从下面实际占领土地，对此必须千方百计地加以促进；（2）从下层吸收新的工农领导人加入国民党中央，改变国民党目前的构成；（3）动员两万共产党员和两湖地区5万革命工农，组建自己的军队；（4）成立以著名国民党人和非共产党人为首的革命军事法庭，惩办反动军官。[4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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莫斯科“五月指示”并没有提出破裂的方针，甚至依旧坚称保持国共统一战线是必须的，这不能不严重地束缚了苏联顾问和中共中央的手脚。指示中的各点，或者因为向国民党中央提出即等于破裂，因而无法提出；或者因为在如此形势下短时期不可能实行，因而在实际上被中共中央束之高阁了。对此，来自莫斯科的共产国际代表团团长罗易实在心有不甘，他私下里擅自把莫斯科的来电拿去给武汉国民党领袖汪精卫看，希望能够取得汪精卫的谅解，然后渐次推行。作为一种讨价还价，汪精卫提出了1500万元的贷款要求。而莫斯科研究再三，却又不能接受汪精卫的要求，只同意提供200万卢布的援助。[43]这个时候笼络住武汉政府旗下的各军队的唯一办法，就要看能否拿到足够的金钱。既然莫斯科无法满足这一条件，汪精卫自然也无法按照莫斯科的意愿行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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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27年6月22日，武汉国民党人唯一还可以寄予期望的冯玉祥，公开转向了蒋介石南京国民党人一边，要求武汉国民党遣送鲍罗廷回国，并与共产党实行分离的政策。紧接着，湖南籍将领唐生智、何键等公开站到同情许克祥等人的一边，指责工农运动，并对武汉国民党中央继续容纳共产党人表示不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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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月8日，共产国际执委会终于意识到破裂的形势已不可逆转了。它因此明令共产党员不能再留在国民政府里面，必须退出政府以示抗议。但它同时仍旧要求乘乱排除国民党中央的权威，自下而上地自行召集国民党新一届代表大会，以根本夺取对国民党的领导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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面对这种情况，汪精卫不得不把莫斯科的“五月指示”在党内高层公开出来。其结果可想而知。7月15日，武汉国民党中央最终确定了“分共”的方针。国共两党党内合作的历史，就此画上了句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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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中国共产党宣言》，1920年11月，《“一大”前后——中国共产党第一次代表大会前后资料选编》，第4～5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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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中国共产党第一个纲领》，1921年7月；《中国共产党的第一次代表大会》，《中共中央文件选集》第1册，第3～5、557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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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马林与第一次国共合作》，第100～101、62、75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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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李大钊加入国民党时间，李云汉根据国民党公务部交际日记，断定为1922年2月上旬。但据李大钊自述，当为1922年孙中山在沪期间。因据马林笔记，李大钊8～9月间曾来上海参加讨论决定与国民党党内合作的杭州西湖会议，会后即有陈独秀等入党之事发生，故此判断李之入党当与陈独秀大约同时。参见李云汉《从容共到清党》，第157页；李大钊：《狱中自述》，《李大钊文集》（下），第890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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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马林记为“国民党改组委员会”。见马林《关于杭州会议后活动的报告》，1922年10月14日；《关于国共合作的笔记》，《马林与第一次国共合作》，第84、92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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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李云汉：《从容共到清党》，第135～136、138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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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 在25名中央执行委员中，谭平山、李大钊、于树德为中共党员；在17名候补委员中，沈定一、林祖涵、毛泽东、于方舟、瞿秋白、韩麟符、张国焘为中共党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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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 国民党一届一中全会决定设立一处八部，但调查部和军事部暂缓成立。秘书处及组织部部长谭平山，秘书杨匏安；农民部部长林祖涵，秘书彭湃；工人部秘书冯菊坡等为中共党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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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 中央执行委员会常务委员共三人，廖仲恺、戴季陶为国民党员，谭平山为中共党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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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 王健英编《中国共产党组织史资料汇编》，第2、8、17页。关于1924年5月扩大执委会时的数字，参见《中共中央文件选集》第1册，第256、262、266、275、277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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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 《中国共产党简明历史》，京师警察厅编译会编《苏联阴谋文证汇编》，转见沈云龙主编《近代中国史料丛刊三编》，第779、785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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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 《维经斯基关于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远东局的工作报告》，Tony Saich，The Origns of the First United Front in China，pp.864-86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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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3] 会议通过的《党内组织及宣传教育问题议决案》称国民党为“资产阶级性的民族主义和民主主义的政党”，而蔡和森在《中国共产党史的发展（提纲）》介绍此次会议时则称，会议“谓国民党是小资产阶级的政党”。见《中共中央文件选集》第1册，第230～233、237，243-244，253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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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4] 有关争论可参见1924年3～4月上海《民国日报》副刊施存统、李春蕃、沈玄庐等人的文章。并见李云汉《从容共到清党》，第300～301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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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5] 转见《瞿秋白致鲍罗廷信》，1924年4月5日，《瞿秋白文集》第2卷，第521～522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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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6] 《谢张两监察委员与鲍罗廷问答纪要》，1924年6月25日，孙武霞等编《共产国际与中国革命资料选辑（1919～1924）》，第310～312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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